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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土木堡到麓川,明英宗時期的用兵高峰暴露出明朝軍力的衰弱

瓦剌的崛起

自洪武年間北元敗退沙漠,在明朝經年累月的打擊下,北元逐漸喪失了政權正統性,被部下鬼力赤篡位,改稱鞑靼部落。而鬼力赤部下阿魯台對其弑君篡位行為不滿,又将鬼力赤殺害,迎立元朝後裔本雅失裡為可汗。在朱棣即位後,為了更徹底的打擊多次南侵的鞑靼,先後進行了數次大規模的北伐,瓦剌的首領馬哈木覺察到擊敗鞑靼,壯大自己實力的機會來臨,于是對明朝故作謙卑,實則一直引誘明朝攻打鞑靼,自己緊随其後撿便宜。這一招的确奏效了,被明朝打擊過的鞑靼不堪一擊,馬哈木輕松的就擊殺了本雅失裡,在他死後,他的兒子脫歡則擊殺了阿魯台,同時把瓦剌内部分立的另外兩個部落首領殺害,統一了瓦剌。

阿魯台死後,鞑靼無力與瓦剌抵抗,内部又分裂為了以元朝後裔脫脫不花帶領的一支和阿台,朵兒隻伯帶領的一支下,而朵兒隻伯帶領的人遷徙到了亦集乃路,以劫掠甘,涼為生。随後脫脫不花襲殺了這兩人,重新統領了鞑靼部衆。同時瓦剌的脫歡雖然實力強大,妄圖稱汗,但不具備“黃金家族”的血統,部下不允許他稱汗,于是脫歡擁立脫脫不花為可汗,自立為丞相,至此,瓦剌基本統一了蒙古諸部。随後,脫歡去世,其子也先在繼承他的地位基礎上更進一步,自稱“太師淮王”,實際掌握了蒙古的最高權力,脫脫不花徒具可汗名号,無法制衡也先了。

從土木堡到麓川,明英宗時期的用兵高峰暴露出明朝軍力的衰弱

土木之變——明朝命運的轉折點

在永樂以後,衛所士兵的逃亡現象就愈發嚴重,這不僅有制度上的原因,也與明朝國力的下滑不無關系,京城三大營位于天子腳下,尚且處于常年不滿額的情況,更不用說其他地方了。

而此時随着也先逐漸掌握了蒙古諸部的最高權力,他的野心也在瘋狂的生長,也先想要恢複蒙元昔日逝去的榮光,于是聯絡各個部落,在正統十四年分三路大舉入寇。《明英宗實錄》載:“(正統十四年七月乙醜)是日,虜寇分道刻期入寇。也先寇大同,至貓兒莊,右參将吳浩迎戰,敗死。脫脫蔔花王寇遼東。阿刺知院寇宣府,圍赤城。又别遣人寇甘州。諸守将憑城拒守。報至,遂議親征。”從《實錄》中我們可以看到,也先此次入寇準備充足,規模極其龐大,也先本人帶兵攻打大同,阿剌知院帶兵攻打宣府,脫脫不花進攻遼東,又分一部分兵馬攻打甘肅等地,沿着明朝長城九邊從遼東到甘肅處處烽火,情況萬分危急。

自大明開國以來,從朱元璋,朱棣,乃至仁宗,宣宗,無一不曾親冒矢石,這種尚武精神也激勵了年輕氣盛的英宗,他認為自己與父輩相比并不會有多差,于是不顧群臣谏阻,執意禦駕親征,和國力正盛的瓦剌決一死戰。然而他卻不知道,和活了40多年的老油條也先相比,他隻是個初出茅廬的小屁孩罷了,無論手腕,權謀,都不是一個等級的對手。

果不其然,英宗先是盲目出兵,大軍準備不足就強行出發,之後又不肯聽郭登的建議從紫荊關回京,反而選擇東至居庸關,我猜想年輕氣盛的明英宗其實是不甘心這樣兩手空空就回京的,他不走紫荊關回京反而向東行進至居庸關,應該是仍然還想着尋找也先主力決戰,但最終釀成了土木堡的慘劇。

《明史》以及不少史料将這一路線選擇的罪名算在了王振頭上,說是王振因為害怕家鄉麥子被大軍踐踏,是以選擇繞道,其實王振不過一個太監哪有那麼大能量指揮二十萬大軍,最終決策必然是英宗下達的無疑,隻不過為尊者諱,這個罪名自然不能讓英宗承擔,王振就成了最好的背鍋俠。

最終到達土木堡時,英宗帶領的大軍陷入了也先大軍的圍困之中,但京軍三大營不愧是天下精銳,就地駐防修築工事,行伍嚴整,也先沒有絲毫可趁之機。雖然此前也先已經占據桑幹河上遊切斷水源,然而圍困三天,明軍毫無崩潰的迹象,不得不讓人稱贊明軍的精悍。也先無奈之下選擇與明軍和談,達成協定,放明軍走出包圍圈,似乎事情到這裡已經完美解決,這件事會像當年劉邦“白登之圍”一樣有驚無險的度過。

然而事情在這裡又一次發生了轉折,英宗急于脫困,于是下令移營,明軍從防禦工事走出來變為行軍狀态,一支軍隊在行軍狀态時無疑是最為混亂的,正确的做法應該是讓大軍保持戰鬥隊列緩慢的移動,直到脫離包圍圈,但是英宗缺乏指揮大軍的經驗,相比劉邦幾十年的戰場經驗,他差的太遠了。老油條也先此時一看天賜良機,哪還管你什麼和談的事情?二話不說直接開打,十數萬騎兵沖鋒之下,明軍陣型瞬間被瓦解,明朝大敗,直接導緻明朝國力由盛轉衰,二十萬精銳士兵葬送在了英宗錯誤的指揮之下,同時葬送的,包括大量的朝廷重臣,軍事勳貴的後輩子弟,這些都是大明當時的人才以及未來的軍事人才,就這樣毫無意義的死在了一場錯誤的戰争裡,英宗對此是要負主要責任的。

從土木堡到麓川,明英宗時期的用兵高峰暴露出明朝軍力的衰弱

土木堡之變示意圖

麓川的坐大與瑤變之始

明朝在進軍大西南的時候,思倫發聽到明軍下雲南,破大理,内心惶恐,作為平緬宣慰司首領主動投誠,得到明太祖朱元璋承認,得以繼續統領平緬并兼領麓川。之後思倫發造反,被沐英大敗投降,用貢賦為自己贖命活了下來,繼續統領麓川。到宣德年間,麓川都一直勤于入貢,借此來掩飾他們奪取木邦,孟養等地擴大自己實力的意圖。但是他們的行為是不可能遮蓋住的,隻是明朝在南方困于交趾的用兵,暫時無法騰出手來收拾他,姑且讓他得意一時。

而在另一邊,自永樂時起就綿延不斷的廣西瑤亂正在向越來越嚴重的方向發展。瑤民們以廣西浔州府桂平縣大藤峽為據點出入叛亂,鹿榮,顧興祖,肖绶先後讨伐數十年,然而總是摁下葫蘆浮起瓢,這邊的亂民平定了,那邊的又起來了,仿佛永遠沒有結束。顧興祖上一秒還在奏報:“廣西浔州府桂平縣大藤峽地連貴縣、平南、武宜及柳州、慶遠,山勢陡峻,江灘迅急,蠻寇據為巢穴,每每于此處劫殺人諒财,自浔州武宜江路阻澀二十餘年。今親領官軍至武宣峽口,水陸夾攻,剿滅渠兇,餘黨悉平,邊境甯息。”(洪熙元年七月辛卯),下一秒就“寇據思恩縣大小富龍三十餘峒,固守險阻以拒官軍。興祖等督兵分道攻之。”?(洪熙元年十一月甲寅),可見當時瑤亂多麼的頻繁。

從土木堡到麓川,明英宗時期的用兵高峰暴露出明朝軍力的衰弱

麓川宣慰司

英宗時期對于麓川叛亂和瑤亂的打擊

在思倫發死後,其子思行發,思任發先後繼任成為麓川宣慰司長官,思任發繼位後愈發驕橫,一邊按時上貢僞裝良善,一邊侵略金齒等地,危害大明西南邊疆安全,引起黔國公沐晟警惕,上疏請求讨伐思任發,把他的野心扼殺在萌芽之中,于是正統四年,沐晟同沐昂,方政一起駐紮金齒,前往讨伐思任發,前期進展頗為順利,擊敗思任發一路追至高黎共山。但出乎意料的是這竟然是思任發的計謀,佯裝潰退誘敵深入,在上江一帶方政帶領的明軍太過深入,被思任發抓住機會,出象陣破敵,猝不及防之下明軍大敗,沐晟害怕朝廷斥責竟突然死亡。明朝一時難以組織軍隊讨伐,思任發得勝之下更加驕狂,進犯大侯,孟琏等地,明軍一時無法壓制他。

不少朝臣如何文淵,劉球等人都以勞師無功為理由,希望能夠罷除對麓川的征讨,這也充分說明了明朝此時軍事上明顯的衰退,導緻了無法壓制麓川。但是西南告急,不可能放任思任發不管,于是明朝以定西伯蔣貴為總兵官,以兵部尚書王骥總督雲南軍務,勢必要平定麓川方可罷休!

王骥先破思任發上江江防,再誘敗象兵,打通了高黎貢山道最終突破思任發的山寨。打的他逃亡孟養,最終被木邦所抓獲,成為了獻給大明的俘虜。但是思任發之子思機發逃出生天,仍然伺機而動,準備招納亡命再圖叛亂。而緬甸抗拒明朝的聖旨,拒絕交出思機發,明朝怕再有一個類似麓川的出現導緻西南邊疆不穩,重新指令王骥再次讨伐緬甸,而思機發則占據孟養休養生息。

思機發以為孟養天高皇帝遠,可以依據險阻,于是繼續傳承其父永不服輸的作死精神,堅持抗争到底,正統十一年,沐斌出師追繳思機發無功而返,于是明朝第三次派出王骥讨伐麓川。正統十四年,王骥帶兵從騰沖出發,攻拔思機發山寨,斬獲不可計數,但是思機發還是跑了,而他們剩下的部衆也擁立了思任發的小兒子思祿占據孟養繼續作亂,王骥出兵太久,士兵疲憊不堪,不宜再繼續作戰,隻得作罷回師。明朝在金沙江立下界碑,嚴正警告思祿不得過江,否則後果自負,終于才勉強使得作亂十多年的麓川暫時平靜了下來。

而在另一邊的廣西,此起彼伏的瑤亂也給當地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破壞,從永樂年間就造反的瑤民韋萬王雖然在正統十年伏誅,但他的榜樣作用使得後繼者源源不斷,《明英宗實錄》記載“(正統十一年三月甲申)廣西大藤峽蠻賊五十餘宗,或三、四十人,或五、六十人,流劫鄉村,侵犯諸縣。”說明了當時情況的嚴峻。甚至因為苗瑤叛亂數不勝數,官軍捕殺不及使得自己被反殺,指揮官多有陣亡導緻無人領軍的情況出現,甚至到後來官軍見到叛賊因為害怕而不敢逮捕。(正統十四年六月庚戌)巡按湖廣監察禦史候爵奏:“靖州等處;苗賊流劫淇溪寨及辰溪縣等處,官軍往捕不勝,反被殺死都指揮高亮等。今又糾率醜類來劫晃州等處,緣亮已死,無人領軍。”這種情況終英宗一朝始終沒有得到改變,可見明朝的地方駐軍戰力衰退之嚴重,以及苗瑤之兇悍。

從土木堡到麓川,明英宗時期的用兵高峰暴露出明朝軍力的衰弱

大藤峽瑤亂示意圖

總結

從英宗一朝戰績來看,軍事實力下滑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因為高層指揮失誤,葬送了帝國培養多年的精銳;有的則是地方駐軍戰力衰退,民亂兇悍無法壓制;有的則是地方土司叛亂,出動大軍往複數次方能克堅,平定叛亂艱難如此。

在各種各樣因素的影響下,英宗朝明軍的戰力始終處于一個衰退的狀态,以至于憲宗上台後把整頓軍備當做頭等大事,撤換總兵官,核實軍額,包括把英宗朝留下的各種爛攤子給解決掉,使得憲宗朝成為了明朝一個用兵的小高峰,憲宗也被稱為“中興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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