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常年對匈奴用兵，戰果雖輝煌，但也導緻“海内虛耗，天下戶口減半”，國力消耗極大。
唐太宗也是一直在用兵，但既打出了“天可汗”的威名，又使國力持續上升。
這其中的差别何在呢？
差别點：超遠距離進軍
“不誤農時，不傷民本”，盡量減少對農業生産的破壞，減輕人民負擔，是古代進行戰争的重要原則。
漢武帝、唐太宗，都是有這個認識的。
在距離較近的作戰中，漢武帝、唐太宗都基本做到了這一點。
這裡的近距離，指的是今天的内蒙、甘肅、青海等地。
在這些地方作戰，“轉戰二千裡”是很常見的，嚴格意義上其實也是遠距離作戰的。但是，相比于漠北、今新疆等地區，這些地方距離确實近許多，進軍的成本也低很多。
漢武帝時期，衛青指揮的漠南之戰，霍去病指揮的河西之戰；唐太宗時期李靖讨滅東突厥、吐谷渾，都是幹淨利落，以比較小的代價就迅速取勝。
是以，其實，漢武帝早期、中期的用兵，戰果大，但并沒有影響正常的生産、生活秩序。
産生差距的地方，是在遠距離用兵，也就是對漠北及西域的用兵。
衛青、霍去病指揮的“漠北之戰”，戰果輝煌，但損兵萬餘，十四萬匹馬歸來不足三萬，消耗已經很大了。
到後期，李廣利等人的指揮下，漢軍屢屢大舉用兵，不但消耗巨大，而且敗多勝少。
同時，在西域方向，李廣利組織的征大宛之戰，更是使“天下奉其役連年”、“損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天下騷動”。
相比之下，唐太宗的超遠距離征伐則一如既往地保持了“低投入，高回報”的特點。
唐太宗啟用阿史那杜爾、執失思力、契必何力等番将，在不大量耗費中原财富的情況下擊垮薛延陀，平定了漠北。
侯君集等人萬裡遠征，雖然耗費不小，但風馳電掣，幹淨利落地高昌、龜茲等西域諸國，控制了天山南麓。
即便是未競全功的親征遼東之戰，也在用時不多，損耗不大的情況下收複了遼東州縣。
是以，拉開差距的，是後期的超遠距離用兵。
超遠距離用兵上的差異，既源于各自所面臨形勢的不同，也源于二帝用人、用兵上的不同。
形勢不同
雖然漢武帝也對東越、南越、西羌、北韓、西南夷用兵，但其一生的主要對手，是統一且處于鼎盛的匈奴。
大漢與匈奴，一旦翻臉，在分出高下之前，是沒有和平的。
漢武帝在進攻匈奴，匈奴也在進行報複性反攻。
衛青進行第一次漠南之戰，俘匈奴部衆1.5萬人，匈奴又出萬騎攻入代郡，擄走千餘人。霍去病進行“河西之戰”後，匈奴又發數萬騎兵攻入右北平、定襄，殺千餘人。
是以，第一次漠南之戰後，要立刻發起第二次漠南之戰，漠南之戰後要立刻發起河西之戰，河西之戰後，要立刻準備漠北之戰。
一旦你停下來，就是示弱，匈奴就會變本加厲，加大對你的進攻，殺掠人民。
漢武帝必須連續大舉用兵，在徹底打服對手前，沒有喘息之機。
相比之下，唐太宗面臨的形勢則要好一些。
東突厥、薛延陀、吐谷渾、高昌、龜茲、高句麗，雖然彼此有關系，但是一個個保持獨立的對手。
而且，就國力而言，這些勢力雖然名頭不小，但實力已過巅峰。
突厥在其鼎盛時，實力是不弱于當初匈奴的。
然而，到唐太宗時，東、西突厥已經分裂，東突厥又遭遇内部問題和自然災害，實力大損。
是以，一方面，唐太宗可以從容選擇作戰時機，一擊緻命，還可以利用對手們彼此之間的沖突，拉一個打一個，穩操勝券。
方略不同
縱橫捭阖，多找朋友，是古代進行戰争的重要原則。
漢武帝也曾作過這樣的考慮。
他先是派張骞去聯絡大月氏，試圖聯合起來一起進攻匈奴，後又與烏孫等國聯合，一同進攻匈奴。
然而，大月氏不願與匈奴作戰，烏孫雖盡力出兵但力量有限。
總體上，漢武帝君臣對外聯系上，或一廂情願（如聯絡大月氏），或停留在局部（如聯合烏孫），打擊匈奴，基本上靠的之漢軍自己的力量，“正面杠”。
這是難免的。
漢武帝君臣中，除張骞等人曾在匈奴生活較長時間外，其餘人對匈奴及草原的了解都極其有限。
他們不能深入了解草原特點，草原政權的特點。
相比之下，唐太宗君臣，對草原特點就了解極深了。
北朝、隋唐統治者，都與鮮卑有着密不可分的關系，大唐君臣，許多是漢化的鮮卑人，或者曾經鮮卑化的漢人，他們保留了許多草原特點，對草原民族的生活特點、社會結構、作戰特點都非常熟悉。
李唐統治者對草原就更為熟悉了。
早在李淵防禦突厥時，就曾模仿突厥人的特點操練軍隊。
李淵起兵後，又得到突厥人的幫助，李世民與突利可汗等人保持了良好的私人關系。
是以，他們可以更深層次地縱橫捭阖，分化、瓦解敵人。
打擊東突厥時，李世民先是分化颉利可汗與突利可汗，分化對手，又支援薛延陀等部，使漠北脫離東突厥控制，最後，又利用天寒地凍，東突厥陷入危機的機會，一舉滅敵。
打擊薛延陀時，又利用東突厥與薛延陀的沖突，讓東突厥在漠南抗拒薛延陀（減少中原負擔），後又利用各種手段削弱薛延陀在草原各部的權威，最後摧枯拉朽，聯合大量遊牧武裝，低成本輕易平定漠北。
打擊吐谷渾時，又利用羌人各部與吐谷渾統治者的沖突，分化吐谷渾，大大削弱吐谷渾的戰争潛力和回旋餘地，然後才用兵，轉戰二千裡，一舉讨滅。
一言概括，漢武帝的方略，是以中原人的辦法打擊遊牧民族；而李世民的方略，是以中原人+遊牧民族的方法，多種方式一起打擊對手。
用将不同
漢武帝前期的衛青、霍去病，唐太宗所用的李靖、李勣，都是史詩級名将。
然而，漢武帝後期，所用的李廣利等人，缺乏軍事才能和個人威望，是武帝後期用兵耗費巨大且敗多勝少的關鍵。
這是一個惡行循環的開始。
由于損耗大，大漢國力下降，帶來了戰鬥力的下降。
比如，由于馬匹的大量消耗，到漢武帝後期時，往往大量削減騎兵部隊代之以步兵。這不僅使漢軍機動力下降，且使後勤保障系統變得脆弱，喪失了主動。
如此，武帝後期，越是耗力進攻，效果越差，越是效果差，消耗就越大···
一直消耗到實在消耗不動，輪台罪己！
相比之下，李世民之下，李靖、李勣、李道宗、侯君集，契必何力等人，都保持了很高的軍事素養。
是以，唐太宗時期，指揮水準一如既往的高，即便出師不利，也很少出現全軍覆滅的情況，即便是如李廣、李陵這樣的某一路覆滅也很少發生。
這又是一個良性循環了。
軍隊損耗不大，是以，軍隊越打越有經驗。
另一方面，由于建功立業的機會大而戰死沙場的機會相對較小，是以，勇武之人踴躍投軍。
到唐太宗征高麗時，河北壯士踴躍參軍，薛仁貴就是此時投入唐軍的。
“千軍易得，一将難求。得良将者，兵強國昌”。正是這個道理。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唐太宗，也不是那麼完美。
唐太宗晚年，“東有遼海之軍，西有昆丘之役，士馬疲于甲胄，舟車倦于運輸”。
這些情況，雖與漢武帝的“海内虛耗，戶口減半”不可同日而語，但也說明，常年的多線作戰，仍然給生産、生活不可避免的帶來了幹擾。
總的來說，唐太宗用兵，對生産、生活的幹擾，總體上确實遠遠小于漢武帝。
造成這種差别的原因，既有客觀上的原因，如各自形勢不同，統治集團認知結構的不同，也有用将等方面的主觀原因。
雖然個人更推崇唐太宗君臣，但憑心而論，漢武帝、唐太宗，都是古代的傑出帝王，他們對曆史的貢獻都是值得尊敬的，不必非此即彼，貶一個捧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