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是一個讓人神往的時代，萬邦來朝的盛世，燦若星河的名士、遼闊壯美的疆域、昂然自信的心态，還有那汪洋恣肆的詩篇。
唐詩中有一個地名在唐詩中出現的頻率非常高，這就是揚州。如“十年一覺揚州夢，赢得青樓薄幸名。”，“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揚州能被唐朝詩人鐘愛，不是沒有原因的。揚州地處長江中下遊流域，風景秀美，氣候溫暖，人傑地靈。在唐代有一種說法，認為“揚一益二”，這個“揚”指的就是揚州。
揚州是一座有着悠久曆史的文化名城，是大禹治水後所分的天下九州之一。不過當時古九州之一的揚州，包括現在的江蘇省南部、安徽省大部、上海市、浙江省、江西省、福建省，現在的揚州則正是從唐代開始的。揚州（地級）所轄區域也較大，包括了現在的揚州市、泰州市、南通市、鹽城市南部，唐代的揚州發展是揚州曆史上的巅峰之一。
所謂“八方稱輻辏，五達如砥平。”描述的就是揚州經濟的繁榮。揚州能在唐代取得這樣的成就，和揚州的地理位置以及曆史大有關系。有關揚州城最早的建城記錄，還要追溯到吳王夫差所築的邗城。在吳王夫差築邗城的同時，也開挖了邗溝以南連長江，北接淮河。邗溝應該是我國有史料記載的第一條人工運河。到了西漢初年，漢高帝劉邦的侄子、吳王劉濞又開發了蘇北運河，發展鹽運，這些水利工程的建設都給後來揚州的經濟繁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隋炀帝楊廣為了溝通糟運，友善運輸，開鑿了利通古今的大運河。在當時，運河的開鑿導緻民不聊生，天下大亂，隋朝不久滅亡。但在客觀上，大運河的開通給揚州帶來了巨大的發展。隋炀帝在開挖大運河時，“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東街長平、汲郡，抵臨清關，度河，至灘儀、襄城，達于上洛，以置關防。”運河的開通使揚州在交通便利上獲利甚豐，經濟得到迅猛發展。隋炀帝還在運河兩岸遍植柳樹，到了唐朝，運河兩岸“夾岸分堤萬樹餘”，大面積的綠化除了形成了美麗的景觀外，還增加了揚州的空氣濕度，再加上溫暖的氣候條件，造就了揚州宜人的居住環境。
在唐朝恢複社會生産力的前期，揚州就已經是“多富商大賈，珠翠珍怪之産”的經濟中心。唐朝對江南地區的大力開發，南北物資交換量越來越大，涉及面也越來越廣。加上經濟中心不斷南移，大量人才湧向南方的中心城市之一揚州。在這種良性循環下，揚州各行各業飛速發展。後來更是“百貨所積”、“商賈如織”、“雄富冠天下”。彼時的揚州毫無疑問成為了當時東南第一大都會，東方四大商港之一，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安史之亂後，北方亂成一團，揚州成了全國最發達的工商業城市，經濟地位一度超越首都長安，為天下之冠。“天下之盛，揚為首”，也是“揚一益二”的由來。
“揚一益二”的益，指的是現在的成都。成都是兩漢時益州（省級）的治所，相當于省會，是以成都也稱益州。到了唐朝，揚州成為全國聞名的大都市，成都能與揚州比肩是有地理原因的。成都位于岷江平原，土壤肥沃，自都江偃修築之後，農業十分發達，交通的便利讓成都成為西南地區重要的物資集散地。成都可以說是中國西南部開發最早的地區之一，秦漢的成都經濟文化就十分發達，為全國六大都市之一，另五個是長安、洛陽、邯鄲、臨洮、宛。
在古代的農耕經濟下，戶口人數可以說是一個地方經濟的重要标志。四川盆地在隋朝末年的大動蕩中受到的波及較輕，這使得四川平原的人口和生産力得到最大程度的保全，自然成為大唐統一天下的重要後勤基地。成都文化繁榮，除了農業外，成都的絲綢業、手工業和商業也都十分發達，造紙和印刷發也高速發展。成都的“蜀繡”是全國三大名繡之一，蜀錦更是貢中的珍品。成都還是雕闆印刷術的發源地，到了唐代後期，全國大部分印刷品多出自成都，可見成都印刷業的高度發達。
成都坐擁天險，北有秦嶺、米倉山為阻，易守難攻。比如逢中原出現大亂時，唐朝皇帝一般會選擇逃入成都。最有名的當然是唐明皇李隆基，他還有個寶貝子孫唐僖宗李儇也避逃到成都。随着權力中心的轉移，經濟中心也跟着南移，唐朝中後期的成都成為全國的西南大都會。由于成都的經濟非常繁榮，人們就把益州（成都）和揚州相提并論，認為是全國最繁華的兩個城市。“揚州與成都号為天下繁侈，故稱揚、益。”，“今之推名鎮為天下第一都會，曰揚、曰益。”成都的繁榮同樣也吸引了大批文學家的到來，名人古迹數不勝數。岑參就戀戀于成都的繁華錦繡，寫下“言笑忘羁旅，還如在京城。”
揚州和成都的曆史非常輝煌，而新時代的這兩座城市依然擁有非常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