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出土之後，當時學者研究發現商朝世系與史記中的幾乎一樣，由此學者們推斷史記中的夏朝世系大抵也是真實的。如果夏朝世系是真實的，而夏朝曆代帝王有名有姓，自然不難推斷夏朝已有比較系統的文字了。與此同時，甲骨文是一種成熟的、系統的文字，按照文字演化邏輯，之前必然還有一種“初熟文字”作為過渡，“初熟文字”存在時間應該涵蓋夏朝，是以夏朝使用的極有可能是“初熟文字”。
傳世文獻中提到，《易經》三部曲分别為夏朝《連山》、商朝《歸藏》、周朝《周易》，我們熟知的《尚書》本名為上古之書，内容涵蓋堯舜禹等，《左傳》中提到上古《三墳》等等。也就是說，古人認為夏朝已經“有策有典”，隻是這些夏朝典籍沒能傳承下來。
但無論是從甲骨文推斷夏朝情況，還是從文獻中記載的夏朝書籍來看，這些都不能作為“夏朝已有較為系統的文字”的确切證據，最直接的證據是像挖出甲骨文一樣從地下挖出夏朝文書，鐵證如山之下自然可以駁斥一切質疑。然而迄今發現的夏朝時段的遺址中，隻有一些零星的、是不是文字還存在争議的刻符，肯定談不上“夏朝有系統的文字”。那麼，夏朝真的沒有較為系統性的文字嗎？其實考古也發現了一些重要的證據。
在河南洛陽偃師，上個世紀考古發現二裡頭遺址，該遺址距今3800～3500年，起始時間為夏朝中期，結束于商代早期。在二裡頭遺址中，青銅爵是廣為人知的一種文物，其中乳釘紋青銅爵更是廣為人知，但這種青銅爵出土極少，大部分青銅爵造型見下圖。所謂“爵”，本身是一種盛酒的容器，古代每個人享受的規格都有規定，後來“爵”由容器更新為代表貴族特權地位的爵位。
二裡頭青銅爵胎體輕薄、制作粗糙、三足輕細，呈橢圓形器身，流長而狹，短尾，流口間多不設柱，整體造型比較簡潔。與之不同的是，商代中後期的青銅爵，演變為圓身、圓底，流口增高，多設一柱或二柱，柱身加長并向後移。也就是說，商代青銅技術比夏代的更先進，是以才能造出更為厚重的青銅爵；在造型上，夏代的比較簡潔，商代的比較複雜、圓潤。
藝術源于生活，文字是應社會需求而生，反映的是時代印記。是以，如果夏代已有使用文字的習慣，那麼夏代“爵”字應該會與上圖大緻相仿。
近年來，學者們在研究甲骨文時，驚奇地發現甲骨文中的“爵”字初始字形，竟然與夏代青銅爵或商朝早期青銅爵一樣，而與商朝中晚期的不太相同。甲骨文中的爵字（見下圖）最早字形，沒有在“流口”上設立柱子，整體造型也更像夏代的青銅爵。後期爵字字形與前期有一定差别，這是商代後人根據當時青銅爵的形狀作了一些加工。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杜金鵬指出：“商代甲骨文中有的爵字，所摹形制的爵，顯然應是二裡頭文化或至遲是二裡崗期商文化的爵，而在商代晚期已不可見。”也就是說，夏代造型的青銅爵，在商代中晚期之後已經不可見，但商代爵字卻是夏代或商代早期的器物造型。由此不難得到一個推論，爵字最遲出現于商代前期，最早出現時間應該是在夏代。
如果爵字始于夏朝，那麼無疑說明當時已有成熟的造字思維、造字方法，對夏朝中後期出現的青銅爵都創造文字來表達，對其他日常事物會不會給予造字表達？而一旦日常事物基本都有相應的文字表達，文字也就慢慢地有了系統性。（下圖，商代中晚期青銅爵）
由于爵字還有可能是商代早期創造的，不能百分百的肯定始于夏代，是以也就不能通過爵字來推斷夏朝文字狀況。不過，考古發現的一些夏朝時期的遺址，其遺址本身卻隐藏着夏朝文字的秘密，比如陽城與二裡頭遺址。
在河南鄭州登封市，考古發現一座上古遺址——陽城遺址（又稱王城崗古城），始建于4070年左右，處于龍山文化晚期。上個世紀，考古專家在此發現一座小型上古遺址，面積大約1萬平米，還出土了一些早期青銅器，學者考證古籍與地望認為此地就是大禹都城陽城，但問題非常明顯，陽城面積太小了，不太符合當時大禹的地位。本世紀初，專家在陽城遺址周圍再度調查時發現，原來在這座小城外面，還套着一座大城，總面積高達30萬平米，其中大城的城牆夯土呈黃色，土質純淨且堅硬，是逐層夯築而成，有一定的技術含量。學者們認為，小城是鲧之城，大城是大禹之城，是大禹治水之後所建的城池。
在河南洛陽偃師區，考古發現二裡頭遺址，面積不少于3平方公裡，是一座精心規劃、龐大有序、史無前例的王朝大都，遺址内發現有宮殿、居民區、制陶作坊、鑄銅作坊、窖穴、墓葬等規劃明确的各個功能區，還出土了大量青銅器、陶器等。關于二裡頭遺址，如今早已廣為人知，在此不再贅言，總之這座遺址彰顯的文明水準之高令人驚歎。
陽城遺址是夏朝早期都城，二裡頭是夏朝中晚期都城，這兩座古城極具代表性，兩者之間無論是規劃設計，還是築城技術、青銅技術等，二裡頭都遠比陽城遺址的先進，說明文明在發展進步。那麼，兩座古城是怎麼造出來的，裡面的青銅器等技術是如何積累的？文字之前，上古人類是采用口傳或結繩記事，以這兩種方式傳承時，能否造出規模龐大的古城等？顯然不太可能，隻有出現了較為系統的文字，讓知識與技術可以傳承積累下去後，才能造出如此恢弘的都城，造出造型越來越精美、技術越來越先進的青銅器等。
根據文獻記載與考古發現，夏族大約生活在如今鄭州周邊，而在這一區域考古發現過很多上古遺址，其中在夏代之前的遺址中，最有名的是賈湖遺址、雙愧樹遺址與高城遺址。
在鄭州南邊的漯河舞陽縣，考古發現距今7000年以上的賈湖遺址，出土了一批刻在龜甲上的賈湖刻符（見下圖），專家發現這些刻符在書寫工具、造字原理上與甲骨文有着驚人的相似性，“賈湖契刻的發現，為商代甲骨文的曆史源頭探索提供了可靠的證據”。在鄭州西北的洛陽鞏義，考古發現雙愧樹遺址，是中國農桑文明發展史上最早的代表，有着仰韶文化晚期最大的核心聚落群與當時唯一大型城址群，更還有“北鬥九星”等，這裡是一個上古河洛古國的都城，學者認為“中華5000年文明的源頭，目前來看，就在雙槐樹”。在鄭州之北的濮陽地區，考古發現高城遺址，學者對照文獻記載，認為可能是颛顼、帝舜的都城。總之，夏族生活的區域文明發達，傳承久遠，區域族群衆多、競争激烈，而夏族能在這一區域脫穎而出，并建立統治四百年的夏朝，可能不單單是武力強大，還有以文字為代表的文明的力量。
即便大禹之前，夏族沒有文字，但夏朝建立之後也應該使用文字了。甲骨文揭示，商朝始祖叫“契”，商契之父叫帝俊，也即帝舜或帝喾，是以大約在4000年前時商族人就已有了文字記載。如果沒有文字記載，商人焉知先祖之名？而在大禹之後、商湯之前，商族是夏族的臣子，那麼屬于當時文明中心、權力中心的夏族會沒有文字記載嗎？
綜上可見，盡管沒能發現夏朝系統文字的證據，但無論是考古佐證，還是文字演化邏輯，或者是文獻記載，一切都說明夏朝早已存在較為系統性的文字。
既然種種迹象表明夏朝已有文字，乃至已有文書，那麼為何找不到呢？其實，這可能與文字載體有關。甲骨文中的“典”字字形，就與我們熟知的竹書一樣，甲骨文中的“書”字字形，就是手抓毛筆的樣子，距今4000年前的石峁遺址與陶氏遺址中都有毛筆留下的痕迹，是以商朝早已開始用毛筆在竹簡上寫字，而夏代可能也是如此，隻是夏人沒有殷人那樣因祭祀的特殊需要而有在龜甲上刻字的習俗。由于時間久遠，夏商時期的竹書或許已經腐朽成泥，才導緻如今找不到夏朝文書的困境。是以，不是夏朝沒有文書，而可能是已經腐爛了，或者說還沒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