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曆史上從未有哪個時代像新冠時期那樣對科學傳播的需求如此之大、把它看得如此重要。去年歲末，Science（《科學》）雜志主編H. Holden Thorp撰寫社論提出，科學傳播沒有看起來那麼容易，不是每個科學家都能/應成為優秀的溝通者，研究者與公共媒體之間的關系有待重新塑造。
撰文 | H. Holden Thorp
在許多關于如何應對COVID-19大流行的錯誤傳達和誤解中，科學家們被要求更好地向公衆解釋他們的工作。在美國，奧巴馬總統的前科學顧問約翰·霍爾德倫（John Holdren）甚至呼籲讓每位科學家參與全國性的宣傳，成為訓練有素的溝通使者。從表面上看，這一切聽起來不錯。但是我們期望這些科學使者完成什麼？教育？倡導？還是改變行為呢？
多年來，對科學家進行媒體技能的教育訓練一直很流行。私人公司利用這一趨勢獲利。大學會定期為研究人員舉辦科學傳播研讨會和科學傳播學會議。此外，科學記者撰寫了關于如何向普通聽衆傳達複雜資訊的書籍。還可以做些什麼呢？
這不僅僅是将行話翻譯成通俗語言的問題。正如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凱瑟琳·霍爾·賈米森（Kathleen Hall Jamieson）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樣，關鍵是讓公衆意識到，科學是進展中的工作，是值得尊重的，不斷誠實地自我糾正的努力。此外，科學家需要對他們的聽衆有一定的了解，這樣能提高真正對話的機會。他們可能需要學習傾聽和懂得察言觀色，并為不同的聽衆準備不同的溝通方式。舉例來說，在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2014年的戒煙小貼士活動中，并沒有把重點放在展示吸煙為何危險的資料上，而是圍繞患有與吸煙相關疾病的患者的個人故事展開。它适應了人們的需求，而不是用資料讓他們暈頭轉向，這一原則的應用使戒煙取得了顯著的進步。了解這一點是一項需要專業知識的進階技能。
另外，并非每個科學家都願意從研究中抽出時間來為科學發聲。一名優秀研究人員的特質，例如專注于細節和對問題的高度關注，通常不會展現在公共舞台上。大多數科學家更願意通過細緻、可信的工作來說服他人。
我與世界上一些最優秀的科學傳播者一起工作，我看到他們努力地磨練自己的技藝。這是一種專業，也是一份全職工作，不是在研讨會裡就能學會的。最近，我與一位似乎成功身兼兩職的科學家進行了交談。Rebecca Schwarzlose是華盛頓大學醫學院頗有成就的神經科學家，她寫了一本關于神經圖譜的暢銷書《Brainscapes》。她成為科學家和傳播者的鍛煉并不容易。從麻省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後，Schwarzlose最初離開了實驗室，成為《認知科學趨勢》的編輯。在聽了她面向普通觀衆的一次演講後，我稱贊她所傳達的資訊清晰明了，并問她是否認為每一位科學家都能做到她所做的事情。她說道：“不，我不這麼認為。”她還補充道：“我認為我們應該針對的是找到方法為科學家提供工具來幫助他們進行交流，不一定是與普通觀衆交流，可以隻是在不同學科之間進行更廣泛的交流。”這聽起來不錯，但這與派一群傳播者前往全是氣候變化否認者的Kiwanis俱樂部是兩碼事。
在與Schwarzlose交談之後，我認為我們需要慎重看待每個科學家都可以輕松被訓練成為優秀溝通者的觀念。您經常可以聽到科學傳播課程該成為研究所學生教育訓練的必修部分。這并沒有什麼壞處，但要求某個人在上完一門課程後成為熟練的科學傳播者就像要求上過化學課程的人發掘一種新的化學反應。那些真正訓練有素，緻力于幫助公衆了解研究的科學傳播者應該得到他們隻專注于研究的同僚更多的尊重。正如Schwarzlose的故事所顯示的那樣，這不是任何人都能快速掌握的。也許更好的辦法是找出如何改善研究人員和這些公共傳播者之間的合作關系。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衆号“ScienceAAAS”，原題目為《《科學》主編社論 | 這并不像看起來的那麼容易》。
原文：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abn7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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