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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堅稱帝後,正常的王朝更改旗幟顔色,為何能幫助隋朝拉攏人心?

隋王朝的建立,結束了幾百年南北朝亂世的格局。中原大地上,自西晉末年匈奴人劉淵建立的第一個少數民族政權起,經過幾百年的動亂,重新出現了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國家。

隋朝建立伊始,萬象更新,楊堅不僅要做一個仁慈的帝王,更立志要超越以往任何一代帝王,成為萬民仰慕的聖主。是以,他當上皇帝伊始,就為建立立的大隋王朝起了一個年号——開皇。

楊堅稱帝後,正常的王朝更改旗幟顔色,為何能幫助隋朝拉攏人心?

之是以要起這麼個年号,既有楊堅的主觀想法,也有他的經曆所帶來的客觀結果。楊堅出生在佛寺,自幼就以大力金剛自诩,現在如願登上皇位,他更認為這是天命所歸,是以在楊堅看來,應該大力宣揚天命論。

根據《金光明經·正論品第十一》裡記載,楊堅以所謂"赤若之歲,黃屋馭時,土制水行,興廢毀立,佛日火乘,木運啟年,号以開皇"。

楊堅是虔誠的佛教徒,是以就采用上述記載中的"開皇"二字為新年号,主要就是取佛教之劫說。以今日視角來看,楊堅雖然虔誠信佛,但作為一代帝王,政治因素是其首要考慮的。後來隋炀帝楊廣即位後,曾經透露過楊堅對于新年号命名的政治動機,說"高祖受命之符,因問鬼神之事"。也就是說楊堅一輩子迷信鬼神,上台之前曾經得到道士的幫助,是以使用了一個源自佛教的年号,可謂一舉兩得,充分表現出利用宗教為政治服務的特點。

當然"開皇"這個年号除了楊堅的宗教情結和政治目的之外,也表現出了楊堅想要除舊布新、大治天下的宏偉抱負。從這個意義上說,楊堅接下來所做的一系列事情,奠定了中國後世的制度文化,并在許多方面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楊堅稱帝後,正常的王朝更改旗幟顔色,為何能幫助隋朝拉攏人心?

對一個新王朝而言,正朔與服色是代表政治傾向的标志。隋朝剛一建立,楊堅就召崔仲方和高颎,商讨确定正朔與服色事宜。崔仲方建議采用通行的五行相生理論,引用"晉為金行,後魏為水,周為木,皇家以火承木,得天之統"的說法,建議以赤色為主。

這個建議得到了楊堅的認可,于是,他在開皇元年(581年)六月正式下诏∶"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為火色,其郊及社廟,依服冕之儀,而朝會之服,旗幟犧牲,盡令尚赤,戎服以黃。"

依據傳統的五行學說,周為木行,在東方;木生火,是以隋為火行,在南方,屬夏季,色尚赤,而中央為土,色尚黃。隋朝兼采二者,旗幟犧牲,盡令尚赤。而君臣的服色則用黃色,是以後世的人稱隋朝帝王将相是"黃紋绫袍、烏紗帽、九環帶、烏皮六合靴。百官常服,同于走庶,皆着黃袍及衫,出入殿省"。

楊堅稱帝後,正常的王朝更改旗幟顔色,為何能幫助隋朝拉攏人心?

定下正朔和服色事宜後,盧贲又奏請改變北周的旗幟,建議創制青龍、驺虞、朱雀、玄武、千秋、萬歲之旗。而李德林則以為北周承襲北魏的車輿都不合古制,奏請楊堅盡皆廢除,楊堅準其所奏,隻保留了北魏太和年間儀曹令李韶所創制的五格。

經過一番大改動,建立立的大隋王朝總算是初具禮制,七月七日這一天,楊堅身着新制的黃袍,在大殿接受百官的朝賀。他放眼望去,君臣服飾一新,透露出洋洋喜氣,所有人都能感覺到改制背後所顯現的新王朝有種恢宏氣象。

通過服輿的改變,楊堅改變的是北周制度。北魏起源于東北嘎仙洞,走出深山後在漠北地區發迹起來,最終進入中原立國一百餘年,其制度建設一直着眼于鞏固鮮卑少數民族政權,必然參照胡制多一些,後來雖然經過孝文帝大力推行漢化改革,但是依舊保留大量的鮮卑習俗。

楊堅稱帝後,正常的王朝更改旗幟顔色,為何能幫助隋朝拉攏人心?

六鎮起義則是鮮卑習俗回潮的一個重要标志,特别是地處關隴地區的宇文氏政權,本身勢力弱小,需要借助鮮卑遺俗以籠絡人心,是以宇文家族政權一時間獨樹一幟,各種陋習泛濫于世,按照史料上的說法是"輿攆衣冠,甚多迂怪"。

是以楊堅建立隋朝後,要想樹立新王朝的形象,首先就要破除這些泛濫的胡俗,恢複傳統的漢族制度。當楊堅君臣脫下北周時代那種不倫不類的仿古衣冠,換上傳統的漢族服飾時,就已經宣告漢族文化會在未來的日子裡重新發揚光大。這也意味着兩百多年來長期壓抑在心頭上屈辱的漢族人,終于重新成了這個國家的主人,曆史确實已經走進一個嶄新的時代,而這一切都是通過楊堅和群臣這場簡短的朝會所完成的。是以隋朝在建立伊始,便赢得了人們的好感。

确立漢族人統治地位是楊堅改變服輿的一個重要目的,更重要的是,在改變服輿的背後,人們強烈地感受到新王朝不同于前代的立國原則,這就是楊堅所确立的"易周氏官儀,依漢、魏之舊"的基本國策。很明顯,恢複南北朝之前的中國漢族制度文化,是楊堅君臣上下的共識,旨在洗淨狹隘的民族政權的色彩,以争得舉世公認的正統地位,進而重新建構以漢族為主體的強大統一國家。

楊堅稱帝後,正常的王朝更改旗幟顔色,為何能幫助隋朝拉攏人心?

需要說明的是,楊堅制定的"依漢、魏之舊"政策并不是泥古不化的倒退。我們應該看到,經過數百年的社會分裂與變遷,漢魏制度不可能再完全恢複,也已不适應現實的政治需要。自從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南齊秘書丞王素北投孝文帝制定禮儀國典,将南北朝前期所繼承發展的漢、晉文物制度移植于北朝時,就已經和中原儲存的傳統文化融合并适應了北朝的社會政治發展。此後又經過大儒們的改定,才有了北齊的制度。

是以楊堅雖然高舉恢複漢制的大旗,但其實是取自北齊制度的樣闆,作為創新制度的出發點。如果從這個邏輯來分析,我們就不難明白楊堅煞費苦心的種種革建立制,落在實處的卻是"采用東齊之法"。顯然,恢複漢制的口号實際上既不是一味複古,也不是狹隘排外的漢族主義。楊堅很巧妙地平衡了理想與現實的關系,表現出了一代開國君主精明務實的領袖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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