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蔣經國在他的回憶錄中曾說：“父親決定下野之後，非常痛苦，幾天食不甘味。”
事實的确如此，蔣介石在1949年的第一天釋出《新年文告》後，重新對重要人事作出調整，并任命陳誠為台灣省主席。
此時蔣介石的心境不難了解，他内心充滿了不甘，不能接受孫中山一手建立的中華民國就此葬送在自己手中，此情此景之下，蔣介石想起了自己和孫中山先生結緣的往事……
蔣介石當權
1922年，陳炯明叛變革命後，孫中山被困永豐艦，蔣介石聞訊馬上傳回護衛孫中山，最終使其脫險，并由此得到孫中山的賞識，孫中山專門為他題寫了“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條幅。
後來，孫中山采納蔣介石的建議建立了黃埔軍校，并任命蔣介石為黃埔軍校校長，此外還讓其出任粵軍參謀長，蔣介石的權利基礎由此建立起來。
黃埔軍校建立以後，蔣介石抓緊教育訓練幹部和新兵，很快便在軍事上站穩了腳跟，并在後來以極其罕見的升官速度成長。
孫中山去世後，随着國民政府的建立和國民黨權力的調整組合，在國民黨二大和二屆一中全會上，蔣介石成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此時，蔣介石已經成為僅次于汪精衛的人物。
随後，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和地位，蔣介石自導自演了一場“中山艦事件”，意在借此擠走蘇俄，打擊中共和汪精衛。
在這次事件中，疑心頗重的蔣介石解除了中山艦武裝，包圍廣州罷工委員會，拘捕了衆多共産黨員，還武裝包圍、搜查、監視東山蘇聯顧問的住宅及海軍局、制彈廠等。
蔣介石的行為引起了汪精衛的極大反感，可當時廣州市内并沒有能給予他軍事支援的實際力量，在這種腹背無援的背景下,汪精衛隻得妥協退讓。
事實上，從中山艦事件開始，蔣介石已經違背了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由此走上與我黨南轅北轍的道路。
攆走汪精衛、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南京國民政府在蔣介石的操縱下，于1927年4月18日成立，
從此開啟了國民黨在全國的執政時期
。
1928年，蔣介石将中國政府和國民黨的大權集于一身，張學良也對外宣布東北軍願意服從國民政府，蔣介石成為了中國政壇上名副其實的獨裁者。
蔣介石當政後，一黨專政和確定個人集權成為其内政外交政策的着眼點。為此，蔣介石在執政初期就公然對外宣稱，“甯可枉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
有資料顯示，到1932年為止，被國民黨殺害的共産黨人和革命群衆人數有百萬人之多。
一直到1937年抗日戰争全面爆發，蔣介石統治下的國民政府始終持狹隘的立場，堅持反共立場。其實由此便可看出，蔣介石所維護的是狹隘的個人利益，而并非人民的利益。
在艱苦的八年抗戰期間，國民黨軍隊奮戰在正面戰場，中國共産黨上司的八路軍、新四軍則挺進敵後，在發動廣大人民群衆開展遊擊戰争的同時，黨員、軍隊以及根據地面積均有所發展。
美國在太平洋戰争爆發後調整了對華政策，向中國提供了史無前例的高額借款，甚至沒有及時提出償還的條件和辦法，此時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南京政府為主要受益者。
有了國際社會的援助，國民黨軍隊的武器裝備事實上得到很大加強，除此以外，其在抗戰勝利後還接收了日軍留下的各種軍事裝備和經濟基礎設施。
重慶談判
此外，蔣介石的失敗還可以從一件事中看出端倪。
1945年8月28日下午，毛澤東、周恩來等人乘飛機來到重慶九龍坡機場。剛下飛機，毛澤東便發表了書面談話，向國内外人民說明了自己此行的目的。
此次的重慶之行，毛澤東是冒着極大的風險來赴蔣介石之邀的，他用幾句簡短的講話闡明了中國共産黨對目前時局的政治主張：
“目前最為迫切者，為保證國内和平，實施民主政治，鞏固國内團結。國内政治上軍事上存在的各項迫切問題，應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加以合了解決，以期實作全國之統一，建設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
抵達重慶當晚，毛澤東等人被安排居住在山洞林園蔣介石官邸。毛主席乘坐的汽車向山洞林園駛去，并落腳在群山環抱中的林園，高牆外戒備森嚴。
8月29日清晨，毛澤東早早起床到外面散步，不時張開雙臂伸展着身軀，就當他漫步在蜿蜒的林中小道時，與同樣早起的蔣介石打了個照面。
這是具有曆史意義的一次見面，他們沿着長滿青苔的石階拾級而上，走到一個圓石桌時坐了下來。
蔣介石對毛澤東說：“潤之先生，你怎麼起這麼早哇？我聽說你有晚上辦公的習慣，怎麼，來這裡不習慣？”
毛澤東搖搖頭，面帶微笑地說：“歲月就像流水，有句話說得好，叫做前三十年睡不醒，後三十年睡不着，不知道蔣委員長有沒有這個體會？”
毛澤東的話看似隻是十分尋常的感慨，可蔣介石卻從中感受到一股銳利的鋒芒，趕緊岔開了話題，說道：“嗯，潤之來到這天府之國的霧都，感覺如何呢？”
不等毛澤東說話，蔣介石接着又發表起了自己的感慨：“四川的土地肥沃得很哩，林森老先生以前對我說過，這裡的任何一塊土地，就算隻是插上一根龍頭拐杖，等到來年也能生根發芽，開花結果。老先生對這土地感情很深，死後就長眠在此間山水之中，前年政府将先生的梓棺從官邸大禮堂移入墓中，潤之如果有興趣，餘（我）可陪你去那裡看看……”
對此，毛澤東說：“
不敢有勞委員長大駕陪同，改日，我一定親自拜谒林主席之墓。林老先生在擔任國民政府主席期間，對日态度強硬，力主抗戰，深受國人愛戴。
”
毛澤東對林森是敬重的。雖然林森曾貴為元首，可他始終過着平民化的生活，衣着簡樸，飲食清淡，喜歡清靜簡約的住所，出行一般都是輕車簡從。
林森繼承了孫中山的遺志，将自己的畢生心血全部貢獻給了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
在對待抗日的态度上，林森始終和國家與人民站在一起，七七事變後，他号召“全民奮起，全力抵抗”；1941年12月9日，林森代表國民政府對日宣戰。
1943年8月1日，林森因車禍在重慶逝世，中共中央在發來的唁電中寫道：“上司抗戰，功在國家，溘聞逝世，痛悼同深！”
由此便可看出，毛澤東在贊揚林森為何受人尊敬和愛戴的同時，也使蔣介石對自己“消極抗日”不顧大局的做法感到理虧詞窮。
1945年8月29日下午，國共雙方開始正式會談，蔣介石在談判桌上擺出一副大家風度，對毛澤東說：“政府方面尚未提出具體方案，是為了表明政府對談判并無一點成見，願意聽取在中共方面的一切意見，希望中共本着精誠坦白之精神，提出自己的意見。”
毛澤東開門見山，誠懇說道：“我們到這兒來，一句話，是為了和平，中共希望通過這次談判，使内戰真正結束，實作永久的和平。”
就在這時，蔣介石打斷了毛澤東的話，說道：“中國沒有内戰”。
面對如此沒有說服力的話，毛澤東當即批駁道：“
要說在中國沒有内戰，蔣主席恐怕是自欺欺人吧！從‘九一八’事變後，國内就已經産生了和平建國的需要，我們表示了，但是沒有實作……抗戰八年，我們一再表示願意談判解決各種摩擦……
當着蔣介石的面，毛澤東曆數了十年内戰以及抗戰以來發生的各種事情，充分證明了内戰不但在中國存在，而且從未停止過。
面對這些被堆砌出來的鐵證，蔣介石啞口無言，并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腦筋深受刺激
”。
蔣介石此番邀請毛澤東到重慶談判并非真心，毛澤東也看出其“假和平真内戰”的圖謀，但始終沒有放棄謀求和平的可能。
在重慶的最後幾天時間，毛澤東又幾次和蔣介石會面。
談話間，蔣介石再次将自己擺在居高臨下的位置：“談判快要結束了，我心裡有幾句話很想對毛先生再說一遍，不然不吐不快啊！”
對此，毛澤東淡淡一笑，說道：“請蔣先生直言，我當洗耳恭聽。”
蔣介石說：“共産黨不要搞軍隊，如果你們專在政治上競争，那你們可以被接受。國共兩黨缺一不可，兩黨都有自己的缺點和特長，我們可以互相取長補短，隻要我們二人能合作，中國的問題就都好辦，十年之内，總要搞出個名堂，否則，對不起人民。”
顯然，蔣介石話裡有話，他想将共産黨的軍隊架空。
對此，毛澤東說道：“對解放區的努力應當承認和幫助，我贊成軍隊國家化，軍隊隻要為國防服務，黨則全力辦政治。”
國共第一次合作失敗已經給我黨留下了深刻的教訓，毛澤東當時就總結出“槍杆子中出政權”的英明結論。正因如此，他提出将所有軍隊國家化的建議。
毛澤東的建議是十分高明的，一方面表示共産黨可以不搞軍隊，但前提是國民黨上司的軍隊也要一樣，并提出軍隊國家化這一蔣介石從未想過的建議。
自己心裡的想法就這樣被人當面挑明，蔣介石見狀隻好再次轉移話題，總結了整個重慶談判：“這次沒有談好。”
與蔣介石不同，毛澤東則面帶笑容地說：“我看還是很有收獲的嘛，主要是方針，确定了和平建國的路線，我們對此完全擁護。”
蔣介石為何會失敗
1945年10月10日，國共兩黨簽署了《雙十協定》。不過，《雙十協定》公布還沒多久，在得到美國支援，做足充分準備之後，蔣介石就單方面撕毀了這份協定，向共産黨不宣而戰。
1946年6月，蔣介石向解放區全面進攻，全國性的内戰爆發。
可以說，此時的蔣介石有些膨脹，他曾這樣評價：“無論從哪一方面看，我們都占有絕對的優勢。無論是軍隊裝備、作戰技術或經驗，共軍都不如我們，至于像糧食彈藥這些軍需補給，我們也比共軍要豐富十倍。”
雖然有美國的大力扶持和援助，可自從内戰全面爆發以後，國民黨在戰場上逐漸由進攻、弱勢演變為敗勢、敗局。
對此，美國駐南京政府軍事顧問團團長巴達維曾這樣評價國民黨在戰場上的表現：
自從我來這裡起，他們沒有一次作戰失敗，是因為缺乏彈藥或裝備的。在我看來，這些軍事上的慘敗都可以歸因于世界上最糟糕的上司以及許多降低士氣的其他因素，這些因素導緻完全失去戰鬥意志。
對于這一點，即使蔣介石對自己的實力再樂觀，他也不得不承認。蔣介石曾埋怨道：“現在我們大多數軍人的腦筋真是在睡覺了。因為我們中國一切落後，人才貧乏，是以你們以微薄的才能擔負如此重大的責任。”
1948年8月，面臨自己在戰場上頻頻展現的頹勢，國民黨在南京召開了軍事檢讨會，蔣介石在會議講話中承認：“就整個局勢而言，我們确實處處牽制，着着失敗。不僅使得全國人民的心理動搖，軍隊将領信心喪失，士氣低落。而且中外人士對我們國軍諷刺污蔑，令人難以忍受。”
三大戰役之後，就在南京政府軍事潰敗的同時，其國統區内的财政經濟也陷入了總崩潰。
面對無限擴張的戰争開支所帶來的巨額赤字，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的壓力，南京政府隻能靠印鈔機來彌補，可這種方法并根本不能夠從源頭上解決問題。
1948年11月，此時的美國顧問團已經失去了指導國民黨軍隊戰鬥下去的信心，他們一緻得出結論：
在這種政治、軍事和經濟狀況不斷惡化的形勢下，不論美國給多少援助，都不可能挽救蔣政權，顧問團繼續留在中國已無濟于事。
同年12月，巴達維在給陸軍部的電報中寫道：“由于國民政府在長江以北的失敗所造成的恥辱與喪失面子，縱令時間容許，國民政府是否能取得必要的人民支援，以動員這一地區（華南）的充分人力，重建其軍隊，實屬極端令人懷疑之事。惟有無限制的美國援助，包括直接使用美國武裝部隊以阻止共軍南進的政策才能使國民政府在華南保持立足點，以反抗共軍的堅決推進，然而這種政策是我所最不主張的……國軍的完全失敗……是不可避免的。”
美國對蔣介石政府的援助不是無償的，是需要給予回報的，美國需要的是一個獨立統一，對美國親近友好的中國，但蔣介石似乎并不能讓他們的願望成真，相反，中國人民選擇了毛澤東。
其實，早在重慶談判期間，通過這段時間與毛澤東的接觸，在對對方有了更多的了解後，蔣介石那時心裡已經隐約意識到自己的威脅。
蔣介石曾對自己身邊的秘書陳布雷透露：“
毛澤東此人不可輕視，他嗜煙如命，據說每天都要抽一聽（50支），但他知道我不吸煙後，在同我談話期間絕不吸一支煙，這種決心和精神不可小視啊！
蔣介石退守台灣後，始終弄不明白，自己究竟為何在短短四年的時間内，就被實力本不如自己的共産黨打得一敗塗地。這個問題，蔣介石想了很久也沒能想明白。
後來，蔣介石将失敗的原因進行了分析總結，認為根本原因在于“主義不明、心志不堅以及黨内出現的所謂‘變本賣節’”。
然而，蔣介石始終想不通，不肯承認，同時又是最重要的一點是，他上司下的國民政府的統治是不得人心的。不過，蔣介石與毛澤東的交往并沒有因為他的退守台灣而終結。
後來，毛澤東曾對中央上司說過：“台灣是要胡适、陳誠還是蔣介石？我看，還是要蔣介石好。”
對此，毛澤東解釋說，從蔣介石退守台灣島所經曆的風波曲折中，不管他是出于哪一種政治動機和政治意識，在堅持“一個中國”，确認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立場上，他是一貫的。
在這一重大原則問題上，蔣介石與毛澤東有着強烈的共識，即使到了晚年，蔣介石仍舊多次公開反對“兩個中國”的主張。
得民心者得天下。曆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中國人民選擇了毛澤東，而蔣介石則被時代和人民抛棄，他的功過也自有後人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