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強世功｜北京大學法學院
【導讀】2022年1月1日，世界上最大的自貿區《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開始生效，有望取消15個成員國超90%的貿易關稅，并将加強中日韓三國經貿關系。對此，美國有輿論認為，這無疑會影響美國的亞太布局，危及美國在太平洋的經貿“掌控權”。
本文着眼于宏大的曆史視野和理論分析，指出目前流行于全球話語中的貿易與人權議題，折射出中美兩種截然不同的國際秩序構想。在本文的上篇中，作者分析了美國如何在二戰後塑造了以第一代“自由”人權理論為體、以第二代“平等”人權理論為用的隐蔽的世界帝國體系。。本文的下篇從美國的貿易政策切入，進一步解讀美國如何通過人權話語的交替使用，來建構世界經貿體系。
作為兩種人權理念妥協的産物，美國主導形成了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這樣的多邊談判機制，将不同經濟制度、不同發展階段、不同意識形态的國家都納入關稅和貿易問題的談判中。這一機制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廣大後發國家對大英帝國時代以來“自由貿易”體系的不平等性的批判，以及由此産生的對“公平貿易”的訴求，相對更為溫和，但其本質上展現了資本主義利潤榨取邏輯的變化：與大英帝國不同，美國的“公司資本主義”，通過跨國公司整合全球商業網絡，形成了更強的經濟壟斷和技術壟斷。在這樣的背景下，後發國家的“公平貿易”主張，反而在GATT架構下淪為美國打擊競争對手而采取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公平貿易”成為美國要求其他國家開放市場并采取“自由貿易”的代名詞。而美國在不同處境中可以随意切換“自由貿易”或“公平貿易”作為其正當性理由。“自由貿易”和“公平貿易”成為了美國建構世界帝國中兩股既敵對又配合的力量，而美國之是以能在其中自由切換，就在于它擁有超越國際法的“絕對主權”，可以将其國内法淩駕于國際法之上。
正是從世界帝國體系的角度觀察，我們才能了解辛亥革命以來中國争取民族獨立解放鬥争中兩條道路的選擇及其命運。作者認為，這裡的關鍵不在于中國是否要加入世界體系，而是以什麼樣的身份和地位加入這個體系。與蘇東失敗轉型不同，中國轉型之是以成功，正是因為沒有以一種投降姿态徹底抛棄第二代人權理論，而是形成了以第二代人權理論為“體”、第一代人權理論為“用”的新模式。與亞當·斯密式的英國模式、由盧梭“公意”發展到極緻的斯大林模式、在兩種人權理論之間保持平衡的歐盟模式、自由為體與平等為用的美國模式等前四種模式不同，中國崛起恰恰是要在第二代人權理論的基礎上，通過國際社會協商對話和區域整合，解決世界帝國衰敗帶來的治理難題，推動下一波全球化，共建“天下一家”，共享“天下大同”。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6期90-103頁，原題為《貿易與人權（下）—— 世界帝國背景下的中美競争》，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強世功｜貿易與人權 (下) ——世界帝國背景下的中美競争
▍ 關貿總協定：兩種人權理念之間的妥協
美國通過“民族自決”和“門戶開放”在第一代人權與第二代人權之間形成了體用結合的内在機制，利用兩次世界大戰的機會推動美國繼承了大英帝國的世界帝國衣缽，并将其推進到“無形帝國”的新階段。“二戰”後形成的政治領域中的聯合國體系和經濟領域中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是這兩種人權理論的産物。[1]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設計中，美國的首要目标是摧毀大英帝國的帝國特惠制造成的全球貿易分割，利用美國戰後主導全球經濟的有利時機，要求歐洲和亞洲必須采取貿易和投資自由的“門戶開放”政策，以便美國獲得整個世界的資源和市場，重建自由貿易的世界帝國，實作保羅·肯尼迪所說的“美國治下的和平”。事實上，當大英帝國從自由貿易轉向帝國特惠制時，美國正自羅斯福新政開始從重商主義轉向自由貿易政策，這種政策變化恰恰反映了帝國實力此消彼長的變化。
大英帝國是在“心不在焉”的狀态下自然成長為世界帝國的，而美國從建國開始就系統研究大英帝國的成敗教訓，通過精心籌劃和設計來建構世界帝國。是以，不同于大英帝國自發形成的以産業和金融為中心推動自由貿易，并由此形成自由調節國際收支平衡的經濟體系，美國在“二戰”後對于建構世界帝國有一整套系統的籌劃，經濟上的關鍵就在于如何汲取各國采取重商主義政策導緻西方世界陷入“大蕭條”的教訓，重建立構自由貿易的世界貿易體系。
“二戰”後，資本主義世界掌握“貿易”（第一代人權）的話語權，社會主義陣營掌握“人權”（第二代人權）的話語權。美國原本希望按照第一代人權理念設計推動自由貿易的世界貿易組織，并簽署了著名的《哈瓦那憲章》。然而，秉持第二代人權理念的新獨立國家很難認同這種摧毀國家主權的做法，更何況在經曆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後，人們對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導緻的災難有切膚之痛。即使在美國，由于新政自由主義的影響，人們也意識到自由經濟必須與充分就業和政府調控聯系起來，資本主義的“經濟安全”必須與新政自由主義強調的“社會安全”和“道義安全”聯系起來，甚至希望用新政自由主義的理念塑造戰後秩序。[2]在這種背景下，兩種人權理念之間互相妥協，形成了美國主導下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這樣的多邊談判機制，不同經濟制度、不同發展階段、不同意識形态的國家都納入關稅和貿易問題的談判中。這種妥協将第一代人權理論強調的市場自由與第二代人權理論強調的政府調控有機地結合起來，被稱為展現了一種“嵌入式自由主義”（the embodied liberalism）。[3]
關貿總協定的制度設計給開發中國家關稅保護适度的空間，它比大英帝國時代的自由貿易的世界經濟更為合理。大英帝國推動的自由貿易以赤裸裸的殖民主義為背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完全被編織在世界體系的邊緣位置上。而當美國提出自由貿易的時候，正是共産主義運動推動下的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時代，是殖民地紛紛獨立的民族解放時代。在這個主權國家追求獨立平等的時代，美國提出的自由貿易必須給這些國家主權相當的調控權力。盡管美國努力将關貿總協定的讨論限定在“貿易”的技術範疇中，希望避免受到社會主義運動推動的第二代人權（經濟社會發展權利）的影響，将“貿易”與“人權”隔絕開來，但二者之間的關聯始終是客觀存在的。這意味着大英帝國通過自由貿易建構世界帝國的曆史環境已經一去不複返了。
與大英帝國主導的完全開放的自由貿易體系相比，布雷頓森林體系既為主權國家解決就業和社會問題提供了空間，同時防止這些國家采取重商主義政策危及全球經濟秩序，進而避免了大英帝國激進的自由貿易導緻的保護主義強烈反彈。可以說，這是一個比大英帝國的自由貿易更為溫和、更為合理的經濟全球化秩序。然而，我們必須意識到世界經濟體系從大英帝國時代向美帝國時代的過渡，實際上展現了資本主義利潤榨取邏輯的重要變化。大英帝國資本積累的主要方式是通過制造業優勢獲得商業貿易優勢，進而獲得金融優勢。比較之下，“二戰”後美國資本積累的方式不僅借助黃金-美元以及後來石油-美元的金融霸權，更重要的是它曾經在英國霸權的壓力下積累起“公司資本主義”優勢——美國的跨國公司通過整合全球商業網絡，有效地将國際貿易中的交易成本内部化，以應對全球貿易自由化的沖擊。新的公司管理方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福特制和泰羅制的興起。公司管理效益的提高有效地加速了公司的擴張，最終形成了跨國公司這種新的經濟壟斷和技術壟斷方式。[4]
大英帝國的自由貿易就像曼徹斯特學派所構想的那樣，是由無數小店主構成的全球商業網絡；美國的自由貿易則是由為數不多的龐大跨國寡頭控制的。大英帝國與美利堅帝國的兩種利潤榨取模式的比較，完美地展現在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們的争論中，即市場和企業這兩種模式哪一個更有效率，最終取決于哪一個更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跨國公司将自由貿易中的市場成本内部化，更有利于降低交易費用。這些跨國公司在全球經濟中擁有壟斷地位，它們在很多主權國家（尤其第三世界國家）中擁有特權和權威，甚至可以左右這些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在這個意義上，美國對自由貿易的渴望遠遠沒有鼎盛時期的大英帝國強烈，因為任何主權國家的貿易保護政策同樣有利于美國在該國設立的跨國公司，而跨國公司在這些國家賺取的利潤最終又會以美元的形式回流到美國。就像中國人在中美貿易戰中抱怨的那樣，中國出口至美國的很多産品都是美國的跨國公司在中國設廠制造的，中國人賺取的僅僅是一小部分勞動加工利潤。
曆經8年談判，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于11月15日完成簽署。
▍ 世界帝國的兩副面孔：“自由貿易”與“公平貿易”
盡管由于社會主義陣營的外部壓力和GATT談判中開發中國家的抵制，美國期望的自由貿易理想無法馬上實作，但美國還是充分利用其經濟優勢在GATT談判中不斷推動貿易自由化。為此，美國推出了“發展經濟學”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現代化理論”。這些理論宣稱對外貿易是經濟發展的“發動機”，強調落後國家隻有大力發展對外貿易才能拉動經濟增長；因為對外貿易不僅可以通過擴大出口加速資本積累，更可以通過進口改善産業結構，實作經濟協調發展，同時有利于引進先進技術、生産方式、經濟體制和文化觀念等。這些理論吸引着開發中國家紛紛加入GATT，并同意降低關稅，盡可能推行自由貿易。[5]
盡管如此，在這個“俱樂部”式的談判場所，第二代人權理論必然成為開發中國家對抗發達國家的思想武器。無論是沃勒斯坦的世界經濟體系論，還是阿明的依附與不發達論，這些左翼思潮和馬克思主義理論一樣，都成為第三世界在各種國際場合批判西方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争取本國發展權益的思想武器。發達國家認為開發中國家經濟欠發達是因為經濟政治制度不成熟，開發中國家則将其歸結為西方主導的不合理的全球經濟秩序，甚至将這種戰後經濟秩序批評為“新殖民主義”。第二代人權話語與全球左翼運動相結合，在貿易領域推動了“全球正義運動”，“公平貿易”成為開發中國家的訴求。開發中國家之是以争取“公平貿易”，用“公平貿易”批判西方發達國家建構的世界帝國秩序，是因為它們加入這一秩序後并沒有出現發達國家所承諾的經濟繁榮，反而越來越陷入被剝奪的地位，[6]布雷頓森林體系建構的發達國家（北方）與開發中國家（南方）之間的經濟鴻溝越來越深。
美國既然想通過GATT這個經濟“俱樂部”将廣大開發中國家納入其經濟體系，用冷戰手法孤立社會主義陣營，那就不得不承受開發中國家在貿易談判中批評和抵制美國提出的某些主張的壓力，更重要的是要面對為打赢冷戰而推動的歐盟和日本經濟複興所帶來的挑戰。為了應對這些挑戰，美國《1962年貿易擴充法》賦予總統以“不合理”或“不公平”貿易為理由采取報複性措施的權力。1974年，美國進一步修改貿易法，提出了“公平而有害”的貿易和“不公平貿易”等概念，把符合公平貿易原則但不符合美國利益标準的商品稱為“有害的”。這标志着美國貿易政策發生了重大調整：在貿易的正當性話語政策上，從強調“自由貿易”轉向強調“公平貿易”；在制度建構上，越來越傾向于單邊主義，在GATT談判架構之外，利用美國經濟霸權，不斷修訂國内貿易法賦予政府越來越強的貿易報複和制裁手段，迫使其他國家接受美國提出的各種所謂“公平貿易”要求。由此，美國國内貿易法與關貿總協定等國際法之間、單邊主義與多邊主義之間的有機互動逐漸形成。
“公平貿易”原本是開發中國家基于第二代人權理論對“自由貿易”導緻的不平等的批判，現在卻反過來成為美國基于“自由貿易”原理對政府介入貿易（包括補貼、國有企業、勞動者權益、生态環境破壞等）的批判。在“公平貿易”這個問題上，存在着兩種不同了解，而這種分歧與通常所說的“實質正義”與“程式正義”有着密切關聯。如果說“自由貿易”有降低關稅壁壘這樣一個可見的客觀尺度，那麼“公平貿易”則缺乏一個普遍認可的标準，因為強者與弱者對于公平的了解是不同的。當強者和弱者展開競賽，強者強調應該在一個共同的起跑線上開始競争，也就是完全基于市場自由的“公平競争”，是以任何政府對貿易的輔助都是“不公平貿易”，這種“公平”實際上是程式正義理念在國際貿易領域的展現。然而，對于弱者而言，這種放任自由的貿易是對開發中國家的掠奪，會導緻開發中國家永遠處在世界體系的邊緣地位，形成因依附而不發達；是以，真正的“公平貿易”必須認可開發中國家運用政府力量推動經濟發展的“發展權”，進而實作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平等，這樣的“公平貿易”無疑貫穿了實質正義的理念。
強者與弱者之間圍繞“公平貿易”展開的政治博弈和話語辯論的背後，實質上是兩代人權理論之間的分歧。在這場圍繞“人權”的漫長辯論中，尤其在圍繞市場貿易與國家發展、自由權與平等權的辯論中，美國并非總是赢家。20世紀60~70年代，受歐洲“五月風暴”和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影響，美國校園發起了聲勢浩大的“文化革命”，社會主義推動的以平等為價值核心的第二代人權理論獲得了全球主導權。與社會主義國家展現出來的階層平等、男女平等、族群平等、國際平等景象相比，美國卻深陷經濟不平等擴大、種族隔離、女性被排斥、對外越戰的深淵。面對這種壓力，為了争奪在人權問題上的全球話語權，美國以打破種族隔離為起點，推動了涉及男女平等、性别解放、被告人權利保護的“民權運動”。從此，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階級左派”轉向了後現代思潮影響下的“文化左派”，美國民主黨也随之發生根本性轉向。[7]
可見，不同國家都在講“公平貿易”，但都根據自身利益賦予其不同的内涵。開發中國家往往用“公平貿易”強化對其内部經濟發展的保護，反對發達國家試圖推動的自由貿易政策，尤其是後來面對“華盛頓共識”推行的全球貿易自由化的沖擊，“公平貿易”始終是全球左翼批判這一趨勢的理論工具。而美國強調“公平貿易”恰恰是要打擊競争對手采取的這種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目的是為了推行自由貿易。在這個意義上，“公平貿易”實際上是美國要求其他國家開放市場并采取“自由貿易”的代名詞，是在第二代人權話語主導全球的曆史背景下，美國被迫選擇的一種為自由貿易政策辯護的新話語。
“自由貿易”和“公平貿易”不過是美國在推動世界帝國的曆史程序中面對不同處境時的兩副不同面孔，都是美國貿易政策工具箱的有用工具。美國可以随時根據自己的利益定義何謂“公平貿易”，并針對不同對象和不同情況選擇用“自由貿易”還是“公平貿易”作為其正當性理由。比如，裡根時期的美國采取自由放任政策，一度恢複了“自由貿易”的主張，然而在其第二個任期，巨大的外貿逆差讓裡根迅速轉向“公平貿易”。正是裡根在1985年的《貿易政策行動計劃》中正式提出“自由且公平的貿易”這個概念，并組成貿易反擊小組，奠定了後來美國處理貿易問題的話語政策和法律邏輯。在後冷戰時代，美國利用單極霸權加快了世界帝國建設的步伐：一方面，用新自由主義學說擴張美國的經濟勢力；另一方面，為確定美國對全球經濟的控制能力，克林頓政府甚至将“經濟安全”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并公開宣稱把“公平貿易”作為擴大貿易的國家經濟戰略的一部分。總之，“自由貿易”和“公平貿易”是美國建構世界帝國的兩個并行不悖的軌道，目的都是為了打擊競争對手，確定美國對世界經濟的控制：一方面用“自由貿易”吸引并控制開發中國家，另一方面則用“公平貿易”應對歐盟、東亞發達國家乃至“金磚國家”等新興經濟體的挑戰。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帝國建構背景下，主張“自由貿易”的全球化右翼和主張“公平貿易”的全球化左翼之間出現了合流趨勢。全球化右翼用“自由貿易”的主張要求其他國家取消各種非關稅壁壘（如補貼、傾銷等），以達到全球貿易自由化的目的；全球化左翼則要求全球貿易中必須加強對勞工、環境等的保護，以保護人權。然而，全球化左翼強調的勞工保護、環境保護無疑大幅度增加了開發中國家出口産品的成本，最終會削弱開發中國家的工業産品在全球貿易中的競争力。2021年3月，西方就企圖通過“強迫勞動”“種族滅絕”這樣的人權話語，禁止中國新疆棉花進入全球貿易，實作通過“人權”議題赢得貿易戰的目的。全球化左翼和全球化右翼一樣，客觀上都在削弱主權國家的權力，隻不過全球化右翼建立的是世界帝國，而全球化背景下的西方左翼在接受這種“世界帝國”的前提下，試圖通過“諸衆”的反抗，将“帝國”改造為“大同世界”。[8]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的右翼和左翼在“自由貿易”和“公平貿易”的争論中往往能夠形成有益配合，就像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這兩副面孔那樣，前者主打貿易，後者凸顯人權，成為美國建構世界帝國中兩股既敵對又配合的力量。美國之是以能夠在“自由貿易”和“公平貿易”之間自由切換，就在于它建構的世界帝國使其擁有超越國際法的“絕對主權”，可以将美國的國内法淩駕于國際法之上。
▍ 新自由主義的世界帝國：貿易與知識産權
從《1962年貿易擴充法》提出“不公平貿易”問題以來，随着貿易摩擦的不斷增加，美國不斷修訂其貿易法，強化美國總統在GATT之外的單邊行動能力，形成了所謂的“一般301條款”，即美國貿易代表可以根據總統授權，對任何其他國家因違反“公平貿易”而損害美國利益的行為，采取單邊的懲罰和報複措施。正是依據“一般301條款”，美國在20世紀70~80年代多次向日本發起貿易戰，以打擊日本制造業對美國的挑戰。1985年，美國通過著名的《廣場協定》迫使日元對美元升值，從金融這個根本層面解決了美日之間的貿易摩擦，自此日本經濟進入長期衰退。與此同時，美國還對日本發起“超級301調查”，1989年兩國簽訂《美日結構性貿易障礙協定》，不僅要求日本開放國内市場，更強制日本修改國内經濟政策。對于日本這個主權國家而言，這兩份協定無疑都是“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美國的單邊懲罰性報複之是以奏效，不僅因為日本外向型經濟早已嵌入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更重要的是日本已經作為“附庸國”被整合在美國的世界帝國秩序中。[9]
面對新興國家在制造業和貿易領域的挑戰，美國一方面不斷以“公平貿易”為由加強各種“301調查”的單邊行動能力，另一方面竭力鞏固自身在GATT談判中的優勢地位，形成以國内法促進國際法的雙軌互動架構。這方面，将知識産權問題與貿易問題挂鈎，利用“公平貿易”話語将知識産權納入GATT談判，無疑是80年代以來美國強化世界帝國體系的新戰略。
從獨立建國開始，美國便意識到歐洲帝國霸權的秘密就在于科技推動的制造業崛起。為此，美國建國者竟然将知識産權保護條款寫入憲法，這在世界各國憲法中似乎獨此一家。美國政府從一開始就是一個“企業型國家”，借助貿易保護政策，美國政府始終強力推動科技進步和産業發展，終于迎來了第二次工業革命。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科學家紛紛避難美國，美國很快登上全球科技巅峰。“二戰”結束前著名的《科學：無盡的前沿》報告，進一步奠定了用科技力量赢得冷戰的基礎。70年代遭遇歐盟和日本的産業挑戰之後，美國意識到必須通過強化科技創新和知識産權保護，維持美國在高科技産業領域的優勢地位。1979年，卡特總統正式提出保護知識産權的國家發展戰略，制定一系列保護知識産權的法律。
然而，絕大多數國家，尤其開發中國家反對發達國家的科技壟斷。可如果沒有國際社會的認可，開發中國家不可能遵守主要維護發達國家利益的知識産權保護規則。為此，美國試圖将知識産權保護問題帶入GATT談判，使其成為開發中國家都認可的國際法。1988年，美國全面修訂了貿易法中的301條款，明确将侵犯美國知識産權的行為定義為“不公平貿易”，并授權美國總統成立專門的辦公室對有此類行為的國家發起調查，直至訴諸貿易制裁。這就是所謂的“特别301條款”。從此，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成為跨國公司知識産權保護的代言人，對世界各國尤其是新興經濟體發起知識産權調查，日本、南韓、巴西、東南亞和中國都成為被調查和收割的對象，并展開一系列密集的知識産權談判。
為了進一步宣傳知識産權保護的正當性，“知識經濟”概念被媒體大肆宣揚，微軟總裁比爾·蓋茨的财富神話成為知識經濟的象征，知識産權是以成為一種“新型人權”。美國試圖利用新的知識産權規則将全球主要經濟體納入其知識産權的帝國體系。在GATT烏拉圭回合談判中，美國利用“特别301條款”作為威脅制裁的後盾，在最後階段将知識産權這一與貿易沒有關系、原來并不在談判規劃中的議題納入談判議程，并最終在1994年簽署著名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産權協定》（TRIPS）。TRIPS協定違背了GATT的國家自主原則，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削弱了國家決定本國知識産權保護立法的自主性，規定所有國家都必須接受的知識産權保護的最低标準。
當時，很多開發中國家對美國跨國公司的知識産權戰略并不清楚。當美國以開放農産品市場為誘餌誘使開發中國家接受TRIPS協定時，許多開發中國家以為自己雖然在工業領域受損，但至少可在農産品領域獲益。但它們不知道的是，美國的生物、制藥、基因等領域的寡頭已經壟斷了各種專利技術，以至于傳統農業中的種植、養殖都處在這些跨國寡頭的控制之下。TRIPS協定推動的全球知識産權保護意味着一個新的時代的來臨，在工業資本家控制勞動力和剩餘價值的工業資本主義時代，以及銀行家控制資本、證券、債券的金融資本主義時代之後，資本主義進入新的階段，由蘋果這樣的資訊寡頭、輝瑞這樣的醫藥寡頭以及孟山都這樣的生物寡頭控制抽象知識産權的“資訊資本主義”時代已經來臨。這些控制了知識和資訊的跨國公司向使用者“收租”，就像控制了土地的中世紀封建地主向佃農收租一樣。[10]
需要注意的是，在TRIPS談判的最後階段，冷戰已經結束了。曾經支援開發中國家的社會主義陣營解體了，社會主義理論及第二代人權話語也随之走向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世界範圍内的保守主義革命，古典自由主義背景下的第一代人權理論開始全面複興，并在新的曆史環境下形成了複興古典自由主義的新自由主義，與左翼背景的新政自由主義劃清界限。新自由主義不僅複活了第一代人權理論，更重要的是用第一代人權理論改造了第二代人權理論，用經濟自由化的理念推進政治上的民主化和文化價值的自由化，摧毀了人民主權、國家平等、社會主義等第二代人權理論原本的核心主張。
可見，冷戰的結束和“華盛頓共識”支撐的新自由主義，将經濟、政治和文化領域的自由化前所未有地結合在一起，為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提供了新的前景。美國終于可以踢開布雷頓森林體系包含的對國家主權和政府自主性的尊重，抛開第二代人權理論保護的國家主權，完全按照新自由主義的原則和邏輯塑造更徹底的世界帝國。正是在後冷戰時代美國加速推動世界帝國建設的曆史程序中，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職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從穩定全球金融的機構變成美國管理世界帝國的超主權機構。與此同時，曾經作為主權國家多邊協商談判機制的GATT也被抛入曆史，代之以全新的管理機構——世界貿易組織（WTO）。與GATT相比，世貿組織的最大差別在于擁有強有力的争端解決機制，是以成為淩駕于主權國家之上的世界帝國的法律執行機構，成為“世界法治”的象征。由此，世貿組織與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一道，被譏諷為美國展開世界帝國建構的“邪惡的三位一體”（Unholy Trinity）。正是在這種新自由主義的世界帝國籌劃中，“人權高于主權”乃至“人道主義幹涉”成為美國摧毀其他國家的主權，并将它們納入其世界帝國版圖的利器。美國以“人權保護”名義發起“第三波民主化”，以“反恐戰争”名義提出改造中東的“大中東民主計劃”；為了在其他國家和地區推行民主化改造，美國甚至發動“顔色革命”這種新型戰争形态，将其世界帝國變成所謂的“民主帝國”或“人權帝國”。[11]
▍ “中國道路”：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人權理論的重構
近代以來，中國被迫納入歐洲主導的世界體系，并開始從農業國轉向發展商業和工業的現代化道路，以至于從一開始，中國就是作為半殖民地被規定在世界體系的邊緣位置上，這也意味着近代中國不得不接受“依附與不發達”的命運。而要改變邊緣位置與依附命運，必須首先實作政治上的獨立，唯有如此才可以采用保護主義措施推動工業化，實作國家富強，邁向世界體系的中心地區。是以，政治獨立、政治自主、全球反霸始終與世界體系的變化緊密聯系在一起。
新獨立的國家如何才能推動本國的工業化？一條道路是土耳其和印度采取的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道路，另一條道路是蘇聯和中國采取的社會主義道路。前者試圖在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下，采取西方列強崛起時實行的重商主義戰略推動本國的工業化。然而，西方列強的重商主義發展戰略以戰争為前提條件，如果沒有做好戰争的準備和能力，重商主義戰略無法取得成功。此外，盡管土耳其和印度獲得了政治形式上的獨立，但依然無法擺脫對西方的依附，以至于最終無法擺脫對西方控制的世界體系的依賴。相反，社會主義道路從一開始就看透了本國資産階級對世界體系的依附性和買辦性，是以選擇依靠勞工階級乃至農民階層獲得徹底的政治獨立，甚至敢于以戰争的方式與維持世界體系的歐美列強對抗，敢于承受西方列強在經濟上切斷其與世界經濟體系之間關系的壓力和後果。冷戰期間在政治軍事層面對抗的兩大陣營，同時也是兩個不同的經濟體系，其中西方資本主義體系對社會主義陣營采取了封鎖、限制、孤立和包圍的政策。
正是從世界帝國體系的角度，我們才能了解辛亥革命以來中國争取民族獨立解放鬥争中兩條道路的選擇及其命運，關鍵不在于中國是否要加入世界體系，而是以什麼樣的身份和地位加入這個體系，而政治上的身份和地位又取決于經濟和軍事上的實力。在這個意義上，1949年之後的新中國進入危機與機會并存的曆史關鍵時刻。“危機”源于政治軍事上面臨來自世界帝國體系的打壓，唯有經曆類似抗美援朝戰争、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和援越抗美戰争的考驗，才意味着中國在世界體系中獲得了獨立的政治地位；“機會”則在于民族解放和國家新生讓中國有了走上獨立發展的工業化道路的底氣和能力，徹底擺脫了世界體系中被規定的依附品格和邊緣地位，為中國邁向世界體系的中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新中國成立後采取的社會主義計劃體制就是一條不依賴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從落後的農業國快速“躍進”到工業化的道路，這是不同于重農主義和重商主義的“重工主義”或“工業主義”（industrialism）的發展道路。此時的中國還是落後的農業國，無法借助全球商業貿易或殖民獲得足夠且廉價的原材料，卻要超越通過商業完成資源積累和知識積累的階段，直接發展現代工業，而且一開始就是發展國防重工業，難度可想而知。這種“重工主義”發展戰略，讓中國付出了巨大代價，同時也取得了巨大成功，迅速改變了中國長期被殖民掠奪的地位，成為全球性大國，與蘇、美展開“三角博弈”。
然而，這種發展戰略将第二代人權理論發展到極緻，必然會抑制第一代人權理論。從長期來看，這種狀況不可持續。在冷戰背景下，西方世界向社會主義國家輸出第一代人權理念，以瓦解社會主義國家的工業化努力。這意味着社會主義國家在取得工業化成功之後，必須認可第一代人權理論的成就，重新回到全球化所推動的世界體系中。在這種重新回歸過程中，蘇聯和東歐國家由于政治上的失敗徹底喪失了政治主權的獨立性，它們接受了世界帝國推出的“華盛頓共識”，工業能力被直接摧毀，整個國家被重新編織在世界帝國體系的邊緣或半邊緣位置上。改革開放後中國在重新加入世界體系的過程中，卻始終保持了政治上的獨立性，進而維持了在經濟發展戰略選擇上的自主性。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看到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始終包括兩個程序：一方面，盡快融入世界體系，充分吸收外部的知識、資金、制度和法律，以發展壯大自己，加快建立一種與世界接軌的市場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始終利用政治自主的優勢，制定獨立自主的發展戰略。比如，中國政府始終保持對金融的管治，避免加入世界體系後被西方金融資本所操縱；中國政府堅持制定循序漸進的發展戰略，尤其在貿易領域，最初以“出口創彙”為目标，通過出口退稅等一系列政策推動初級産品出口，并用賺取的外彙引進高新技術；而随着經濟的發展，近年來中國政府充分利用在“重工主義”階段積累的制造業優勢，加快産業更新，推動中國在全球科技産業鍊中不斷向上攀升，逐漸對美國的科技産業優勢及其主導的世界帝國體系形成挑戰。這才是今天中美競争的根源。
與蘇聯和東歐各國的失敗轉型相比較，中國轉型之是以成功，就在于沒有像它們那樣以一種投降姿态徹底抛棄第二代人權理論。中國在重新接納第一代人權理論的同時，始終堅持第二代人權理論的理想信念，并将二者完美結合在一起。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核心要義就是對第一代人權理論和第二代人權理論的完美結合。改革開放剛好趕上美國在新自由主義席卷全球的背景下全面複興第一代人權理論，第一代人權理論以及主張全面融入世界帝國體系的“與世界接軌”戰略，于是成為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态。然而，随着中國崛起以及在中美“關鍵十年”間的戰略轉型，[12]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态必然轉向全面複興第二代人權及其所推動的社會主義，并在此基礎上重建人權理論。
正如上篇所揭示的，無論是美國自身的國家建構，還是美國對外推行的世界帝國戰略，都是對兩種人權理論的結合和運用。[13]那麼，美國和中國對兩種人權理論的内在組裝和具體運用有什麼不同？
簡單總結上篇及本篇前文的論述，可以看出自從歐洲發展出現代人權理論之後，現代人圍繞人權概念形成了五種“理想類型”（ideal type）。一是曆史上亞當·斯密式的英國模式，按照第一代人權理論形成自由放任模式，對内是商人階層主導的議會制，對外是自由貿易的世界帝國體系。二是與此相對立的蘇聯時代将盧梭的“公意”理論發展到極緻的斯大林模式，按照第二代人權理論形成全面計劃控制模式，對内采取勞工階級專政，對外建構社會主義盟友互惠的“帝國體系”。三是在兩種類型之間、讓兩種人權理論保持平衡的歐盟模式，對内采取民主社會主義的經濟社會政策，對外采取平等的聯盟體系。四是美國模式，兩種人權理念處于不斷鬥争、互相推動、交替主導的狀态，最終在“二戰”後逐漸形成以第一代人權理論為“體”、第二代人權理論為“用”的世界帝國模式。[14]
新中國成立以來，在兩種人權理論互相交織、交替主導的過程中，正在逐漸形成一種以第二代人權理論為“體”、第一代人權理論為“用”的新模式。在國内的經濟社會政策層面，中國無疑要秉持第二代人權理論推動的社會主義理念，按照“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權理論重構和完善我們的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制度，同時将自由财産、市場經濟、自由貿易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的有機部分，充分發揮政府與市場、平等與自由、第二代人權理論與第一代人權理論的積極性。在全球秩序層面，中國基于第二代人權理論，尊重不同國家、不同文明探索适合自身實際的現代化道路的權利，主張充分發揮聯合國體系的積極作用，推動各種平等聯盟體系在全球治理中發揮積極作用，圍繞人類命運共同體展開制度建設，以此适應“深度全球化”的必然發展趨勢。
可見，今天中美之間的競争，是圍繞不同人權理論及其實踐展開的競争。近代以來西方發展出來的兩種人權理論始終處在緊張的鬥争之中，而中國實踐正在探尋讓兩種人權理論形成完美結合的發展道路，這不僅源于對中國人權事業獲得巨大成就的曆史經驗的總結，更重要的是源于尋求“中道”的中國智慧。在中國文明的傳統中，人權并非主導性的概念，人權最終服從于天道秩序，唯有在天道秩序中，每一種人權理論所保護的權利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并為自身劃定邊界。在中國，兩種人權理論完全可以在特定時勢下交替使用，因時勢而變化，克服西方原教旨主義内在的非此即彼的二進制對立思維，讓市場與政府、資本與人民完美地結合起來，共同服務于建構中國秩序和人類命運共同體。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崛起必然要重構人權理論。在國際話語權鬥争以及推動全球治理過程中，中國應始終掌握人權話語的主動權，批判美國推動的世界帝國秩序帶來的人權災難。世界帝國體系下不受限制的資本勢力，在西方各國國内帶來了階級壓迫、種族壓迫等人權問題。更重要的是，在國際層面，這種世界帝國秩序将過去幾百年形成的西方與非西方的中心-邊緣結構固定下來，美國攫取全球财富以自利，卻不承擔全球治理的責任，導緻“逆全球化”趨勢如今在全球範圍内興風作浪，狹隘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保護主義在很多國家重新擡頭，國際社會沖突加劇。中國崛起恰恰是要在第二代人權理論的基礎上，通過國際社會協商對話和區域整合，解決世界帝國衰敗帶來的治理難題，推動下一波全球化，共建“天下一家”，共享“天下大同”。[15]
注釋：
[1] [13] [14] 參見強世功：《貿易與人權（上）——世界帝國與“美國行為的根源”》，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5期。
[2] 參見約翰·伊肯伯裡：《自由主義的利維坦》，趙明昊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3] 參見安德魯·朗：《世界貿易法律和新自由主義：重塑全球經濟秩序》，樊健、王缙淩譯，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
[4] 相關讨論參見傑奧瓦尼·阿瑞基：《漫長的20世紀》，姚乃強、嚴維明、韓振榮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5] 大衛·哈維：《新帝國主義》，初立忠、沈曉雷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46~47頁。
[6] 盧克·馬特爾：《社會學視角下的全球化》，宋妍譯，遼甯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5頁。
[7] 參見理查德·羅蒂：《築就我們的國家》，黃宗英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
[8] 參見麥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裡：《帝國》，楊建國、範一亭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Multitude，Penguin Books，2005；邁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裡：《大同世界》，王行坤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9] 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後，30餘年前擔任美國貿易代表，對日本發起“一般301調查”并迫使日本簽署《廣場協定》的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再次被任命為貿易代表，并對中國發起“301調查”。然而，萊特希澤這次面對的中國，不是美國的附庸國，而是真正獨立的主權國家。
[10] 關于TRIPS談判以及由此引發的知識産權問題的詳細論述，參見彼得·達沃豪斯、約翰·布雷思韋特：《資訊封建主義》，劉雪濤譯，知識産權出版社2005年版。
[11] 強世功：《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美國建構的全球法秩序》，三聯書店（香港）2021年版，第二章。
[12] 強世功：《中美“關鍵十年”——“新羅馬帝國”與“新的偉大鬥争”》，載《東方學刊》總第9期。
[15] 參見強世功：《“天下一家”vs. 世界帝國：“深度全球化”與全球治理難題》，載《東方學刊》2021年第4期（即出）。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6期90-103頁，原題為《貿易與人權（下）—— 世界帝國背景下的中美競争》。 文章僅代表 作者本人觀點，歡迎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