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以史為鑒”
文 \ 安立志
毋庸解釋，“以史為鑒”的“鑒”是鏡子，無論青銅鏡還是玻璃鏡，鏡子裡的人就是自己。鏡子有好壞之分，面容與鏡相，無損益，無扭曲，裡外一緻，就是好鏡子。正因如此，才有了劉禹錫的《昏鏡詞》（《劉禹錫集箋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561），貌美的自然喜歡“皎如”的明鏡，貎醜的甯可購買“霧如”的昏鏡。唐太宗的“以銅為鑒”與“以古為鑒”，道理是一樣的，“以史為鑒”，也有“史”的選擇問題。李世民就非常介意“朕有不善，卿亦記之”（《資治通鑒》唐紀十二），于是打破了皇帝不得檢視“起居注”的前代慣例。
加籍曆史學家麥克米倫指出：“當人們像他們經常做的那樣談論‘适當的’曆史的必要性時，其真正的意思是，他們隻會選擇自己期待看到且喜歡的曆史叙述。”（《曆史的運用與濫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頁145）“期待”與“喜歡”，顯然屬于人性的主觀而非史實的客觀，“假曆史”也是如此選擇的結果。
在皇權專制之下，作為史書作者，有直書與曲筆之分；所形成的史書，有信史與僞史之異，而且“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史通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頁394）。是以，假曆史是不可避免的。作為統治者，也會對史實進行斟酌，進行選擇，既有要求記住的，也有要求忘記的；既有錦上添花的，也有佛頭着糞的；既有移花接木的，也有偷梁換柱的……歪曲與篡改之後的，隻能是假曆史。
史實的真實是首要的，意大利史學家克羅齊有一句名言——“一切真曆史都是當代史。”（《曆史學的理論與實際》，商務印書館，1982年，頁3）人們在引用這句名言時，往往把這個“真”字遺漏掉。梁啟超也強調，“曆史的目的在将過去的真事實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以供現代人活動之資鑒。”（《中國曆史研究法（外二種）》，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162）既是“事實”，又冠之以“真”，可見其對“假曆史”之擔心。
麥克米倫認為，曆史的濫用不可能避免假曆史，“創造一個對自己有利的甚至是虛假的曆史，以便使我們錯誤對待他人的行徑合理化”，或“當我們制造謊言或是隻從單一的視角出發書寫曆史時”，都屬于濫用曆史。（《曆史的運用與濫用》，引言）她在這裡使用了幾個“關鍵詞”，對曆史進行“創造”的結果，隻能是“謊言”——“假曆史”。
其實，在她之前，克羅齊就分析過三種“假曆史”，即國文性曆史、詩歌性曆史、修辭性曆史。麥克米倫是女性，行文比較婉轉，她把“假曆史”稱為“不好的曆史作品”，并零星列舉了幾種情況：
“那些不好的曆史作品，隻會告訴人們複雜曆史事實的部分真相。這類作品還會描述大量無法考證的曆史細節，……”（同上書，頁48）“當人們發現某些證據可能會挑戰他們所偏愛的曆史觀點時，他們會故意忽視甚至壓制那些證據。”（同上書，頁92-93）她變換了主語陳述道，“我們會通過歪曲過去事件的真相，來證明我們的行為總是正當的，而敵人總是錯誤的。”（同上書，頁123）這樣的列舉顯然失之不系統和無條理，不過，隻要認真思索一下，又似乎感同身受。
英國曆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曾指出：“為什麼所有統治者都讓年輕人在學校學習曆史？不是要他們去了解他們的社會及其變遷，而是要他們來贊許這個社會，為這個社會而自豪，要他們開始就是，或逐漸變成美利堅或者西班牙或者洪都拉斯或者伊拉克的馴服公民。并且這也适用于事業和運動。作為心靈啟迪和意識形态的曆史逐漸成為自我辯解的神話。”（《論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頁42）他沒有提到“假曆史”，然而，當曆史“成為鼓動人心的意識形态”之際，任意删改與取舍則是肯定的。
曆史，無論作為龜甲、銅鼎、竹簡、石碑或古籍上的遺迹，都是死亡了的客觀存在。一旦“以史為鑒”，即意味着賦予這些史迹以生命，那就有了如何對待史迹的問題。對曆史采取文過飾非、無中生有、偷梁換柱式的“創造”或“選擇”，當然是“假曆史”。如果一定使之“為鑒”的話，那它隻能是凸透鏡、凹透鏡或者哈哈鏡。“以史為鑒”，無論提醒自己，還是要求他人，都要擯棄假曆史。假曆史之于自己，“紅腫之處，豔若桃花；潰爛之時，美若乳酪”（魯迅語），頓時感到膨脹與睥睨；假曆史之于他人，或頭頂生瘡，腳底流膿；或螞蟻緣槐，蚍蜉撼樹，油然生出厭惡與鄙夷。
“畫工棄市”的故事并非曆史。毛延壽的人物畫很傳神，“醜好老少必得其真”。他本來是有能力向皇上提供王嫱的美麗“真相”的。隻因王嫱拒絕向其行賄，他出于一己之私，竟向皇上僞造了王嫱的醜陋“假相”。元帝被騙了，昭君出塞了，毛延壽被殺了（《西京雜記》，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44）。如果将畫工的作品比作曆史，毛延壽創作了“假曆史”，漢元帝相信了“假曆史”，于是誕生了一樁古代的外交悲劇，亦可見“假曆史”之危害。
不要忽視和低估“假曆史”的負作用，解體的蘇聯就是前車之鑒。一本《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影響我國既廣且深。俄羅斯曆史學家麥德維傑夫評述道，在這本書中“可以找到不少直接僞造和明顯虛假的論斷。”（《蘇聯真相：對101個重要問題的思考》，新華出版社，2010年，頁352）歪曲篡改曆史，也是蘇共喪失黨心民心，最終解體的原因之一。兩國國情不同，治理模式相似。今年是蘇聯解體30周年，不免想起杜牧的名句，“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