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是什麼：是過去傳到将來的回聲，是将來對過去的反映。——雨果
中國近代史上的将軍，很少有人能夠做到指揮大兵團作戰特别擅長的，這跟中國一直以來的戰略、戰術思維有關，
中國從古至今的将領都推崇出奇制勝，喜歡“分進合擊”，不管是多少人，都要分成幾路，在打仗的時候喜歡小股部分進行穿插，比如《亮劍》中李雲龍的打法，就是典型的這種，也正因為如此，在正面戰場上吃了很多虧。
這也跟編制有關系，晚清時期建立的北洋六鎮算是當時中國軍隊的巅峰水準，一鎮相當于一個師，人數在1.25萬人左右，但是直到清朝滅亡全國也隻搞出來14個，到民國時期一個混成旅就敢稱督軍，而且民國軍閥混戰次數雖然多，但是規模小，打得也不激烈，沒有見識過大場面。
再加上整個民國時期，中國的軍校教育落後，最後導緻的結果就是，缺乏擅長大兵團作戰的将領，這一點在抗日戰争的時候尤為凸顯。
全面抗戰爆發的時候，日本主要以師團為編制，一個甲級師團人數接近三萬，而中國的師大多數還停留在萬人左右，這就導緻指揮十分混亂，比如淞滬會戰第一階段，國軍投入的兵力多達60萬，然而在編制上卻是48個師，15個獨立旅，9個暫編旅以及各種編制的兵團。
相比之下，日本當時15萬人，隻有5個師團，1個旅團。
指揮起來，誰更協調，自然是高下立判，在淞滬會戰後期，國軍害怕被切斷退路，打算采取“轉進”的方式撤退，結果由于指揮不到位直接成了“潰逃”，淞滬戰場上打了幾個月傷亡不足20萬，一個“轉進”損失了10萬。
在此之後，國軍是一邊開進戰場一邊組建軍一級指揮機構，通常情況下是2-3個師組成一個軍，以此對抗日本一個師團。
當然，即使一個軍人數剛剛能夠與日本一個師團對标，但還是打不過，為此後續國軍積極組建集團軍，比較有意思的是，大概是日本為了跟國軍對标，主動放下身段，後期很少組建甲種師團，而是組建一些人數在一萬的乙種師團，丙種師團和混成旅團。
一句話由于國軍編制松散，十分缺乏大兵團作戰指揮将領，在抗戰期間吃了很大的虧。
在國軍将領中，能夠在大兵團作戰中得心應手的，頂多也就李宗仁、薛嶽、杜聿明三人。
在徐州會戰期間，李宗仁擔任第五戰區總司令，負責統籌國軍六十萬人與日寇對抗，整體上完成了作戰任務，尤其在台兒莊戰役中，更是重創日軍，開創中國全面抗戰之後正面戰場取得的最重大的勝利。
如果說李宗仁是抗戰初期的狠人，薛嶽則是抗戰中期凸顯出來的傑出将領，在其指揮的三次長沙會戰中，始終沒能讓日本人深入腹地，在第三次長沙會戰中，薛嶽調集21個軍與日本展開大兵團作戰，開創“天爐戰法”，給予日寇沉重的打擊，使得日寇始終沒有突破長沙一線。
除了李宗仁、薛嶽外，杜聿明算是國家将領中的後起之秀，作為黃埔畢業生，因為受到老蔣的信任而不斷提升，有一說一，杜聿明是有着一定的指揮能力的，不然也不會安排他前期指揮遼沈，然後就是淮海。
但是杜聿明最大的毛病就是太聽老蔣的話，沒有那種“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氣魄，老蔣仗着自己早年打過幾年仗，經常是亂指揮，搞得杜聿明也很沒有面子，總打敗仗。
相對于國軍将領來說，我軍将領優秀的不少，但是就軍事素養來說，大多都是行伍出身，還不如國軍将領，毛主席針對這種情況就以呂蒙做過例子說過：“呂蒙如不折節讀書，善用兵，能攻心，怎能充當東吳統帥？我們解放軍許多将士都是行伍出身的，不可不讀《呂蒙傳》”。
在抗戰時期，并沒有幾次戰役能夠稱得上是大兵團作戰，一直到解放戰争時期，才逐漸增多。
總體來說，主要就是林老總和粟裕，林老總指揮的遼沈戰役那叫一個精彩，看過電影《大決戰》的應該都有感觸，沒有看過，去看一看就清楚了。
粟裕在大兵團作戰中的指揮能力更是普遍承認的，在孟良崮戰役中，粟裕指揮9個縱隊和1個特種縱隊對國軍展開狙擊，圍殲國民黨最精銳的王牌部隊整編74師，沉重打擊了國軍整體作戰計劃。
相對于中國古代的傳統戰術思想，喜歡出奇制勝，而很少有雙方投入兵力上百萬的戰役，是以在作戰思想上一直落後，即使是現在的抗戰神劇中，也經常宣揚“取巧”取勝，其實這都是大規模戰争中所忌憚的。
在大規模戰争中，不能抱有僥幸心理，而是要抱着打大仗，打硬仗，連續長期作戰，這才是核心部分，其次才是戰略指揮與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