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送給項英的派克筆

軍事博物館珍藏着一支埃德加·斯諾贈給項英的"派克"鋼筆。這是一支老式的"派克"鋼筆，長12.5厘米，暗紅色的塑膠質筆身鍍有金色的圈紋，已經有些變黑的金黃色筆頭上依稀可以看出"PARKERJUOFOLDPEN"字樣。這種老式的"派克"鋼筆現已存世不多，再加上其特殊的曆史價值便更顯其珍貴。

埃德加·斯諾，是美國着名記者和作家。1928年來到中國。曾作為《密勒氏評論報》的記者，沿着中國2000公裡鐵路沿線遍訪南北重鎮。後來，又擔任《芝加哥論壇報》的駐華記者。1936年6月至10月，他冒着生命危險，到中國西北的革命根據地進行實地采訪，并和毛澤東進行長時間的談話，收集了關于紅軍長征的第一手資料，為英美報刊寫了許多轟動一時的通訊報道，擴大了中國革命在國外的影響。1937年抗日戰争爆發後，他又多次撰文，頌揚八路軍、新四軍在對日作戰中所起的重要作用。1938年8月，根據周恩來的安排，他采訪了新四軍副軍長項英。

項英，1922年4月加入中國共産黨，是早期的勞工運動領袖和中國共産黨上司人，曾在湖北、上海等地長期從事勞工運動。在第二次國内革命戰争中，他先後擔任中央委員，中央常務委員，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代理書記兼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中革軍委副主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職。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後，他奉命留在中央根據地堅持鬥争，和陳毅等一起上司南方各根據地的紅軍和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三年遊擊戰争，儲存了革命武裝力量，并取得了一次次反"清剿"鬥争的勝利。抗日戰争爆發後，他和陳毅分赴各遊擊區，傳達黨中央關于國共合作、共同抗日以及部隊整編的訓示，将分散在南方八省的紅軍和遊擊隊編成新四軍，奔赴抗日戰場。在新四軍中，項英任副軍長，協助軍長葉挺率部在蘇南、蘇北、皖東等地，對日軍進行了猛烈的打擊，建立了根據地，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

在這次采訪中，項英向斯諾談了自己的身世和革命經曆，講述了中央紅軍長征之後，他和陳毅等一起上司部隊在三年遊擊戰争中，怎樣以鬥争求生存，并和大于自己數十倍的敵人周旋等等。這使斯諾對他由衷的敬佩，他認為紅軍和遊擊隊是一支"決死"的部隊，這樣的部隊才是中華民族的希望。采訪之後，為表示自己的敬佩之情，斯諾把自己從香港帶來的這支"派克"鋼筆送給了項英。對于作家和記者的斯諾來說，他認為沒有比筆更好的禮物了。

項英深信，斯諾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斯諾就是用他的一支筆，支援了中國的革命和抗戰。因而，他非常珍惜這支鋼筆，從1938年8月到1941年犧牲，他一直随身攜帶這支筆，就是用這支筆，不知草拟了多少檔案，寫了多少篇重要文章，如《新四軍一年來抗戰的經驗與教訓》、《論目前國内外情勢》、《本軍成立兩周年紀念感言》等，都是這期間的着名之作。

1941年1月，蔣介石調集兵力，在安徽泾縣茂林地區，伏擊北移的新四軍軍部及所屬部隊，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新四軍雖浴血奮戰，終因寡不敵衆，彈盡糧絕，遭受重大損失。之後，項英率周子昆等隐蔽在赤坑山蜜蜂洞，準備待機北渡，不幸于3月14日淩晨被叛徒殺害。

項英犧牲後，他的警衛員揮淚告别了項英的遺體，攜帶這支鋼筆，曆盡艱辛，突出了敵人的重圍，終于見到了新組建的新四軍第7師政委曾希聖。他們把副軍長項英犧牲的情況向曾希聖做了彙報，并移交了這支鋼筆。曾希聖把這支筆交給新四軍軍部的通信科長胡立教儲存。1943年，胡立教又把這支筆交給了軍部的機要秘書顧雪卿。新中國成立後，顧雪卿把珍藏多年的這支鋼筆送交到南京軍區幹部部。1959年，南京軍區又把這支鋼筆送到軍事博物館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