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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禮儀之争,竟直接導緻了這一社會的巨大變遷,影響至今

正德十六年,即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駕崩,因朱厚照無子嗣,内閣首輔楊廷和根據“皇明祖訓”尋找皇位繼承人。

但是,明武宗唯一的親弟弟朱厚炜幼年夭折,于是,上推至明武宗父親明孝宗一輩,而明孝宗兩名兄長皆早逝無子嗣。隻剩下了四弟興王朱祐杬,雖然,他已經死了,但是,卻有二子,興王長子朱厚熙已死,遂以“兄終弟及”的原則,立次子朱厚熜為嗣,即:明世宗。

朱厚熜,明憲宗朱見深之孫,興獻王朱祐杬之子。明武宗正德十六年繼位,次年改年号為嘉靖。繼位之初,嘉靖帝革除先朝蠹政,使朝政為之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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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久卻與楊廷和等朝臣在議興獻王尊号的問題上,發生了禮議之争,是明朝曆史第二次小宗入大宗的事件。嘉靖四年,朝廷“大禮議”之争終于落下帷幕。年輕的嘉靖帝,赢得了這場不見血的朝堂争鬥,确立了嘉靖初年的政治格局。

所謂的小宗、大宗,天子之王位由嫡長子世襲,稱大宗;餘子對天子為小宗。諸侯之位亦由嫡長子世襲,在本國為大宗;餘子對諸侯為小宗。《禮記·大傳》:“别子為祖,繼别為宗,繼祢者為小宗。”孔穎達疏:“别子謂諸侯之庶子也......繼祢者為小宗,謂父之嫡子上繼于祢,諸兄弟宗之,謂之小宗。”

當然,上有所好,下必效之。不久,地方社會也是以刮起了一股祭祀祖先、追溯始祖的風氣,尤以廣東地區為甚。在廣東佛山的石頭村,現在還完整保留着一座大型宗族祠堂建築群落,這就是霍氏宗祠。建立之初,正是官員霍韬在“大禮議”之争中獲勝之後不久。

而關于地方社會變遷與國家禮儀變革之間的聯系,或許我們能從霍氏家廟中得到答案。

明代的禮儀之争,竟直接導緻了這一社會的巨大變遷,影響至今

弘治帝無子可繼承皇位,是以,最後本來隻是藩王之子的嘉靖帝,因緣際會之下擁有了整個天下。年輕的嘉靖帝,認為:自己隻是繼統而不是繼嗣,是以,自己的皇考應該是生父興獻王。而朝中大多數人則認為,嘉靖帝既然以藩王身份入繼大統,當然,應該認明孝宗弘治帝為宗,興獻王隻能是叔父。

從一定程度上來說,一般入繼大統應該是繼嗣又繼統的,否則,明孝宗豈不是斷後了嗎?是以,站在大臣的角度,他們是奉行了對先帝的“忠”。但是,站在年輕的嘉靖帝的立場,他有生父,而且,聖旨并未名言繼嗣,是以,他遵自己的生父為帝,也是符合人倫大孝的。

霍韬從一開始就支援嘉靖“繼統”,他直接上書嘉靖,奏折中提到:“按廷議陛下應該以孝宗為父,興獻王為叔。但是,這種舉動與古禮不合,與聖賢之道不通,與今日之事不順。”之後,才華橫溢的霍韬引經據典,詳細而全面地闡述了自己支援“繼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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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隻有繼統不繼嗣,嘉靖帝才可做到“于尊尊親親兩不悖矣”。嘉靖帝對此喜于言表,但是,群臣還是反對,初踏入帝國權力中心的年輕帝王,也無法獨斷專權,隻好作罷,霍韬也是以“病歸”。後來,嘉靖帝屢次召霍韬回朝,霍韬雖然辭謝了帝王。

但是,還是上書嘉靖,設身處地為這位帝王考慮,讓嘉靖帝十分感懷,大呼他為忠臣。從霍韬的這些行為來看,他的心中父子人倫是最為核心的道德标準和秩序規範,皇帝作為萬民之表率,理應遵守這些倫理規範。而在家鄉廣東,他也據此進行了一系列宗族建設和推廣教化的活動。

在大禮議中,嘉靖帝的勝利,給地方社會帶來的最為直覺顯著的影響,便是開始祭祀始祖。在此之前,民間隻被允許祭祀三代祖先。民間在獲得祭祀始祖的權利之後,“聯宗祭祖”的情況,開始慢慢出現,宗族組織也應運而生了。而霍韬家族修建大宗祠的舉動,便是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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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韬“聯宗祭祖”的直接原因是“父其父,母其母”的人倫大道,而除了親孝方面的考慮,宗族财産的管理顯然也是重要原因。而霍韬宗族設計的重要元素,就是“合爨共産”。作為官員,霍韬巧妙地利用摧毀淫祠的機會,吞并土地,積累原始财富,并且,以家族為機關迅速擴大财富。

至今,仍存于霍氏宗祠的碑文,詳細地記錄了當時霍氏家族的産業。我們不難發現,霍韬時期正是族産的開創時期。而且,這份族産的規模十分龐大,分布範圍廣泛,資金流水規模已達數千兩之巨。故而,霍韬利用正當或不正當的手段,為霍氏宗祠的興建,奠定了經濟基礎。

嘉靖五年,霍韬宣布家族此後進行“合爨”,宗族之人于宗祠共同進食,以此,強化宗族成員的共同認同感。除修建大宗祠外,霍韬還推行編修族譜,追溯先人創業之艱辛,要求子孫後代牢記祖先創業不易,加倍珍惜,希冀他們守住并且擴大家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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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霍韬積極興建地方社學,以達到教化地方百姓的效果。

我們在此回顧霍韬在“大禮議”中的直言和在地方興建宗族、學校的一系列活動,很明顯就會發現有一條主線貫穿其中。那就是:以霍韬為代表的中國士大夫,對于儒家綱常禮教的堅持。當時的嶺南地區,儒家倫理并不占優勢,民間鬼神之說橫行,是儒家士大夫們費盡心力地改變了這種局面。

修身齊家,是儒家士大夫最根本的道德規範,是以,從這一角度我們就不難了解,明朝禮儀變更與廣東社會變遷的關系:地方社會借用國家确立的禮儀規範和教化話語,以維持自身作為“文化資源和控産機構”的地緣組織;反過來,這種借用促進了國家對華南地區文化的大一統。

參考資料:

【《明實錄·世宗肅皇帝實錄》、《透視''大禮議''事件》、《明史·列傳八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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