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似在你身上直捅了一刀
——陳集益印象記
文│池上
最早知道陳集益，是在2010年。那陣子，我正嘗試寫小說，沒事就在一些文學論壇上潛水。而“集益”這個名字，也就在那時進入了我的視線。我認識的人裡，名字有“智”、“康”，或“财”的，但“益”的卻隻此一個。集益，集益，集思廣益，想來倒頗有武俠裡的“無招勝有招”之感。
之後的兩年，我被夾裹在各種世俗瑣碎之中，停止了寫作，而“集益”這個名字終和其他作家一樣成了一個抽象而遙遠的符号，與我不甚相關。是以，當有一天，我同這個符号建立起了聯系，并與之暢談文學、生活，那種心緒的複雜程度，你可想而知。
2001年元旦陳集益回吳村等待過年，正在嘗試寫作
2006年陳集益準備恢複寫作，之前種種原因已停筆
當然，這些都是後話了。現在，容我将時間倒退，回到我和集益交流前。那時，我已經恢複了寫作。有次，在《浙江作家》的微信公衆号裡“見”到了他。照片裡，他蓄一頭長發，臉上露出一種羞澀得近乎純淨的笑容；另一張照片裡，他的頭發愈長了，随意披到了脖頸處，他拿筆專注的神情，竟有些“病态”的美感；而他剃着光頭的那張半身照，眼神中帶着不羁，仿佛能洞悉、刺穿一切，更讓我聯想到了古惑仔。倘若再進一步觀察，你還能覺察到這不羁中透露出了一絲困惑，對世人，對世界，乃至一切的一切，而這種本能而又執拗的不羁與思考，便構成了他小說中的原色。
2007年陳集益去魯院讀高研班前理了短發，剛寫完《野豬場》
《往事與投影》寫于2002年。小說通過少年的一雙眼睛，記錄下了一個家族發生的種種事件。密集的瘋狂、殺戮與死亡，使得整個作品呈現出一種殘忍、陰冷的氣質來，頗具餘華早期作品的神韻。後來由于生存問題停筆幾年後，陳集益才恢複了元氣。其中，《洪水、跳蚤》寫的是“我”的父親被一九七三年的一場洪水奪去了健康，從此他要和疾病鬥，和饑餓鬥，和村子裡的人鬥，然而，最最不堪的是，他還要和其他男人鬥——那些男人是他妻子的相好，妻子為了生存不得不與其他男人周旋以及睡覺。鬥争的結果毫無疑問是失敗的。父親在一次次地品嘗到身體和精神上的苦痛後，最終決定住到閣樓上去，他與老鼠、蝙蝠等生活在一起，隻為了“眼不見為淨”。可就連這樣的日子都是種奢侈，由于妻子的改嫁，他連名頭上那點僅存的尊嚴都被剝奪了，隻得假借與跳蚤比賽“絕食”，在妻子的新婚之日凄凄然地死去。
個人在自然、社會的洪流之中是如此地弱小，可憐，讀後不禁叫人長歎。小說裡，我最欣賞的是父親與跳蚤比賽“絕食”的那段。衆所周知，小說家手裡掌握着人物的生殺大權，掌握着各式各樣的死法，然而，人物究竟是死還是活，如果要死又該怎麼個死法，這其中又大有講究。小說中，父親的死被渲染上了一絲光亮——那隻透明的、被我反複檢視的藥瓶，還有那隻怎麼也死不了的、最後不知所蹤的跳蚤，為那個陰森森的閣樓、童年增添了一股童話的意味——但也恰恰是這抹亮色，使得父親的死更具有了悲壯的意味，而集益的那種作為小說家的直覺和想象能力便可見一斑了。
如果說集益的這兩篇小說偏寫實，那麼，他還有更多的小說則是将想象發揮到了極緻，寫實與幻想交叉進行，有時候，他也會将兩種寫法融合在一篇小說中，于是，現實的荒誕被放大了，無比清晰、赤裸地呈現了出來。
《野豬場》中，“我”和中學同學一開始打算靠養野豬發财，然而，天不遂人願，事情接踵而來：山上的野豬不肯配種，随後，承包山的主人牛化生中途歸來不讓他們養豬，好容易等到雜種豬出生、長大，它們卻頻頻下山惹事，甚至還将另一個合夥人陳德方咬成了重傷……總算，他們費了好大的勁将活豬運到省城，卻招緻了更大的麻煩：野豬的後代們因為受了驚吓，在城市裡到處逃竄，闖禍，而“我”和中學同學則是以锒铛入獄。集益像一個武林高手，在這篇小說裡布下了一個個“連環套”，每次眼見着夢想近了，又破滅了，小說是以顯得險象環生，往往以為快要寫不下去的地方，又一次展開，也就是在這種反複的推進中，小說顯得越發荒誕了。
同樣布下“連環套”的《吳村野人》中，既有對農村盲目開發旅遊進行的批判，更有對倫理問題展開的思考。“蠻娃”是“我伯母”被野人強暴後生下的怪胎，野人的後裔，但他還有一個身份——“我伯母”的兒子，陳集寶、陳集财的兄弟。且看這兩兄弟是怎麼對待他的吧。“蠻娃”在毫無利用價值的時候，他們素來以他為恥，從來沒有為他送過一次飯，做過一丁點事情；而當“蠻娃”成為了招攬遊客的“搖錢樹”時，他們并沒有是以而對他溫柔半分，恰恰相反，他們訓練他，叫他站軍姿、翻跟鬥，走鋼絲，接飛刀、跳火圈、耍火棍，甚至表演吃活雞。非人的生活使得蠻娃終于忍受不住，逃了出去，陳氏兄弟這才惶恐起來，而這惶恐無非也是怕這棵“搖錢樹”飛了，他們再也賺不到錢了。小說至此，不由地叫人感慨，手足尚且如此，更況乎他人？各自打着小算盤，想要發财的村民，一心想要提高政績的“我”的哥哥，和對“蠻娃”有着些許同情、但大多數時候隻能自保的“我”，合成了一幅吳村的衆生相。
在集益的筆下，鄉村不是舒緩的，溫情脈脈的，而是生猛的、血淋淋的，恰似在你身上直捅了一刀。而在他為數不多的城市題材的小說中，他更是将這一刀直指人物内心。
《恐怖症男人》的男主人公曾有一份體面的工作和幸福的家庭，因為工作受挫，他索性躲在家中儲藏間的木箱子裡，活活成了别人眼中的“鬼”。面對城市的重壓，個人是困頓的、孤苦的、不堪一擊的，正如集益自己所說：“對城市的感覺，是複雜的。我不喜歡城市，又待在城市。我想回到家鄉，也越來越難，因為種地比清貧的寫作還不如。我在不知不覺中成了一個‘漂泊者’。我生活在一個别人的城市裡，從來不曾感覺這個城市與我有關。”想來，《恐怖症男人》中的男主人公又何嘗不是集益精神世界的一個縮影？
有次，我因為事情龐雜，打字一下子說不清，便語音了過去。過了一會，手機響了。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集益的聲音，他的聲音是稚氣的，帶着點緊張，我甚至能感到手機那頭的他有點不大自然。後來我才知道，集益不喜社交，當然也不喜各種酒局，在北京這樣到處是圈子的地方，他更喜歡的是閉門不出諸如侍弄花花草草之類的事。是以，在他家的陽台上（當然是通過微信看到），擺放着各種盆盆罐罐，廢棄的廢油桶、塑膠瓶，裡頭栽種了薔薇、月季等植物。對于我這個植物盲來說，大概能認出的也就這兩種了，我從不養花草，理由是怕麻煩；我也不養寵物，因為害怕由此而引發的生離死别。我總是自以為是地規避生活中的各種不幸，但當我看到這個男人像個大男孩一般沉浸在自我營造的“自然世界”裡的時候，我又深感自己錯過了很多種幸福。
我還有一種想法，集益是否在和自然的相處中迸發出了靈感，進而寫出了《青蛙》《長翅膀的人》之類的變形之作？這當然是臆測。《青蛙》裡，“我”的表哥（即那隻青蛙）一言未發，可是他的出逃，被殺卻由“我”和其他的講述者全方位地記錄了下來。表哥為何會變成青蛙，小說交代得極為簡略（這一點和《恐怖症男人》驚人的相似）：我的表哥因為窮得養不活一家人，而在一個春暖花開的季節卷起褲腿，捉了足足十來斤青蛙到城裡去賣，結果表哥被警察抓住了，痛打了一頓，最後不知怎麼的，他們還強迫表哥吞下了一隻活蹦亂跳的青蛙。
關于這樣的交代是否顯得過于簡單，我們暫且不論。集益的一個訪談裡是這樣說的：“在我的童年，眼睜睜地看着一個人因為一件很小的事想不開，自殺或者發瘋，是經常的事。”我想，集益在眼睜睜看着那些人發生不幸的時候，年幼的他，小小的腦瓜裡一定也無數次地為他們的命運感到哀歎吧。那麼，再回過頭來看《青蛙》裡的這句話，我們也就可以探究到一種本質了：集益所要表達的“表哥”所遭受的痛苦不僅僅是肉體上的，更是精神上，這種精神上的被驚吓、被羞辱，連同他變成了青蛙後，妻子改嫁所帶來的男性尊嚴上的喪失合構成了他的悲劇。
《青蛙》中當然還影射了社會性的問題，那個導緻表哥變成青蛙的警察，将這起變形事件同社會生存環境緊密地結合了起來，最後這隻由人異化而成的青蛙在一次盲目的恐慌事件中，就被人打死、吃掉了。正如馬爾克斯在《芭樂飄香》中說的：“想象隻是粉飾現實的一種工具。但是，歸根結底，創作的源泉永遠是現實。”在集益的小說裡，《洪水、跳蚤》裡出現的特定時代的用語，《野豬場》裡借由“我”的口喊出的心聲：“呸！什麼勤勞什麼緻富？從來都是騙人的鬼話！我算是看透了，就今天像我們這樣的小赤佬要想靠自己的雙手過上富翁的日子，簡直就是癡人做夢！”在集益的筆下，現實主義的寫作也好，寓言式的幻想寫作也罷，都不過是一個殼，他借着一個個的殼完成了心靈的書寫，直面嚴峻的社會現實，反映出一個時代的症候。
還有一種有意思的現象是，盡管集益竭力書寫了一個個無比殘酷、黑暗的世界，可小說中的人物卻自覺地保持着一種逆來順受的姿态。《洪水、跳蚤》裡的父親忍受着病痛、妻子的改嫁，躲到閣樓上，最後絕食而死；《恐怖症男人》中，男主人公遭受了挫折，便躲到了箱子裡，過起了半人半鬼的生活；《吳村野人》中的“蠻娃”倒是實施了可怖的報複，但這種報複也是在長期的壓迫下一點一點累積才爆發出來的，須知“蠻娃”最初不過是想要逃離，苟活下去而已；而在《長翅膀的人》中，集益少有地給主人公設定了一個美滿的結局，“我”掙了錢，有了家庭，但即便如此，“我”也隻能将翅膀藏起來，渴望回歸那種自由自在，不需要遮掩的日子……
逃離和死亡組成了集益小說中人們對待苦難的一種方式。集益說，他是個悲觀主義者，我卻更願意将之解讀為他有一顆柔軟的心。因為柔軟，他才會潛意識裡用這樣一種方式去對待世界的不公，也因為柔軟，他小說中的人物隻是盡力保全自己，而非傷害他人。
寫到這裡，我突然想起了集益微信朋友圈裡的另一張照片。照片裡，他理了個短發，手裡抱着女兒，眼裡滿是慈愛。是的，集益就是這樣的人，他尖銳、犀利，同時又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溫柔與悲憫，這幾種形象沖突而又統一地融合在他的身上，使得他的小說兼具敏感和厚度。
2011年，集益因種種原因第二次停了筆，直到2014年，他才重新恢複了寫作。翻開集益的近作，《殺死它吧》同樣延續了其荒誕的風格，閱讀時，甚至很容易聯想到他的另一篇小說《野豬場》。相比《野豬場》，《殺死它吧》的切入口更小，集中地圍繞“我們家”和一頭叫“肥流油”的豬展開。
小說的結局并不出人意料，但其間父親回憶祖輩的那段話卻叫人印象深刻：“吳村人的祖先，人生最輝煌的時刻，就活在木筏之上、洪水之中。你爺爺他們戰險灘、鬥惡浪，都是水性好、膽子大、不怕死的人。是以他們到達碼頭舉着撐筏的竹竿上岸之後，不論在最昂貴的旅店，最大的賭場，都是尊貴的客人。因為他們腰間束着的是用命換來的錢，那是在大風大浪之中得來的，是以也就有理由大口地喝酒劃拳，大把地下注……”想想吧，為生活所迫的父親，在趕豬途中竟憶起了祖先們豪邁的生活，這簡直叫人驚歎，又為之啞然。而小說的結尾，“我”聽到水庫的深處響起了刺耳的聲音，擡頭看見了傳說中的柴油機船——“它就像天外來客，在很遠很遠的水面上，朝我徐徐而來”，又何嘗不是“我”對過去河流沒有被水庫阻斷前，那種自由自在的放筏生活的向往，以及對父親的一種回應？
集益的另一篇新作《人皮鼓》則融入了他之前的打工經曆。如果說，這些經曆在《吳村野人》裡是零碎的骨頭，而到了《人皮鼓》中則徹底地變成了血、肉。它們是如此飽滿、充沛，有好幾處，我看的時候幾乎就要吐出來（原諒我，那些殺人、剝皮的描寫若電影畫面一般，我實在沒法控制自己的生理反應）。我和集益講我的感受的時候，他一再地表示是不是吓到我了。事實上，對于此類暴力、血腥的文字（當然，前提是要寫得好），我總是一邊害怕着，一邊又期待着，或者還帶着些許激憤，《人皮鼓》帶給我的便是這種感覺。
集益說，這是他第一次這麼詳盡地寫下自己的打工經曆，這麼多年，他始終都不敢直面那段過往。在閱讀時，我仿佛看到他一次次地揭開自己傷疤，在鍵盤上一記一記地敲打下自己的文字。奧爾罕·帕慕克在他的諾貝爾受獎演說中提到：“對于一名作家，就是當一個作家經年累月地把自己關在房間裡磨練自己的技藝的時候——他是在創造一個世界——如果他是從解開自己的秘密傷口開始的話，不管他是否意識到了，他對人性賦予了最大的信任。”《人皮鼓》裡的男主人公痛恨這個時代的污濁、不公，而當他試圖改變自己的命運時，自己也不可避免地成為了自己所痛恨的那種人，他糾結、痛苦，但卻無法阻止自己繼續扭曲下去，小說也借此引向了對幽暗、複雜人性的更深層次的思考。
這麼說來，我似乎看到了集益的轉變方向。他就像一隻在空中飛翔的鳥，縱然踟蹰、迷茫過，但終究朝着地面俯沖下來了，而這嘗試又焉不是下一次高飛的開始呢？
在結束這篇文章前，我還想起了一件事。有次，我和集益聊天，大抵是說了許多生活上的苦痛。待問他時，他卻隻回了句：“我經曆的太多了，但和不能寫作相比，都算不了什麼。”那一瞬間，我被他的虔誠所打動了，亦深深地感到了羞愧。是的，集益和我一樣都有過兩次停筆，這中間所經曆的痛苦和不舍我又怎麼會不懂？那麼，我們還能做什麼？唯有寫下去，無論身處何時、何地，都拿起筆，堅定不移地寫下去！
摘自《西湖》2016年第8期
陳集益，1973年生，浙江金華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于魯迅文學院高研班學習寫作。主要作品《野豬場》《哭泣事件》《制造好人》《大地上的聲音》等，見于《人民文學》《花城》《十月》等刊物。曾獲2009浙江省青年文學之星、首屆東吳文學獎等。現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