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丢掉幻想，準備鬥争》說：胡适、傅斯年、錢穆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控制的知識分子。
1948年，國共勝負已見分曉，走與留開始擺在萬千中國人面前，而此時國民政府開始‘搶救平津學人運動’，搶救對象都是當時大名鼎鼎的知識分子。其中第一名就是胡适。
北大校長胡适——遠走海外
此時擔任北大校長的胡适正在積極籌備北大50周年校慶，在蔣介石一再催促下，胡适匆匆登上南下飛機，離開北平。胡适在給北大同仁信中說“絕不忘記北大”。南京的學人熱烈歡迎胡适，但風雨飄搖下的氣氛難掩悲怆，胡适掩泣到“乃一不名譽之逃兵”，他自責沒有将精力放到喚醒群眾上面。12月17日，也是胡适的生日，從不在家設宴的蔣介石宋美齡夫婦宴請胡适，另外也備了酒，蔣介石一生從不飲酒，算是破例。
蔣介石建議胡适去美國，一再确認“不讓你去争取什麼美援，就是讓你去美國看看”，一生都在與國民政府保持距離、甘做一名诤臣和诤友的胡适，以個人身份和他的美國背景訪美，實質上還是蔣介石在争取美國，但此時的杜魯門政府在馬歇爾的勸說下已經完全放棄了國民政府，因為馬歇爾看到了符合他意願的黃土高坡。
胡适到美國後，在回答美國記者時，他說自己永遠站在蔣介石一邊，願意用個人道義支援蔣介石政府。胡适積極拜訪美國政要，說服美國轉向，其中包括司徒雷登、艾森豪威爾的等，但是屬于蔣介石時代過去了，人們放棄了他。此時胡适拒絕了李宗仁和閻錫山組閣的邀請，始終支援蔣介石。
除了蔣介石争取外，中共也在争取胡适，并說胡适不走，可以繼續擔任北大校長和北平圖書館館長。據當時的北大學生季羨林回憶胡适的反應，胡适隻是淡淡的說“他們會要我嗎”，并有“面包與自由”的論斷。
南下的胡适暫住在南京雞鳴寺的中央研究院招待所。胡适的小老鄉胡其偉在他舅舅的帶領下，專程拜訪了胡适。據胡其偉回憶：談到二兒子思杜拒絕登機南來時，江冬秀紅了眼圈，胡适見狀說：“難過什麼，人各有志嘛，他會有後悔的日子的！”
胡适的語氣難掩生氣。但胡思杜成為胡适晚年的隐痛。胡适的學生輩兼摯友的何炳棣在他的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中有這樣的描述：當時，兩人見面，正聊得海闊天空，胡适忽然問他：你相信胡适的兒子在大陸會罵他的老子嗎？何炳棣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會。
胡适在美國一呆就是9年。1958年，在蔣介石邀請下，胡适回到台灣，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這是他的第二份學官，争取“國家學術十年計劃”，進而奠定台灣學術騰飛基礎，這是胡适的貢獻與功德。1962年在台灣去世。
史語所所長傅斯年——渡海赴台
離開，是傅斯年早就做出的決定。“早識當年路本歧”、擔任史語所所長的傅斯年，搬走了史語所的全部典藏和家當，他要為他曾預言出現的“文化荒漠”和“思想荒漠”留下東西，已備後人使用。史語所也是當時的中研院唯一完整搬台的機構。其他院所負責人全部選擇留守大陸，拒絕搬遷，比如社會所陶孟和、地質所李四光。
傅斯年也是“搶救平津學人運動”的總指揮，論人脈，論資曆，傅斯年遠在當時的朱家骅和杭立武之上。但是“搶救平津學人運動”以失敗而告終，來到南京的飛機都是空蕩蕩的機艙，多數學人拒絕南下。傅斯年難掩悲怆，傅斯年那極其強悍和霸道的個性，也是多數學人拒絕南下的一個原因。
對于傅斯年的勸離，大部分知識分子對問題的思考，不是政治性思維，他們基本上不會從政治上的“左”和“右”，來思考自己的命運和未來，他們就是一群純粹的讀書人，一心醉心學術和學問。不管誰走誰來，我隻管教我的書，也有做過壞的預測，不讓教書就紮在書齋或故紙堆中。這也是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的心态。
“中國士”的錢穆——南下香港
作為中國傳統派知識分子代表的錢穆，并沒有在學人的搶救名單上。但錢穆還是選擇離開。對于傳統派知識分子來說，近代最激烈的滄海桑田，不僅有亡天下的意味，也有亡文化的意味。
錢穆在《師友雜憶》中寫道：錢基成先生曾勸錢穆留下來，錢穆說“君治古文辭，看渡江文告，可有大度包容之意”，錢基成先生則沉默不語。
南下的錢穆，願以“朱舜水流亡日本傳播中國傳統文化”那樣，在當時的殖民地香港繼續傳播中華遠聖文化，他創辦中亞書院，一生桃李天下，餘英時、嚴耕望均出在其門下。他給學生說：不要忘記自己是中國人，不要忘記自己的文化，不要忘了中國。錢穆是國史四大家中唯一善終的一位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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