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說女子不如男！
1949年4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突破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長江防線，解放了南京。這也宣告蔣介石想要依托長江天險，把我軍攔在北岸的“如意算盤”被徹底打破。
南京解放的第二天，入城的解放軍官兵們都忙碌着。清晨7時左右，解放軍35軍軍部站崗的戰士，遇到一位身着旗袍、儀态優雅的中年女子，她要進入軍部。
軍事重地，豈是普通人能進？站崗的戰士把她攔下，詢問她有什麼事。這女子看上去很是優雅随和，但她說的話卻讓站崗的戰士有些驚訝。她表示：我要見你們政委何克希。
35軍剛進南京，政委何克希現在忙得團團轉，哪有時間會見外人。女子見哨兵很疑惑，便直接表示：我是陳修良，你們跟何政委說我的名字就行。
站崗的戰士們看她這麼自信，便派了個人進去通報。不一會兒，隻見政委何克希一路小跑着來到軍部門口，遠遠地就朝女子揮着手，高興地喊道：“陳書記，陳修良同志，我們正要找你呢！”
到了女子身前，何克希緊緊地握着她的手，客客氣氣地把她迎進了35軍軍部駐紮的大樓。
當時解放軍第八兵團司令員陳士榘也在大樓裡辦公。當何克希将陳修良帶到他面前，向他介紹時，陳士榘連連說道：“真沒想到，幫助我大軍渡江解放南京的地下黨負責人，原來是一個溫文爾雅的小女子呀！”
是的。誰能想到，一個如此優雅的中年女子，其實是能在“虎口拔牙”的南京地下黨負責人。在渡江之前，陳士榘等解放軍進階将領都隻是聽過陳修良這個名字。
在此之前，每一次有絕密情報從南京傳來時，他們都會想象陳修良應該是個身手了得的好漢，根本想不到她是個女子。要知道，在老蔣的大學營做特工，難度之大遠非一般城市所能及。
交談了一個小時之後，得知陳修良還有一些重要資料放在住處沒有拿過來。為了保證她的安全，軍部上司當即下令開出兩輛吉普車，由警衛連連長親自帶着幾位戰士，一路護送陳修良回住處取東西。
當兩輛軍用吉普車駛到華得電料行門口停下時，鄰居街坊們都議論紛紛。也就是到這時，這些鄰居們才知道，這個與他們相識兩年多、平時看似平平無奇、最大“愛好”是打麻将的鄰居“張太太”，竟然是我黨紅色特工，而且還是中共南京市委書記這樣的大上司。
那麼這個陳修良到底有什麼不為人知的經曆，她是如何在老蔣眼皮子底下擷取情報的？為何她的情報，能讓軍部政委、兵團司令都對她佩服得很？下面，就和我一起走進我黨曆史上的第一位大城市女市委書記陳修良的傳奇人生。
1907年，陳修良出生在甯波一戶富裕的商人家庭。但不幸的是，在她兩歲的時候，父親就因病逝世，隻留下她和一個姐姐跟着母親袁玉英相依為命。父親離世後，家族裡有些不安好心的人，開始将主意打到了孤兒寡母身上，他們勾結官吏流氓，想要侵占她們的家産。
母親袁玉英是個有見識的女性，她覺得與其留在這個大家庭裡被人惦記，不如趁早離開，給兩個女兒一個安穩的生活環境。思慮再三之後，袁玉英便帶着兩個女兒離開了陳家。
在那個年代，很多人養育女兒，都是讓她們學着做家務、做女紅，以後好嫁個人家好好生活。但袁玉英卻不這樣想，丈夫去世後的遭遇讓她知道女人隻想依靠别人是不行的。于是在脫離陳家之後，袁玉英花重金請了老師來家裡給兩個女兒教書授課。
袁玉英的苦心确實沒有白費，1921年，陳修良以優異的成績考進了甯波女子師範學校，而她姐姐也考進了啟明女校。
陳修良原本的打算是做一位書法家，為此她還專門拜了當時小有名氣的書法家沙孟海為師。但當時革命的思想正在中華大地醞釀發展，“鑒湖女俠”秋瑾的故事也影響着一批批熱血的年輕人。
國家有難，小女子也有責，陳修良毅然投身到了學生運動中。1925年7月，她還專門發表了一篇名為《救世刍議》的文章。但那時候的學校，很多校上司都秉承着“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的固執想法，他們生怕陳修良給學校帶了什麼麻煩，便以“赤化分子”的由頭開除了她的學籍。
無奈之下，陳修良隻能轉學到杭州女中繼續求學。不久後，她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上海國民大學。在校期間，陳修良受進步刊物的影響，開始認識并接觸共産黨。後在中共漢口市委宣傳部部長向警予的介紹下，光榮地入了黨。
此後陳修良就一直緻力于革命事業。在此期間她也遇到了自己的一生所愛，同為共産黨員的沙文漢。
1945年，38歲的陳修良被任命為中共華中分局城工部南京工作部部長。第二年3月，她臨危受命擔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在南京開展地下工作。
為什麼選她？兩個原因：
一來，陳修良早前有過多年在白區工作的經驗，她的能力和意志都是經過長期考驗的。
二來，從1922年以來，我黨在南京的地下組織先後八次遭到敵人毀滅性破壞，每一任市委書記都光榮地犧牲在任上。先後8位市委書記犧牲，這種情況在别的城市是沒有的，陳修良真的是臨危受命。這一次，敵人想不到我們會派一個女同志過去。
當時的南京城，對于我黨地下從業人員來說，算得上是真正的“龍潭虎穴”。
作為國民政府的都城，南京當時總人口雖然隻有96萬，但是其中直接或間接效力于國民黨的軍政人員就達到11萬人，專職特務更是達到驚人的9700多人。這是什麼概念？相當于我黨地下人員走到大街上，每跟100個人擦肩而過，其中就有一個是敵方特務。
與國民黨的“人多勢衆”相比，我黨在南京的力量可謂是相當薄弱。南京紅色特工加起來的數量隻有220名，在敵統區以220比9700，這其中的兇險可想而知。
然而，這還不是最危險的。
在當時南京林立的特務機關中，有一種人是最讓地下黨成員“忌憚”的：可惡的變節者。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四處尋找辨認曾經的戰友。
對于被辨認出來的特工，蔣介石當時在南京采取的政策也是極為狠辣：甯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個。
對于南京地下工作的危險性，從事地下工作多年的陳修良其實心裡很清楚。進南京之前，她對丈夫說：“我抱着必死決心。”
陳修良這樣“舍我其誰”的霸氣，也深深感染了沙文漢。臨别時，沙文漢專門寫了首詩送給妻子：
男兒一世事橫行，巾帼豈無翻海鲸？不入虎穴焉得子，如今虎穴是南京！
就這樣，陳修良秘密進了南京，開始了自己“翻江倒海，虎口拔牙”的傳奇。
初到南京，陳修良深知：要想打赢這場硬仗，就得隐蔽好自己。第一次召開市委會議時，參會的隻有她、副書記劉峰、委員朱啟銮、方休、王明遠5個人。這4位在南京工作過許久的同志，對于眼前這位女書記的隐蔽工作很擔心，畢竟他們的以前上司都被捕了。
面對同志們的擔心和關心，陳修良隻說了這麼一句話：“隐蔽自己和展開鬥争……需要很好地處理藝術。對于這種藝術，我會掌握好的。”
把隐蔽自己，當成一門和敵人較量的“藝術”，陳修良這番話讓同志們很服氣。
此後，在南京的3年多，陳修良先後搬了6次家，其身份也一變再變。
剛開始時，她想到了以一個外地姑媽的身份在南京落腳。當時地下黨員柏炎和妻子及孩子，生活在南京的鬧市區。陳修良便以孩子鄉下姑媽的身份，住進了柏家。那時她的戶口簿上标注的是“家庭婦女”、“文盲”。
但外地的親戚總不能一直在人家家裡不走，而後她又換了好幾家住，每一次的身份都是鄉下來的親戚。在外人面前，她永遠是一副什麼都不知道，沒任何文化的老媽子形象。但門一關，在同志們面前，她則是一個精明能幹的大上司。她運籌帷幄，盤活了南京地下黨組織。
1947年，時機成熟後，陳修良又搖身一變，成為了上海華德電料行的老闆娘“張太太”。這個電料行顯然不是一個普通的公司，它是我黨上海局辦的掩護公司。
為了扮演好一個富家老闆娘的角色，陳修良可是做足了工夫。沒事時，她就跟街坊裡的太太小姐們打打麻将，從來不談國事。她衣着華麗，平時很愛和女店員們聊家常裡短。誰都想不到，這個“張太太”指揮着南京城220多名紅色特工。
那麼在老蔣的眼皮子底下，陳修良又是怎麼展開鬥争的呢？
根據解放戰争的程序，她大緻将南京地下組織的工作分成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主要以情報工作為主，第二個階段主要以策反工作為主。
1946年5月，陳修良專門設立了以盧伯明為負責人的南京情報系統，為了安全起見，這個系統由她本人單線聯絡。在這個過程中，她的膽識是讓手下的特工無比佩服的。
有一次，陳修良去市委委員方休家中商量事情，方休對外的身份是一名國小教師。誰知一見面，方休便告訴陳修良一個緊急情況。
原來最近方休家中來了一位客人，這個客人是方休的妻弟，他還有一個身份是國民黨軍統特務。家裡就住着一個特務，方休緊張地很，便跟陳修良請示自己能不能搬出去。
誰知陳修良聽到這個消息，不但不覺得這是壞事，還認為這是一個好機會。她認為倘若方休直接搬出去，很有可能引起對方的懷疑。與其如此，不如以靜制動，看能否從這個妻弟手上擷取情報。
陳修良的判斷果然沒有錯。幾天後，妻弟出差去了，走之前留了一個手提包在方休家中。方休打開一看，發現裡面是一包軍事密碼。
當時，我軍經常能捕獲到國民黨反動派的電台信号，但在破譯電碼的過程中總是遇到困難，很多時候都隻能“望碼興歎”。現在有了這些軍事密碼，對于我黨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
于是陳修良當機立斷做出決定，讓方休把密碼交給自己謄抄。不過方休也說了，妻弟當天下午就會傳回，留給他們的時間隻有半天。時間緊迫，陳修良迅速做出安排，3個小時後密碼本就被送回了原處，而抄好的密碼則很快地送出了南京。
不久後，我軍根據這份密碼，掌握了國民黨軍隊的調動情況。黨中央親自發來的嘉獎令，高度肯定了陳修良和南京地下黨同志的工作。
如果上面這件事充分證明了陳修良在情報工作中的膽大，那麼下面這件事則将她的心細表現得淋漓盡緻。
有一天，陳修良在翻看中共諸暨縣委的舊名冊時，無意間看到一個名字“汪維恒”。而最近調任國民黨軍政部聯勤總部技術委員會的副署長，也叫汪維恒。陳修良判斷，這兩人會不會是同一人？當時同志們都覺得不可能，畢竟中共諸暨縣委的汪維恒已經和我黨失聯12年，同名同姓的人又那麼多。
同志們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發現汪維恒經常到一間餐館吃飯。于是沙文威便找了個機會，在那間餐館和汪維恒來個一場“偶遇”。
故人相見，自然少不得共話家常。在交談的過程中，沙文威屢屢試探汪維恒，發現他的革命立場依舊堅定。
就這樣，通過汪維恒這條線，關于國民黨軍師以上的部隊番号、兵力及武器等詳細情況，都被秘密呈送到了毛主席和朱老總桌上。
而這些情報在戰場上，給我軍提供了極大的幫助。後來，國民黨将領硬是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共産黨掌握的我軍番号人數，會如此翔實？
可以說，在擷取情報的過程中，陳修良作為決策人，每每都能戳中敵人的要害。
到了1947年以後，我軍在解放戰争中已經從被動轉為主動。于是，組織上調整了地下工作的重點，将重心調整到策動國民黨軍政人員起義的戰略部目标上。
這麼做，既可以減少軍民傷亡，又可以保護城市盡量不受破壞。在這種情況下，陳修良在原本的南京情報系統的基礎上，又設立了南京地下策反系統。
與情報工作相比，在敵人的大學營策反他們的将領，無疑是一個難如登天的任務。秘密情報工作可以用假身份作為掩護，策反工作則是要直接用真實身份和國民黨将領接觸。而一旦對方有什麼壞心思，那麼負責策反的同志将陷入萬劫不複的境地。
陳修良正在為難之際，地下黨同志林誠帶來了一個好消息。林誠明面上的身份是國民黨空軍第四醫院中尉航空醫官，他能夠接觸了很多國民黨飛行員。林誠發現反動派飛行員中，有一位名叫愈渤的戰士，是個不錯的突破口。
愈渤原本是懷着拳拳報國之心考取國民黨空軍的，希望在戰場上驅除日本侵略者。但是真的進入了國民黨空軍隊伍，他發現事情并沒有按照自己想象的那樣發展。作為一位愛國青年，愈渤對于國民黨反動派的所作所為實在難以了解。
林誠在接觸愈渤的過程中，敏銳地察覺到了他情緒上的問題，于是将這一情況彙報給了陳修良。經過商議，陳修良确定把愈渤納為策反對象，由林誠負責策反的具體行動。
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試探，林誠覺得時機已經成熟，于是便展開了對愈渤的策反行動。愈渤本就不願意開着戰機殘殺自己人，于是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林誠的策反。而且他還表示，和他同機組的還有4位飛行員，他們的經曆和自己差不多，他有把握把他們也拉進來一起駕機起義。
但是，愈渤也提出了一個要求：希望能夠在駕機起義前加入中國共産黨。要知道入黨都是要經曆一系列考驗的，這種情況下林誠也不敢自作主張。于是他便彙報給了陳修良。
對于這件事，陳修良看得很透徹：這5位飛行員都已經被策反，也同意駕機起義，他們這是賭上自己的性命投身革命事業，這樣的實際行動已經證明了他們的黨性，入黨完全沒有問題。
有了市委書記的承諾，愈渤等5位飛行員原本的擔憂與顧慮都煙消雲散。1948年12月16日晚，趁着夜色，愈渤等人駕着B24轟炸機直沖雲霄，一路北飛，最終在石家莊我軍機場降落。
在解放戰争的戰場上，雖然此前不乏國民黨軍隊向我軍投誠，但那都限于陸軍系統。空軍系統的駕機起義，這還是頭一回。蔣介石聽說這一消息惱羞成怒，當即下令：撤換了機場司令。
之後，陳修良帶領着南京地下黨同志，又策反了國民黨海軍一支部隊，甚至把他們最為先進的巡洋艦“重慶号”都送到了解放區。
緊接着他們更是直接策反了南京首都警衛師師長王宴清，王宴清是中将軍銜，在國民黨軍隊系統中很有影響力。當他帶領着警衛師的兩個團起義過江而去後，國民黨内部可以說是吵翻了天，蔣介石嚴令南京衛戍總司令張耀明：“從速摧垮共黨的地下市委！”
但張耀明對此真的是毫不辦法，能抓到早就抓了，還需要等到現在？他無奈地感歎：“南京的共産黨地下市委這麼厲害，連首都的禦林軍都弄走，豈是這麼容易能夠摧垮的？”
遇到了這麼厲害的對手，張耀明也當真是沒辦法。
我軍在正面戰場氣勢如虹，陳修良在敵後的策反工作也是屢屢建功。她策劃的一系列起義事件就像是一柄柄利劍，直插國民黨心髒，讓敵人腹背受敵。
淮海戰役結束後，國民黨反動派的失敗已成定局。但蔣介石依舊不願意止戈，他打起了依托長江天險和我黨隔江而治的“如意算盤”。在這種情況下，怎麼突破長江防線，解放南京，成了我軍面臨的重要課題。
在這關乎曆史轉折的緊要關頭，陳修良帶領着南京地下黨同志“火力全開”，不僅把國民黨長江防線的秘密情報都傳遞了出去，更是組織多方愛國力量為我軍渡江提供了各方面的支援和幫助。
最終，被蔣介石視為“固若金湯”的長江防線在我軍面前如同“土雞瓦狗”一般。我軍隻用了3天時間就突破了長江防線，一舉攻占了南京總統府，南京也迎來了解放。
而陳修良也在圓滿完成任務後，來到了解放軍駐地，準備回歸組織。這也就有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
新中國成立以後，陳修良又開始了新的征程。她先後擔任了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全國婦聯第二屆執委等職務。
晚年，她寫下了一百萬字的回憶錄和曆史資料，來向世人訴說那些塵封的曆史。那些飽含激情與熱血的革命鬥争歲月，她從不曾忘卻。
1998年11月6日，陳修良因病逝世，走完了波瀾壯闊的一生，享年91歲。誰說女子不如男！謹以此文，紀念陳修良等在烽火中為新中國拼過命的偉大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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