從隋代開始首創的科舉，到唐朝開始盛行，其深層的原因還是統治者希望通過招募大量平民，來擺脫世族門閥對自己的控制。
結果很明顯，曆經數百年、幾十任皇帝的努力，最後還不如朱溫在黃河邊上快刀斬亂麻來得徹底。自此之後，從魏晉正式成型的門閥世族終于告一段落。
不過門閥作為封建社會既得利益集團的一種表現形式，是不會輕易消亡的。尤其是在宋代，它以另一種面目出現。并且經過宋代儒家文化的充分發酵，帶上了新的文化面具。
一、家譜
家譜對于我們來說耳熟能詳，這是一個家族曆史、人脈傳承最好的佐證。但大家可能不會意識到，其實在宋代之前平民家庭是普遍沒有家譜的，因為幾乎沒有設定的必要。
《三國演義》中漢獻帝通過皇家的族譜找到了劉皇叔，這是因為天下姓劉的多了，需要有一套材料證明皇室成員的身份，讓他們能夠享受皇家特權，以及盡到相應的義務。
同樣的理論也存在于世族門閥，他們所用的叫做譜牒。其作用與皇家族譜類似，是家族子弟選官，以及大族之間通婚的依據。長久以來有個脍炙人口的故事對此進行了說明。
唐高宗時期有個宰相叫薛元超，他一生有三大遺憾，其中之一就是沒有娶到“五姓之女”。所謂“五姓”就是“五姓七宗”，是唐朝時期的世族門閥。
由此可見，這些門閥玩得是封閉性，不會輕易與外姓通婚，是以需要譜牒的内容作為血統純正的依據。反觀當時的平民階層，如果家族也弄個譜牒則沒有實際意義。
有人會說：弄個族譜是為了追根溯源，為了祭祖。
那就更沒必要了，因為在宋朝之前老百姓是不能享受貴族祭祀制度的。《禮記》有明文規定：禮不下庶人！當時民間祭祀毫無固定章法，由此滋生了很多迷信和惡俗。
直到司馬光和朱熹等人将儒家禮儀和民俗習慣相融合，寫出了數部“教育訓練資料”，民間的祭祀才有章可循。
家譜的革命真正發生于宋仁宗時期。當時的宰相韓琦主動為自己家族修了家譜，這才開啟了新篇章。之後歐陽修和蘇洵跟風，算是徹底推動起來。
不過與歐陽家和蘇家相比，韓琦的家譜修的并不“考究”。
首先中唐之後戰亂頻發，很少有大家族能夠将家族資料完善儲存到北宋。韓琦直接将自己家族的先人追溯了八代，參考資料是個謎。要知道韓家可不屬于“五姓七宗”。
其次礙于當時韓琦的社會地位，很多士大夫主動為其家譜進行潤色加工，這就更讓真實性成謎了。
最後，也是最主要的。韓琦四歲的時候就成孤兒了，是被自己幾個哥哥養大的，而且生母還是個丫鬟出身，這在封建社會是個無法規避的痛。
是以修家譜更多是為了光宗耀祖，樹立自己的光輝形象，以激發後代的認同感和自豪感。
不過後來北宋大家族開始學習修家譜，并不都是出于韓琦的立場，也有一些社會原因。
比如當時宋朝百姓喜歡過小家庭，即使父母健在，兄弟們也是要分家單過的。一代、兩代還好說，如果到三、四代家族繁衍人數越來越多，如何認自家人呢？
家譜這時候就起到了作用，血脈稍遠的家族成員也可以找到聯系。不過這普遍都是大家族的動作，小門小戶不會費那個事。
二、經濟
均田制度的破壞讓政府失去了對國家土地的絕對控制，造成土地兼并問題日益嚴重。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來看，此時沒有絕對的地主和佃戶，大家可以依靠土地買賣随時完成身份的轉換，雖然這個轉換的難度有些大。
富豪大家有可能一夜成為赤貧，家業需要用心經營才能維持。為了保證财富可以持久保持，宋代開始形成“族産”的概念，即家族共有的産業。
當時的族産并不是工廠、公司，而是最基本的土地。族産土地分成三種，分别是墓田、義田和義學田。
墓田很好了解，就是安葬死去的家族成員，但不限于此，還有大片耕種的面積。隻不過墓田裡所産的收成都要用于家族祭祀之用。
義田就是救濟。族内的富人通過捐贈義田來救濟族内的窮人。這種做法讓很多人喜歡，一則有利于自己家族的發展，二則有利于彰顯自己在族内的聲望和地位。
義學田就是提供教育的物質基礎，這樣保證家族不斷出現做官的子弟，或者說成為“士”這一階層的人員，讓家族得以在精英階層延續下去。
除了以上介紹的“經濟制度”，宋代的士大夫們還緻力保護這套制度。
比如你想賣田賣地，那麼近鄰有優先購買權。因為近鄰多數都是家族成員，這樣保證了産業在家族内的流轉而不外洩。
如果賣的是墓田，則被視為不孝。迫于強大的輿論壓力，如果不到萬不得已是不能賣墓田的。真的到了買賣的地步，墓田也要優先賣給家族五服之内的親戚。
宋朝曾經發生過真實的案例。江西的黃家破敗之後被迫典賣自家墓田，購買者還是他的親家。但買賣被黃家同室宗親告上衙門。
最終這樁買賣被縣太爺裁定為非法交易。
三、最後
與宋之前相比，宋之後的門閥世族更隐蔽、更低調。為了維持自身的利益，宋代大儒們從文化、法治、民俗等多個角度進行滲透，讓一切看似順理成章。
尤其是科舉讓大批平民出身的學子有了進身社會上層的機會，打破了以前門閥的常态化壟斷，更是讓一些人以為門閥世族徹底消亡了。
其實蛋糕就這麼大，先分到蛋糕的人怎麼舍得讓給别人呢？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侃大山
參考資料：《家譜文化知識與編修技巧》、《韓琦傳》、《宋代士人家學、婚姻與詩文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