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對待降将的方式就很有講究，三國時期的曹操面對呂布陣營的張遼，他采取了招降的方式，當然其中免不了關于對張遼的人格擔保，以及張遼本人的忠義。
而對待号稱“三國第一猛将”的呂布，曹操卻選擇下令将他缢死，曹操對待二人的做法如此大相徑庭，其中的因素就頗為複雜了。
而在解放戰争中，我軍對于曾經同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國軍，則盡顯了人道主義精神，不僅優待俘虜，而且根據對方将領“起義”、“投誠”和“投降”三種不同的主觀行為予以不同的待遇。
抗日戰争勝利後，全國人民處在一片沸騰之中，然而蔣介石并沒有讓群眾充分享受這種喜悅的心情，公然發動了内戰，這種不義之舉不但失去了民心，甚至讓很多其他國民黨将領立場發生了動搖。
由于在抗日戰争期間，兩黨是處于同一戰線共同抗日的，是以貿然把槍口對準同胞，很多國軍将領内心是沖突複雜的，是以在這期間，有很多起義、投誠和投降的部隊和将領，為我們黨最終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
但他們在戰時的表現，以及主觀意願上的不同，他們在解放戰争勝利後的待遇是不一樣的。那時我軍不僅優待俘虜，而且關于起義、投降、投降的定義，那時有專門規定和判定标準。
待遇最高的“起義”
其中，“起義”的主動性最高，因為“起義”是建立在理想信念基礎上的軍事行動，不受外部環境的影響，與戰場形勢無關。
由于起義的積極意義，我軍起義将領一般都有很高的待遇，通常我軍會保留“起義”部隊在原組織系統中的編制，起義将領也因為成為我軍“自己的一員”的保留在部隊中的級别和指揮權。
積極“起義”的将領和部隊，對于加快戰争勝利程序、減少兩軍傷亡具有重要意義，是以，給予他們優待是合理的。
例如在1949年長沙起義中的陳明仁，他原來的軍隊國民黨第一兵團的編制原封不動，隻是把名字改為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一兵團，陳明仁原來的指揮權和職位不變。1955年被授予上将軍銜，另外兩位被授予上将軍銜的起義将領是陶峙嶽和董其武。
相對被動的“投誠”
“投誠”雖然也是從敵軍陣營轉向我方陣營，但“投誠”相對于“起義”具有一定的被動性，在主觀意願上要偏低，是以“投誠”的待遇要低于“起義”。
“投誠”通常是在戰場上遇到不利條件，不能主動突圍時，為了不作出不必要的犧牲和抵抗，選擇了前往敵營歸降，從描述中可以看出，“投誠”雖然有一些積極因素在内，但基本上是基于客觀條件的被動選擇。
“起義”一般發生在戰前，而“投誠”則發生于兩軍交戰後，一個是基于自身立場，一個是基于客觀不利條件而做出的無奈選擇，這兩者有很大的差別。是以，與起義将領相比，他們的待遇也要差一些。
除了軍事将領，他們的部隊也會受到與“起義”部隊完全不同的處理，首先，原有的團制不能保留，而且官兵需要接受再教育，教育完成後，一部分士兵将分散到各作戰機關，其他部分士兵将原地分散，而且隻有少數軍官可以留在原部隊協助指揮官。
雖然待遇不如起義将領，但投誠将領在愛國思想上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可以通過接下來的作戰表現提升待遇，最高也可以做到副國級，他們雖然思想相對落後，但絕對不會被當作戰犯對待。
主觀意願消極的“投降”
“投降”與“投誠”相似，但一個是主動放下武器，一個是被動放下武器，投降基本上完全不具備主動性，是以它也是三種方式中待遇最低的。一般來說，“投降”通常發生在部隊彈藥耗盡，戰鬥力完全喪失時。
事實上，“投降”和“投降”有時很難判定，理論上講，“投誠”一般是在我軍軍事壓迫下主動放下武器，而“投降”則是在戰鬥到山窮水盡之時被動放下武器，但是，确實有一些将領和部隊一開始頑強抵抗，後來發現打不過，要求“投降”。
從某種意義上說，“投降”和在失敗中被俘沒什麼差別，但“投降”的将領也并不會受到懲罰，一般來說，他們最後還是會給予自由。
但是，由于“投降”的被動性最高，他們所在的部隊将不能再享受各種優待，其原有建制将被廢除，士兵隻能被當作戰俘對待，要麼當場解散，要麼接受教育改造後并入我軍。
其中包含杜聿明、文強、王耀武、黃維等，最早也要改造到1959年才能重返社會，被俘後，大部分國民黨将領配合改造，态度良好，獲得了提前釋放。但是也有例外，黃維、劉鎮湘等态度相對頑固的将領直到1975年才獲釋，但這仍然是少數。
小結：
同為戰争，卻有着義與不義之分，對于我國人民的抗日戰争，是絕對意義上的正義之戰，是以取得了這種勝利，正所謂是邪不壓正。
而蔣介石貿然發動的解放戰争，很顯然是違背大義的，是以有很多國軍将領不顧自身的立場，投入到了我黨我軍陣營。
而我黨對于敵方将領以不同行為方式歸降的劃分，是非常合理的，同為祖國同胞，同是抗日同盟，同樣是建設新中國的人才力量，我黨展現出了最大程度的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