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發生後，由于叛軍蓄謀已久，一時叛軍處于上風，唐政府很快就組織兵力反攻，與此同時吐蕃、回纥甚至西域等地區紛紛遣使請求幫助朝廷讨伐安祿山，但為何又隻有回纥兵入唐參戰次數最多，戰功最高，影響最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唐有征調周邊民族軍隊作戰之先例。首先，唐前期國力強盛，為周邊民族所擁戴，經常征調周邊民族軍隊。如《舊唐書》中記載有“永徽二年，賀魯破北庭，诏将軍梁建方、契芯何力領兵二萬，取回纥五萬騎，大破賀魯，收複北庭。顯慶元年，賀魯又犯邊。“诏程知節、蘇定方、任雅相、蕭嗣業領兵并回纥大破賀魯于陰山，再破于金牙山，盡收所據之地，西遂至耶羅川....永徽六年，回鹘遣兵随蕭嗣業征讨高麗。”
在唐太宗永徽二年，西突厥汗國大将阿史那賀魯攻破北庭，唐朝就派大将梁建方、契芯何力率兵兩萬，借回纥騎兵五萬收複北庭，在顯慶元年阿史那賀魯又來侵犯，唐朝出動大兵與回纥兵在陰山大敗突厥并收其地，永徽六年，回鹘派兵随蕭嗣業征讨高麗。《新唐書》中也曾記載“武後時，突厥默啜方強，取鐵勒故地，故回纥與契必、思結、渾三部度碛，徙甘、涼間，然唐常取其壯騎佐赤水軍雲。”
而在安史之亂中，除了回纥，其他周邊部族也被征調參軍，《資治通鑒》中就記載到“上雖用朔方之衆，欲借兵于外夷以張軍勢，以豳王守禮之子承東為敦煌王，與仆固懷恩使于回纥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谕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人援，”肅宗雖然依靠朔方鎮的兵力平叛，但還想要借外夷的兵力以壯大威勢，于是就封王李守禮的兒子李承為敦煌王，與仆固懷恩一起去回纥借兵。又征發拔汗那的兵衆，并讓他轉告西域各國，許以重賞，讓他們跟随安西兵一起入援。
當時的回纥汗國還在漠北高原一帶，拔汗那位于現在吉爾吉斯斯坦費爾幹納盆地一帶，也就是西漢時的大宛國。《新唐書》中記載有“廣平郡王椒為天下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歹以朔方、安西、回纥、南蠻、大食兵讨安慶緒。”可見唐朝征調回纥，不過是循其正常，唐朝征調了四方番邦兵馬助其讨伐叛軍，甚至于包括了部分大食兵和南蠻兵。
再者，安史之亂中，唐軍連年激戰，軍馬損失巨大。僅相州一戰，“戰馬萬匹，惟存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而吐蕃盡陷河隴，隴右牧馬又淪于敵手，軍中騎兵必然不足。回纥自唐初即與唐室關系密切，加之回纥騎兵骁勇善戰，自然成為唐朝重點征兵的對象。
第二，唐肅宗急于收複兩京，以穩固其統治。肅宗雖為玄宗太子，卻是在馬嵬坡之變的亂局中上台的。來到靈武之後，先在群臣擁戴下繼承皇位，然後才得到玄宗的認可，這并不是正常的合法程式。而且當時唐王室諸王分節制之命，對肅宗鞏固皇位是巨大的障礙。唯有收複兩京，立不世之功，才能得天下認可以鞏固皇位。
王夫之在《讀通鑒論》評論，“肅宗急用回纥疾收長安者，以居功固位不能稍待也，蓋其時上皇在蜀，人心猶戴故君，諸王分節制之命，玄宗且無固志，永王磷已有琅邪東渡之雄心矣。肅宗若無疾複西京之大勳，孤處西隅，與天下縣隔，海岱、江淮、荊楚、三巴分峙而起，高材捷足，先收平賊之功，區區适長之名，未足以彈壓天下也。故唯恐功不速收，而日暮倒行，屈媚回纥，縱其蹂踐，但使奏效祟朝，奚遑他恤哉？決遣犜煌王以為質而受辱于虜帳，其情然也。”
可見，唐肅宗征回纥兵入援，是為了加快平叛戰争的程序，立功樹威，鞏固皇位，甚至不惜損害百姓利益。肅宗為了快速得到京師，就曾與回纥定約，攻克兩京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纥。回纥兵雖然不是平叛所必須，但畢竟骁勇善戰，對快速擊敗叛軍無疑是有利的。
第三，借兵回纥，亦可化解回纥對唐朝的巨大壓力。回纥在天寶年間消滅突厥，開拓疆土，東到室韋，西至金山，南控大漠，盡得古匈奴之地。裴羅可汗死後，磨延啜繼位，号稱葛勒可汗，剽悍善用兵，每年遣使者入朝。唐前期國力強盛，回纥不敢大肆南寇，與唐朝和平交往。安史之亂時期，唐朝抽調軍隊平叛，造成邊防空虛，便于周邊民族進攻。戰亂之初，回纥對唐朝内情尚不明了，顧未敢輕動。随着幾次入唐作戰，對唐朝的衰弱了然于胸，終于在史朝義蠱惑下南寇。
史載“比使者至，回纥已為朝義所，曰：唐薦有喪，國無主，且亂，請回纥人收府庫，其富不赀。可汗即引兵南，寶應元年八月也一一是時，回纥已逾三城，見州縣榛萊，烽障無守，有輕唐色。乃遣使北收單于府兵、倉庫，數以語淩靳清潭”。可以說，在唐朝與叛軍鹬蚌相争的情況下，回纥勢難雌伏，南下漁利已不可避免。從藥子昂與回纥可汗對進軍路線的讨論中，所謂“州縣虛乏難為供拟，恐可汗失望''，可以看出，如果不獲得可觀的經濟利益，回纥是不會主動合作的。
那麼，面對回纥的咄咄逼人，唐朝将如何應對呢？此時唐軍主力正與安史叛軍對峙在陝州、河陽一帶，而西北邊防精銳早已東歸戡亂，障塞空虛，實在已無力與回纥争衡。再者，由于唐朝撤西北精銳之軍以敵河朔，吐蕃趁虛而人，盡占河西隴右之地，離長安已是咫尺之遙。唐朝陷人了東據叛軍，西防吐蕃的不利态勢。所幸吐蕃與叛軍間隔遙遠，無法呼應。
但回纥則不同，它同時與唐、吐蕃、叛軍三方接壤，回纥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着全局。如果回纥助唐，則叛軍不足平，回纥助叛軍，則戰事綿延，難以預料。在這多事之秋，内憂外患，唐朝自然不會自樹強敵。最後，回纥為利而來，隻要能滿足其利益需求，完全可以化敵為友，轉害為利。唐朝既能借兵助剿，又能一定程度上控制回纥的行為，用政府的賞賜代替回纥自發的掠奪。雖然回纥的暴行不可能因為唐朝的厚賞而完全終止，但起碼在政治上争取了回纥，沒有讓這樣一個強大的遊牧國家走向唐朝的對立面。
從這個角度來說，兩害相權取其輕，唐朝的決策是正确也是無奈的。唐朝後期，延續了安史之亂中内憂外患的局面，故而厚結回纥的政策也被迫保留。隻要将唐對回纥的政策放到與吐蕃、國内叛鎮博弈的全局中去考量，就不難得出必須聯合回纥的結論，這與安史之亂中唐朝被迫借兵實為殊途同歸，都是不得已而為之。這就是唐朝被動接受回纥“借兵''的因素。
唐朝前期開疆拓土，聲威遠播，周邊民族尊唐朝皇帝為“天可汗''，回纥臣服于唐，唐朝占據主動地位。後期，唐朝迫于内外形勢，結好回纥，回纥傲慢驕肆，唐朝漸漸處于被動地位。唐朝與回纥關系的全過程，就是一個由主動到被動的變化，而這個大變化，正是通過安史之亂中的小變化來實作的。最初唐肅宗希望借回纥勁旅快速結束戰争，進而确立自己合法地位，但回纥也是以了解唐朝虛實，遂想趁唐室之危而南下侵擾，唐朝不得不繼續借兵而予以限制。
這一轉變過程正是唐朝和回纥關系大變化的樞紐和縮影。如果把唐朝借兵态度的轉變，放到唐與回纥整體關系中審視，就可以獲得更加清晰深刻的了解。對回纥而言，通過助兵平叛也能夠獲得經濟利益。當然回纥兵不是唐朝平叛的主力，但唐朝借回纥兵來平定叛亂，對于穩定軍心，推進平叛程序，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而回纥兵燒殺擄掠也給華北地區百姓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參考《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