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隴集團”是一個在曆史課本當中鮮有談及，在人們講到隋唐兩個朝代曆史時，卻被頻頻提及的一個詞。
即便我們穿越到隋唐時期，也不會尋覓到這樣一個“集團”之所在。
如從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被後世稱為“盛唐時期”一般，“關隴集團”也是後世賦予的一個名号。
它是由史學家陳寅恪先生在對北魏、隋唐曆史進行闡述時提出來的，專指在當時關中地區崛起的一股新興勢力。
但它所具備的力量卻與“盛唐時期”一樣不可小觑。
三次改朝換代，北周取代西魏、隋朝取代北周、唐朝取代隋朝，均與它有關。
關隴集團因何建立
西晉晚期，五胡亂華，“五胡”即匈奴、羯、羌、氐、鮮卑，北魏便是鮮卑入主中原時建立的政權，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
然而蠢蠢欲動的遊牧民族卻不隻有這五個，還有北方草原上的柔然。鮮卑為遊牧民族最後一個崛起的“正統皇室”，自然被柔然所觊觎，都城在地理位置上又相鄰，因而備受其擾。
由此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設“六鎮”以抵禦，其中不乏當時的貴族階級，作為重用之臣，可謂是風光無量。
就是這“六鎮”的存在，為“關隴集團”的萌芽埋下了伏筆。
在提到“關隴集團”的形成原因之時，為他賦名的陳寅恪稱其為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施行的産物。
這樣把關隴集團形成的曆史原因僅僅說成是改換其士族門閥郡望而已，不免有些偏頗，僅為現象之間的因果關系。
曆史發展程序總有其必然性，真正讓“關隴集團”建立起來的是朝代更疊時，政策上的必然所需。宇文泰為“漢化”采取的“關中本位政策”如是，宇文泰本人亦如是。
對于内遷胡族來說，漢化就是“現代化”，這是曆史發展的大趨勢。
“漢化”的需求并非始于宇文泰，早在莊孝帝時期，他便選擇以南遷洛陽的方法，進行一次徹底的漢化改革，以便與中原門閥融合。
可這次遷都卻将北魏政權建立以來所有弊端暴露無遺，由于鮮卑族較為落後，入主中原後其貴族便将其舊士族同流合污，沾染上了驕奢淫逸的習氣，這使得北魏政權迅速“空殼化”。
随着莊孝帝改制的進行，門閥觀念迅速增強，内部沖突加劇，“魏宗室權伸之臣，競為豪侈”，北魏政權搖搖欲墜。
“孝莊帝遷都洛陽”更是嚴重影響了魏初在北方邊境置鎮戍守“六鎮”人的利益。
“或征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曾經的他們備受重視，類似于唐朝的節度使，六鎮首領手握兵權行政權，權力極大。
可遷都後，他們不再是“皇城根”下的重将，地位急劇下滑，而随之遷都的官員被厘定品，這種兩極分化促使了北方六鎮兵民起義，北魏政權幾經滅亡。
這時誕生出兩大勢力，一派以高歡為首領，一派以宇文泰為首領，二者在勢力上均拔得頭籌，最終在東西兩地重建政權。
孝武帝被高歡逼走，卻在宇文泰的擁護之下在長安建立西魏，高歡則擁立孝靜帝為王，史稱東魏。從此，便處于兩朝并存的境地。
宇文泰“創啟霸業，招攜以禮”使得在侯景之亂中備受齊梁腐朽統治困擾的席固、楊乾運、柳慶等人投奔于他。
與此同時，“朔方久已丘墟, 河北殆成灰燼”，高歡所踞的關東地區，已被爾朱氏的軍事摧殘毀于一旦，漸漸與宇文泰在勢力上拉開了差距。
關隴集團由此發展起來，擁有關中地區雄厚的經濟基礎，融合了代北、江南、關中的士族力量，形成了鮮卑族與漢族高度融合的政治集團。
關隴集團的特點
北魏因内部不夠團結造成的分崩離析猶在眼前，介于此，關隴集團在進行漢化改革時便有了一些突破。
就上文提到的“關中本位政策”來說，關隴集團并非是由它而産生，而是以它作為工具。
彼時，關中士族、代北士族若是還以民族比較高低，關隴集團定是無法完全穩定下來的。
宇文泰所倡導的漢化改姓制度，将郡姓、虜姓不分，胡族、漢族一體。賜漢族官員以胡姓，如楊忠賜姓普六如氏、王雄賜姓可頻氏，大大加強了關隴集團内部的團結。
此後，宇文泰又在兵制方面進行了改革，推出府兵制，又封八柱國十二位将軍來執掌軍政，關隴集團内部更是容納了二十個家族之多。
“賜姓”帶來的作用是深遠的，不僅打破了中原與胡人之間的民族界限，也有效緩解了門閥之争，社會階級的沖突。
并且，關隴集團更加重視對于功臣的褒獎，在韋挺士族有意輕視出身貧寒的有功之臣時，太宗決定不任其為宰相，還曾大罵山東士族“全無官宦人物”，稱其“販賣婚姻”。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一個政治集團能夠在動蕩年代紮根獲權，并且綿延百年之久，其制度上的優越性絕非尋常，往往超出了當下的曆史局限。
但其勢力的強大，也讓皇權的至高無上受到了威脅。在關隴集團的操盤之下，朝政的更疊，皇帝權力的轉換，成為了其囊中之物。
權傾朝野，主導改朝換代
宇文泰在世時，曆經了西魏四位皇帝。
與其說是皇帝，不如說是“傀儡”，毒殺了其中兩位後，在宇文泰即将離世時，将其位傳給了自己十五歲的兒子宇文覺。
宇文泰的侄子宇文護逼迫西魏末位皇帝退位，宇文覺繼位。而後，宇文護更是走上了自己叔叔的“老路”，毒殺皇帝，執掌皇帝實權。這時國号已被改為“周”，意味着北周政權從此姓“宇文”。
而後隋朝、唐朝兩代掌權者楊堅、李淵均是關隴集團中的一員，這導緻皇權與政治集團的利益密不可分，想要徹底擺脫利益集團的束縛并無可能。
同時，為了讓内部更加緊密，關隴集團内部大量通婚。李世民的母親為宇文泰的外孫女，李世民妻子為拓跋皇族後人，幾乎形成了巨大的親戚網絡，真正将婚姻販賣出去的不止是山東士族，更是皇權内部本身。
縱使“賜姓”能将關隴集團内部貴族牢牢捆綁在一起，但有些東西卻是在其創始者宇文泰去世後所不能延續的。
宇文泰之是以能夠在最初擁有掌權的機會，更多在于他本人是有“信徒”的，處在亂世之中，宇文泰對于衆人來說就像是救世的英雄，其威信力可以持續到他離世前。
而宇文泰的子孫後代則不具備這樣的權威性，連接配接貴族之間的紐帶大大減弱，其内部沖突也是暗潮湧動。
到了隋朝時期，其統治者開始“自廢武功”，隋炀帝被宇文化及殺死，而宇文化及本身并不是鮮卑人，他就是被“賜姓”中的一員。
可見，這時“賜姓”制度也保證不了關隴集團内部的安定團結。
“科舉制”的實行開始從“外圍”引進更多的人才，以此來幹擾關隴集團内部長期維持的獨大局面。
據記載，太宗時期的25位宰相當中，有18位并非是關隴集團内部成員，而是大力扶植山東等地的新興士族，可見關隴集團内部勢力已不足以對抗國家決，統治者清除政治集團勢力的決心也更甚。
李世民上台時，對于關隴集團重新開機重用，不過卻也僅僅啟用的是與自己共同攻打隋朝時的關隴内部人員，與曆朝曆代對于功臣的褒獎一般，他們所受到的優待與其功勞有關，而與其身份關系甚微。
唐高宗時期，更是對關隴集團殘餘勢力進行了強力打壓，最終以消亡告終，作為一個時代特定的産物，即便控制中國長達500多年，關隴集團終究也逃不過曆史的車輪。
關隴集團的局限性
關隴集團從興起到衰亡，與單一的個人成就關系不大，即便宇文泰頒布了諸多合理性政策，卻終究要看時代本身的需求，沒有宇文泰，還會有其他人站出來，作為上司者引導人們走向曆史的下一個階段，所謂“時勢造英雄”就是這個道理。
關隴集團的衰敗同樣道理，作為一個綿延數百年的政治集團，最終退出曆史舞台并不能算“失敗”。
在王朝開始脫離“鮮卑人執政”這一特殊的曆史背景後，其所要面對的問題也随之而改變，其産物“關隴集團”，也在完成“漢化”這一主要曆史職責後，對其所處的時代漸漸從利好轉變為“負擔”。
當權者在依靠關隴集團擁有皇位後，便将其視為眼中釘，促使一代代皇帝不斷剝離關隴集團的權勢，促使關隴集團一步步走向滅亡。
在封建社會，想要淩駕于皇權至上建立政治集團，均是不會長久，在這一點上來看，關隴集團已然算是獲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