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2月份開始， 周總理進入了随時都會陷入昏迷的狀态，此時距離他被确診為膀胱癌已經過去了三年半，眼看着已是時日無多，醫療組的專家對周總理的身體進行了全面的檢查和診斷，判斷周總理已經處于病危當中，随時都有可能發生意外而搶救不過來。
對此，醫療組一方面寫成報告彙報給黨中央，并向鄧穎超做了詳細的彙報，讓大家做好心理準備；另一方面，醫療組也就搶救方案進行了各方面的準備。
醫療組對醫護人員尤其是值班醫生的安排做了調整，值班直接由心内科、泌尿外科、普外科和麻醉科等各科著名的專家親自參加，并且分班輪流守護，以友善24小時不間斷監視病情的發展。
而對于諸如打點滴和輸抗菌素等各種治療措施也都有專家指導或者直接親自進行，為的就是第一時間準确獲知周總理的病情變化，以確定能夠準确而及時地做出應對。
如果檢測到周總理的病情發生了變化，需要進行搶救，則搶救工作也需要有序而快速進行， 對此，醫療組聯合警衛以及服務人員召開了一個專門的會議，做了專門的分工，具體來說：
- 第一，一旦需要搶救，警衛人員負責将醫療組的全體人員都叫到病房來；
- 第二，要電話報告給黨中央和鄧穎超；
- 第三，需要将周總理床頭的那些諸如擋風闆、床頭櫃等物件，不能讓它們妨礙搶救工作；
- 第四，盡量保持病房的安靜，平時非工作需要者不能進入病房。嚴格限制出入病房的人員，非醫護人員需要提前确定名單。無論何人要進入病房，都需要穿隔離衣、戴口罩和帽子，全副武裝才能進入；
- 第五，保持病房的潔淨，近可能減少細菌污染，以防周總理出現呼吸道感染而加重病情，等等。
可以說，周總理病危以來，所有人都在嚴陣以待，為的就是盡可能延長周總理的生命。
而此時的周總理隻能靠鼻飼、打點滴和輸血等來維持生命，越來越多的時間都處在昏迷之中，每當從昏迷中醒過來，如果精神還可以，他還能和前來探望的人進行簡短的交談，或者要求醫護人員給他讀一讀國際簡報、國内的動态和參考資料等，有的時候還會聽聽廣播。
了解國内外的大事是他每天必須要做的事情，從前是自己去看，後來隻能聽從業人員給他讀。
1976年1月1日元旦這一天，周總理又一次從昏迷中醒過來，隐隐約約聽到了電台正在播放元旦社論，兩報一刊（《詩刊》、《人民日報》、《紅旗》）發表了毛主席在一九六五年所寫的兩首詞《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和《念奴嬌·鳥兒問答》。
這兩首詞是毛主席在1965年重上井岡山所作。這一年的5月22日，毛主席在張平化和汪東興等人的陪同下去往井岡山，然後在5月29日離開，這是毛主席建國之後第一次回井岡山。
遙想1927年秋收起義之後，毛澤東領軍在敵人的圍追堵截中南下到達井岡山建立井岡山根據地已經是38年前的事情了。
他這次千裡尋故地，炮火和彈痕早已過去，井岡山精神卻深植革命者的心中，如今舊貌換了新顔，怎不讓開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毛主席豪情萬丈？站在山端，腳底是革命的土地，他将胸中激蕩的萬丈豪情訴諸筆端化作一句句詩詞，于是有了這兩首詞。
說起來這兩首詞的第一個讀者是鄧穎超，這裡面還有一段故事。當初毛主席離開井岡山之後，又在杭州、上海等地視察辦公，到了6月22日才回到北京。七天後，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118廳會見由第二副總統卡瓦瓦的夫人率領的坦尚尼亞婦女代表團，鄧穎超等人都在座。
活動結束後，鄧穎超就對毛主席表示，已經很久沒有讀到他的新作品了，很希望能讀到他的新作。當時毛主席一下子就想到了在井岡山上寫的兩首新詞，但因為他隻是寫了一個初稿，還沒有好好修改，于是他就沒有提，隻是笑着表示等寫了新詩就讓鄧穎超指教一二。
毛主席回去之後因為一直很忙，沒有時間來處理這兩首詞，直到九月份的一天，他才終于抽出些時間來細細研究，9月25日，毛主席讓從業人員将列印出來的兩首詞送去給鄧穎超，他還專門為此寫了一封信：
鄧大姐：
自從你壓迫我寫詩以後，沒有辦法，隻得從命，花了兩夜未睡，寫了兩首詞。改了幾次，還未改好，現在送上請教。如有不妥，請予痛改為盼！
于是，這兩首詞有了第一個讀者，不過，也許是毛主席覺得還有修改的空間，也或許是他覺得還不是發表的最佳時機，總之毛主席并未将它們發表。
一直到了1976年的1月1日，毛主席才終于将這兩首新詞發表，當然，與鄧穎超看到的版本已經是改動了不少的地方。
在1976年的第一天，發表這兩首詞，自然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元旦社論說：“發表這兩首詞，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和現實意義。”或許還有另一個意義，即激勵周總理與病魔做抗争。
盡管周總理所在的解放軍305醫院和毛主席所住的中南海遊泳池距離很近，但兩人能見面的機會卻很少。
一來兩人工作都很忙；二來也是都患病，當周總理病危的時候，毛主席的情況也很嚴重，講話已經講不清楚，雙腳浮腫，沒有從業人員的攙扶，他自己根本無法走路，眼睛也看不清楚；
第三個原因也是中央不同意毛主席去看望周總理，兩位偉人的病情都那麼嚴重，如果兩人相見，看到對方必然會傷心，必然會受到刺激，很可能會加重病情。
但毛主席對于周總理的病情一直是知道的，周總理會定時親自将自己的檢查報告和治療方案寫成報告送交毛主席，醫療上司小組也會對周總理的情況向毛主席報告，毛主席自己也會經常讓身邊的從業人員去醫院探望周總理，是以周總理的病情到了哪一步，毛主席都知道。
眼看着周總理越來越多地陷入昏迷中，毛主席怎能不着急？但他也沒有别的辦法，就連親自去探望都做不到，他能做的也許就是給周總理一個激勵了，這未必不是毛主席在1976年的元旦發表這兩首詞的原因之一。
他還圈閱了元旦社論，标題是《世上無難事，隻要肯登攀》，這句正是《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的最後一句。
周總理聽完社論後趕緊讓身邊的從業人員去将最新的《人民日報》拿來給他讀這兩首詞。當秘書趙炜給周總理讀這兩首詞的時候，周總理認真地聽着，偶爾聽到激動處，還會不顧疼痛扯一扯嘴角，扯開一抹若有似無的微笑，聽完之後他又讓趙炜将這份報紙放在他的枕邊。
周總理很喜歡這兩首詞，透過這兩首詞，他想起了過去激蕩的革命歲月，想起了炮火連天的革命歲月，想起了白色籠罩的革命歲月。
盡管在那歲月中，随時都有犧牲的可能，但還是有無數的仁人志士義無反顧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們一路前行，路上不斷有人倒下，鮮血染紅大地，活下來的則趟過無數的艱險，數次與死神擦肩而過，仍舊爬起來前行，然後在黑暗中破開一條口子，讓光透進來，黎明終于到來。
周總理透過毛主席的詞，仿佛就回到了那革命歲月，讓他精神上容光煥發。随後的幾天裡，他隻要清醒着，總會讓身邊的從業人員給他讀一讀這兩首詞，如果從業人員讀的時候出現字音的錯誤，他還會認真指出來，如果聽到激動處，他也會扯出一抹笑來，說幾句議論的話。
不得不說，這應當是病房裡少有的溫暖時刻，于周總理來說是很奢侈的，因着他醒着的時刻越來越少，病情越來越重，已然危在旦夕。
1月5日的淩晨，他又一次做了治療手術，鄧小平、李先念等人都在病房外守候着，每個人都在盼着周總理能挺過去，他也的确挺過去了，然而卻不代表他的生命長度會增加。
反而從這一天開始，在京的大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都接到了周總理病危的通知，他們開始分批前往醫院探望周總理，也是在做告别。
1月7日，周總理的病情進一步惡化，氣息微弱，大部分時間都處在昏迷狀态中，直到晚上11點鐘，他才從昏迷中醒過來，看到主治醫生吳階平正守在他的身邊，他略微歉疚地說：“我這裡沒有什麼事了，你們還是去照顧别的生病的同志，那裡更需要你們……”
這是周總理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後一句話，說完之後他就一直看着門口的方向，似乎是在等什麼人。值班醫生以為是在等鄧穎超，趕緊問了問周總理，還說鄧穎超已經回家了。
周總理隻是晃了晃頭，又繼續盯着門口，就那樣盯了一個多小時才又睡過去。
周總理的這一次清醒，讓醫院裡的人有了截然相反的想法，醫生們對此很不樂觀，他們緊皺眉頭，知道周總理的生命怕是進入了倒計時，而警衛人員則看到周總理精神還好，以為病情有所好轉，心情跟着莫名的一松。
他們哪裡知道，那是周總理最後的清醒時刻，因着是深夜，他沒能看到病床前最熟悉的那抹身影，這成了他最後的遺憾。
1月8日一早，吳階平主持了交班會上，醫護人員就周總理的病情進行了詳細的溝通，很快，新一輪的值班也開始了，大家投入到了緊張的工作中，就在這個時候，對周總理病情最為了解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在病房裡觀察周總理的病情的時候發現了周總理的些微的異常。
搶救工作迅速展開，這次的搶救工作比以往的任何一次搶救工作都要艱難，因為醫生們發現，無論他們怎麼做，似乎都是徒勞的，他們都是各自領域裡醫術精湛的醫生，做過無數台成功的手術，救治過無數的病人，然而這一刻，他們引以為傲的醫術完全發揮不了作用。
所有的醫護人員腦子在不停地運轉，手中的動作不停，心裡始終使勁揪着，而周總理的生命卻還是在一點點流逝，任誰都阻止不了。
9點57分，吳階平看了看手表，和幾位專家交換了意見後，不得不宣布了一個最難過的決定：搶救工作可以停止了，把那些東西都撤掉。
他的聲音泛着沉痛，語調不高不低，足夠病房裡的所有人都聽到，然而似乎沒有幾個人聽到，還是有醫生在徒勞的搶救着，根本不相信周總理走了，還在試圖喚醒周總理，而有的人已經癱坐在角落了哭泣。
當鄧穎超從西花廳火急火燎趕來的時候，一進病房看到的就是一個混亂的局面，病房早已不複從前的井然有序，有人倒在地上哭泣，有人站在那裡沉默着，有人在靜靜的撤儀器，有人還在試圖搶救，鄧穎超一看太亂了，亂到她一眼就看到了病床上安靜躺在那裡的周總理。
她腦子裡嗡的一聲，差點就倒下去，但她還是強撐着跑到病房前，撲倒在周總理身上，哭喊着：“恩來，恩來，我來晚了……”
她的哭聲徹底驚醒了病房裡的人，于是更多的哭聲響起。
病房裡哭喊成一片，病房外寒風肆虐，嗚咽作響，有枝丫折斷的聲音，咔嚓聲被風一吹就沒了，在這個寒風的早晨，沒有多少人知道他們敬愛的周總理離開了，就是相隔隻有幾百米遠的毛主席都不知道。
在很多人看來，1976年1月8日這一天的上午似乎沒有什麼不同，依舊寒冷，北風依舊肆虐，但也是有不同的，因為這一天是農曆臘月初八，即臘八節。
都說過了臘八就是年，臘八的早晨喝一碗臘八粥，然後就可以等待新年的到來，一年所有的忙碌都開始有了結果，人人都在喜氣洋洋的為新年而忙碌着，那是難得的忙碌，也是難得的幸福。
對于毛主席來說，臘八這一天和平常也沒有什麼不同，他又一次一夜未睡，這是他革命年代養成的習慣，要麼晚上很晚才睡，要麼徹夜不眠。當周總理心髒停止跳動的時候，毛主席正側身卧床看書，他還沒有準備睡覺，護士孟錦雲守在旁邊值班。
周總理病逝的消息是經過警衛局副局長張耀祠傳遞給遊泳池的，考慮到毛主席的身體情況和作息時間，他沒有進到裡面，隻是将消息傳遞給了在外面值班的護士小于，小于又寫了一個條子放在了大廳裡的條桌上。
這也是遊泳池溝通事情的一個很常見的方式，主要還是想要保證毛主席的休息，當小于将條子放在條桌上的時候，卧室裡的孟錦雲立刻就注意到了外面的動靜，她知道這是有什麼消息或者東西送來了，于是她輕輕地放下手中的書，看了一眼毛主席，然後悄悄走了出去。
當她看到條子上所寫的内容的時候，瞳孔猛然一縮，她怎麼也沒有想到周總理居然病逝了，這個噩耗讓她瞬間眼眶一紅，眼淚要掉下來。
但她來不及悲痛，她不能離開毛主席身邊太久，是以不得不迅速收拾好心情，然後将條子放進了自己的口袋中，又悄悄回到了卧室，坐在原來的位置上繼續看書。
但這會，那書是無論如何都看不下去了，一方面周總理病逝的噩耗讓她難以接受，另一方面她要如何将這個消息告訴毛主席？
毛主席的身體情況擺在那裡，如果說了，萬一他情緒起伏過大，引發心髒病該怎麼辦？但也不可能不告訴他，這樣的大事是必須要告訴毛主席的。于私，他們是并肩作戰半個世紀的戰友，感情極深，毛主席理應知道這件事；于公，總理病逝，毛主席是必須要知道的，後續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是以孟錦雲隻能決定什麼時間來告訴毛主席，她想到毛主席一夜未睡，這個時候告訴他，受刺激的可能性很大，是以她最終決定等下午毛主席精神不錯的時候再找機會告知，那也是告知這個消息的最晚時間。
下午三點多，中共中央政治局派人送來了周總理病逝的訃告清樣，孟錦雲知道不能再拖了，此時的毛主席已經吃過了飯、睡過了覺，正是聽報紙、檔案的時間，精神尚可，孟錦雲知道這是最好的時機。
她先是拿起報紙來給毛主席讀了一些内容，然後将摻在其中的訃告清樣拿出來，用低沉的聲音讀了起來：
“中國人民偉大的無産階級革命家，接觸的共産主義戰士周恩來同志，因患癌症，醫治無效，于1976年1月8日與世長辭……”
原本閉着眼睛聽報紙的毛主席突然聽到孟錦雲讀報的聲音變了就覺得有些奇怪，後來又聽到周恩來與世長辭，他突然就感覺大腦轉不過來了，怎麼就讀到周恩來與世長辭了？周恩來怎麼就病逝了？
他不是不知道周總理的病情，也不是沒有做好周總理病逝的心理準備，但當周總理真的病逝的時候，他還是接受不了，怎麼就病逝了呢？
他緩慢的睜開眼怔怔的看着孟錦雲，似乎是要确認自己聽到的是否有錯，然而孟錦雲的神情分明告訴他，他沒有聽錯，周總理真的病逝了。他一時間不知道怎麼反應，隻是對孟錦雲點了點頭，表示知道了，然後一句話沒有說就又閉上了眼睛。
孟錦雲不知道毛主席那一刻在想什麼，但她看到了那閉着的眼窩裡滾出了淚珠，淚珠順着臉頰到了嘴角，又沒入脖頸。
他就那樣一動不動地聽着孟錦雲讀完了訃告清樣，緊鎖眉頭，眼淚沒有停歇。随後的幾天裡，毛主席的精神狀态一直不好，大部分時間都很沉默，沉默地吃飯、睡覺、看書、看檔案。
1月14日，毛主席讓身邊的從業人員給他讀鄧小平1月12日送審的已經由政治局會議審定的周總理悼詞稿，近三千字的悼詞，毛主席開始聽的時候還能控制情緒，後來聽着聽着，他再也無法控制住心中的感情，失聲痛哭起來。
從業人員不得不一次次停下來，試圖安撫毛主席的情緒，但毛主席的哭聲并沒有停，從業人員隻能一邊流淚一邊哽咽着讀完了這近3000字的悼詞。
讀完後，卧室裡的哭聲還持續了很長時間，最後毛主席批示：“同意”。除了悼詞稿外，一同送審的還有關于周總理追悼會的檔案，毛主席也做了批示。
就在周總理追悼會在緊張地安排的時候，很多人心中存了一個疑問，即毛主席會不會參加周總理的追悼會，要知道就在四年前的1月10日下午，毛主席就曾在陳毅追悼會開始前一個多小時突然決定參加追悼會，這讓所有人都吃了一驚。
因着這件事，當周總理病逝後，盡管中共中央并沒有安排毛主席參加周總理的追悼會，但很多人還是想毛主席會不會也參加呢？
這種想法的存在是很普遍的，遊泳池的從業人員都有這個疑問，生活秘書張玉鳳就曾直接問毛主席：“去參加總理的追悼會嗎？”
毛主席沉默了一會，用手拍了拍略微翹起的腿，痛苦而吃力地說：“我走不動了。”他是真的走不動了，沒有從業人員的攙扶，他根本走不了路，甚至不能自己站起來和坐下。
就是四年前參加陳毅追悼會，他離開上汽車的時候，幾次都沒有邁上汽車，還是從業人員将他扶上了車，如今四年過去，他的身體更加糟糕，已經不允許他外出了。
張玉鳳算是大膽的，直接問了毛主席，還有不敢問毛主席而問别人的，孟錦雲就打電話詢問汪東興：“總理追悼會的事，要不要告訴主席參加？”
汪東興想了想說：“政治局未發出通知請主席參加追悼會，你們就不要問主席參加不參加了。”
盡管汪東興做了這樣的叮囑，但遊泳池其實還是做好了毛主席參加追悼會的一切準備，相應的警衛保護工作不用說了，就是輪椅、氧氣袋等搶救措施也做好了準備，就怕毛主席會像四年前一樣突然參加。
但這一次顯然不一樣，毛主席明顯是有心無力了，他沒能參加周總理的追悼會。
1月15日下午三點，周總理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毛主席派人送去了花圈，并讓張耀祠代表他出席了追悼會。那一天的晚上，從業人員發現，毛主席一邊看電視一邊默默流淚，他在用自己的方式送别戰友，而他自己也清楚，屬于他的時間也不多了。
周總理病逝八個月後的9月9日零點10分，毛主席也永遠地離開了他所熱愛的國家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