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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古之學者必有師
上古時代，很早就出現了教師這一職業。但那時的教師是什麼樣，其風範如何，由于無文獻記載，後人已很難稽考。
傳說堯帝和舜帝在位的時候，曾經任命契這個人作“司徒”。“司徒”這個稱謂，後來演變為一種官職，推其本義，就是管理和教育學生的意思，也就是現在的教師。堯舜為什麼要任命一個“司徒”呢？因為當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社會風氣不正、天下大亂，這是很嚴重的問題，是以要找個人出來管一管，怎麼管？當時的說法是——“敬敷五教”。
“敬敷五教”在中國教育史和文化史上是一個很重要、很值得研讨的命題。首先，這裡面提出了實施教育的目的，即“五教”。“五教”是針對五種主要的社會人際關系來實施教育。古人認為，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是構成社會最重要的五種人際關系，稱為“五倫”。“五倫”是自然而然的，既是人的天性，又是自然的規律。
順應着人的天性可以建構起社會倫理基礎，遵循着自然的規律可以建立起社會道德标準，這既是教育的應有之義，也是文明社會的開端、和諧社會的基礎。後來孟子又進一步将“五教”表述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之成為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亦成為數千年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
由此我們可以了解，中國教育的源頭活水是做人教育，而非知識傳授。古代聖賢相信，隻有教育學生學會了解和處理好這五種社會人際關系，學會做人，才能夠“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實作個人人生幸福、家庭美滿、事業成功，促進社會的和諧進步。
其次，“敬”“敷”兩字也值得回味。“敬”是對教育者職業态度的要求，“聖賢進德修業，不離一敬”。“敬”的反義詞是“肆”，就是随意、放任、不負責任的意思，就是無法履行教書育人的責任。“敷”是傳播、流布的意思，教師要傳經布道，不僅自己懂得做人的道理，還要有以天下為己任、兼愛他人和誨人不倦的精神。
按照這樣的标準，堯舜最終選用契作了司徒，承擔起育人的重任。契是商代的祖先，曾經協助大禹治水，表現出了很高的才能。但作為教師，僅有高人一籌的才能是不夠的。關于契，《列女傳》稱“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緻其名”。可見契的成就主要不是因為他治理過水災，而在于他“能育其教”——在教育方面做出重大貢獻，因而為當時和後世的人們所紀念。契的秉性是“聰明而仁”，“聰明”是天賦，是見識；“仁”是愛心，是品格。二者兼具，故能擔負起育人的責任，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學高為師，身正為範”，或者叫做“德才兼備”。隻有這樣的人，才有資格去做教師。契這個人，恐怕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為後世樹立起來的第一個師表風範，他身上展現出的“聰明而仁”的秉性，也可視為我國最早的教師職業道德标準。
春秋戰國時期，又是一個天下擾攘、充滿紛争的年代，于是有百家諸子并起，為亂世開太平藥方。諸子其實都是職業教師，私人講學，坐而論道，各有一班學生相追随。諸子雖然不是别人任命出來的教師，但也應是循循善誘、谙通育人之道的教育家，否則怎麼會有那麼多生徒前來追随呢？是故在他們的著作中，也儲存下來許多有關教育和教師的論述，雖吉光片羽，卻彌足珍貴，其中很多經典的詞語，被直接引用到後世制定的師德規範中。
孔子是被尊崇為“萬古師表”的古代傑出教育家。“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授業。”(《孔子世家》)孔子退居家中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他大概沒想過到處去張貼招生廣告，結果還是引來了四面八方的大批學子向他問學。對此，可用孔子自己的話作一解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孔子是知行合一的，他的教育主張來源于他的教育實踐，“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如果教師不能言行一緻、以身作則，又怎麼能去教育和影響學生呢？孔子教導學生要“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他自己也是這麼去做的。對此，孔子的學生子貢評價說：“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在他的學生眼中，“仁且智”是孔夫子身上展現出來的鮮明特點，也是孔子被後人看作聖人的主要原因，這與前面談到的契的“聰明而仁”是一脈相承的。我們可不可以說——“仁且智”，是古代中國對于教育者人格境界和師表風範的最高追求。
02朱熹和《白鹿洞教條》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剛剛出任南康軍(今江西九江星子縣)郡守不久的大教育家朱熹，決定在廬山東麓的白鹿洞創辦書院。在這裡，他親手制訂了著名的《白鹿洞教條》：“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這是中國教育史上值得特别紀念的一件大事。由于朱熹的提倡和努力，白鹿洞書院不但在其後數百年間弦歌不辍，發展成為“天下書院之首”，“代表了中國近世七百年的宋學大趨勢”(胡适)，并開啟了近千年來古代書院的教育傳統。朱熹手訂的這則《白鹿洞教條》，更是被曆代教育家作為師德信條而奉持不渝。例如明代大學者、教育家王陽明就曾說過：“夫為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
《白鹿洞教條》系統梳理了古代先賢，尤其是先秦儒家關于教育問題的經典論述：首先，明确孟子提出的“五教”主張即是教育的宗旨，“學者學此而已”。其次，将孔子《中庸》中提出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為教書育人的門徑。并且強調說，前面四者，是為了窮理緻知，屬于認識的範疇，後面的“笃行”則是實踐。朱熹一向認為，《中庸》是孔子“傳授心法”之作，其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教育命題，值得終身品味。
此後，王陽明又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緻知力行”“知行合一”的主張，這些見解和主張，對于我們糾正目前教育工作的偏失，也有着很強的現實意義。
其後列出的“修身之要”“處事之要”“接物之要”，都是“笃行之事”，皆屬實踐範疇。朱熹認為，人的認識不能脫離實踐，實踐能提升人的認識，“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笃，則知之益明”，這個循環反複的過程，就是教育的過程。
對于教育者自身而言，更應以此作為“規矩禁防”，在此過程中不斷修身進德，“是以君子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非吾心之當愛，無一事非吾職之所當為。雖勢在匹夫之賤，而是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吾之分内也。”
這是我國古代關于師德規範最完整、最清晰的一次論述。
朱熹以後，他的門人程端蒙和程的友人董株根據《白鹿洞教條》制訂了一個既能為書院學生所應用又能對師長有所借鑒的《程董二先生學則》。這個學則和《白鹿洞教條》一樣，為明清兩代的書院和官學普遍采用。
順帶說一下，古代書院和學校的“學則”，其稱不一，又叫“教條”“學則”“軌範”“揭示”“規訓”“戒勉”等，實際所指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其内容對包括教師和學生在内的學校全體成員都有限制作用。之是以對教師和學生不作分别的要求，依據的是《易經》上的一句話：“君子以朋友講習”。也就是說，在古代的學府裡，師生之間應是朋友的關系，其主要教學(講習)形式，即所謂“朋友聚會一番，精神收斂一番，講論一番，道理開發一番”，這對于以做人教育為主的書院來說，更是如此。
相對于《白鹿洞教條》的微言大義，《程董二先生學則》則具體到了書院師生的日常起居和行為規範。如“居處必恭”“步立必正”“視聽必端”“言語必謹”“容貌必莊”“衣冠必整”“飲食必節”“出入必省”“讀書必專”等，其好處是便于操作執行和監督，但未免瑣細，流于形式，容易使人舍本逐末。是以朱熹在審定時似乎對此不以為然，以為這是“古人國小之遺意”，用來限制一下孩童還差不多，如果用來規範成年人，就不免過于淺陋了。
明清兩代，沿襲宋代書院講學風氣，天下才俊依聚山林，勵志清修，“濂洛諸儒此內建，虛堂遙應四山鳴”，書院教育遂有了較大的發展，漸漸成為當時教育的主流。對于化育人才、砥砺氣節、涵泳風氣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明清書院普遍重視學子修身進德，是以，選聘師長，最看重的一條就是道德操守。清代學者戴震說：“講學砥節，相語以道德，相勖以恭行。自宋以來，書院之立，鹹若是。”可見，如果不是德高望重的碩儒，是很難成為書院士子們的人生導師的。
清代豫南書院對于教師師德訂有四條規範：其一，敦德行以端本原也；其二，勤研讨以踐實學也；其三，重師友以求夾持也；其四，謹交遊以遵禮法也。其中第三條，還特别要求教師能夠與學生“同堂共學，朝夕追随，賞奇析疑，互征心得”，強調教師與學生要在一起互動交流，自由探究學問，教學相長，創設生動活潑的教學氛圍，“亦名教中活潑潑地也”。
群玉書院中專門設有“親師齋”，其銘曰：“主善為師德業所資，狎而敬之，畏而愛之，亦趨亦步，朝斯夕斯，熏陶既久，其益無涯。”
教師要抱一顆慈愛之心，使不聽話的孩子能夠敬重你，膽怯的孩子能夠喜歡你，一天到晚都願意追随你、親近你。用你高尚的人格長時間地熏陶滋養着孩子們，将會使他們終生受到教益。這樣的師德标準，即使放到今天來看，也是令人向往不已的。
“白鹿洞教條”既是學生求知問學的條規，也是教師從事教育的規範，兩者是統一的。對此，朱熹解釋說：“熹竊觀古昔聖賢是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辭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這就是說，在教育實踐中，教與學是統一的，古往今來教育的宗旨隻有一個：就是要實行做人教育，而不是将教育視為追求個人功利的手段。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說：“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可見，古今曆史上真正的教育家都是反對功利主義教育的。
03厚德載物為大志
梅溪書院的曆史至今仍然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然而，早在王十朋的詩中，就出現過“梅溪書院”之名，他在《和李花》詩小序中說“梅溪書院有李數株”，王十朋這裡說的梅溪書院不在縣城，而是在他的家鄉左原梅溪村（後垟）。1143年秋天，32歲的王十朋因父喪在家守制，在大井南首建舍，辟館授徒，此即梅溪學館，也稱梅溪書院。
王十朋在梅溪書院除講授《春秋》《論語》等六經之外，每月有文章會評。王十朋求學、講學主張讀書人要把立志放在首位，要從小就立下厚德載道的終身大志，人若無志，一輩子随波逐流，他自己一生身體力行。王十朋重視道德的建構和人格的砥砺，跟學生相處如友人，師生道義相交，真誠相待。梅溪書院設有梅溪詩社，師生唱和，學風盛，學法活，名聲遠播，桃李争芳。梅溪書院内建有八齋(含會趣堂和小成室)。梅溪書院斷斷續續辦了14年，生員除本州縣外，還有從台州、安徽、山東等地慕名而來的學子，開創了樂清勤奮的學風和樸實的文風。
梅溪書院的學生參加科舉考試，有的中舉人，有的中進士，遠近聞名。中行、克己、孝忱、誠信、守禮、戒矜等等，都是孔子提倡的道德行為準則。王十朋是很純粹的儒者，他辦學是要“振仲尼文教之鳴”，首在樹人，要求學生做君子，走正道。他警誡學生，不能為了榮華富貴而置人格于不顧。他特别注重君子人格。君子人格就是“正”，為人要“中行”，為學要“正學”，為官要“正大立朝”。
清雍正四年（1726），一個叫唐傳鉎的湖廣人來任樂清縣令。唐傳鉎是樂清曆史上的著名縣令，縣志稱其“勤敏廉能，百廢俱舉，有古循吏風”。他在樂清知縣任内，浚東鄉河興修水利，捐俸一千二百餘兩修固城牆，特别是在振興樂清文教方面做了許多好事，其中最為人稱道的是改長春道院為梅溪書院群組織重刻《王忠文公文集》。
在唐傳鉎改建梅溪書院之前，梅溪書院斷斷續續經曆了宋代的鄉村書院、明代的名人祠堂附設書院兩個階段，至此而進入第三個階段，即規制完整的官辦民助縣級書院。雖然我們現在還找不到梅溪書院規制方面的原始文本（同治年間梅溪書院毀于太平軍之手可能是造成資料阙失的一個重要原因），但仍可憑借零星文獻資料歸納出它的幾個異于前梅溪書院的特點：以官辦為主；建立了山長（乾隆後稱院長，習慣上仍稱山長）負責制。清代書院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官學的功能，在延請山長和招收生徒上都以科舉為指向，梅溪書院亦不例外；書院的三大功能（講學、藏書、祭祀）齊全。
梅溪書院在西塔山和箫台山之間落地生根，至鹹豐十一年（1861），已曆一百三十四年。
同治元年（1862），梅溪書院遭逢了一次大劫難。這年二月，太平軍李世賢部攻占樂清縣城，前後達七十多天。太平軍“嫌舊城北隅枕山難守，因于太平巷橫截中間增砌一城，盡毀巷北棟宇牆垣，取其木石以充是役，役夫三千人。七日而工竣”（林大椿《粵寇紀事詩·築新城》小序）。太平天國信奉、宣揚拜上帝教，激烈反孔反儒，“見書籍案卷計帳，辄用以拭穢或毀裂而踐踏之，甚則投之溷廁”（林大椿《粵寇紀事詩·穢書卷》小序），梅溪書院、校士館被全毀，芝嶂書院前半被毀，學子們成了一群失巢之鳥。
同治三年（1864），湖南溆浦人舒時熤來任樂清縣令，重建了被太平軍毀壞的梅溪書院。徐德元在《重建梅溪書院記》中記載了舒時熤重建書院的經過：舒時熤一到樂清，即邀請地方士紳“問政之所宜先”，即什麼是當務之急，大家說：“政莫大于教養。為今計，教尤宜急也。”舒時熤深以為是，請大家就書院院舍楹數、資饩之田畝數、租稅每年收入、教學安排和重要的規章制度，詳細條陳以聞。
在徐德元等地方熱心人士的支援下，梅溪書院重建工程很快上馬，不數月就順利完工。
04書院裡的山長們
從雍正六年以後近一百八十年中，梅溪書院山長中可查到名字的有十三人，其中邑外人士六人。他們都是有真才實學之人，而各有所長。
首任山長徐炯文，長于經學，著有《春秋韻語》《翔雲經義》《梅溪王忠文公年譜》和詩集《翔雲野嘯》等，周長發稱“其文光明磊落，絕類王梅溪”。唐傳鉎遴選梅溪書院山長，“思得笃實之士，明經義以風多士”，地方人士紛紛推薦徐炯文。徐炯文初任梅溪書院山長時，尚未獲歲貢（他是雍正十二年歲貢），以“行修經明”而獲破格任用。在他擔任山長期間，學子争來就學，施元孚即出其門。
曾在梅溪書院就讀的高誼後來作《梅溪書院教學記》，他在記中說：“樂清書院之大者，以梅溪為最，其視大荊之應山、白象之金鳌，猶泰山之徂徕也。自清嘉慶以迄光緒之季，百餘年間，其院山長聘自他縣及邑人士，故皆一時之彥，有名于世，從遊之士，院舍恒充塞。”
陳舜咨博學多能，詩賦外尤工書畫，著有《茶話軒詩文集》《孤嶼志》等,嘉慶二十四年（1820）任梅溪書院山長。林啟亨《陳春堤先生小傳》謂：“晚歲主講梅溪書院，樂邑名士多在門下。後移席金鳌書院一年，館象山一年，從遊者皆極一時之選。”
張振夔工詩、書、畫。道光四年，張振夔二十七歲時，與瑞安鮑作雨任道光《樂清縣志》總修。此後曾任常山（今衢州市）縣學訓導、鎮海縣學教谕。同治三年舒時熤重建梅溪書院後，聘他為山長，同治五年（1866）病故于梅溪書院。
蔡保東是徐德元的弟子，參加進士考試落第後，長期家居，以教書和著述終其一生。光緒《樂清縣志》說他“文極高古短峭，習詩賦，精六朝绮靡之體，具四傑靈敏之才”，著有《梅閣詩文集》，詩集中收《梅閣詩草》和《長安遊草》，另有骈體文《紅樓夢後序》。
陳黻宸曆任戶部主事、京師大學堂教習、兩廣方言學堂監督、浙江谘議局議長，辛亥革命後任北京大學教授。陳黻宸是近代傑出的教育家、資産階級思想家和頗有成就的曆史學家，清末民初被譽為“浙江大儒”“史學巨子”，與陳虬、宋恕合稱“東瓯三先生”，著作甚多。他在中舉前後，曾兩度任梅溪書院山長，亦曾掌教平陽龍湖書院、永嘉羅山書院、杭州養正書塾。馬叙倫、許德珩、馮友蘭、金毓黻等著名人士出其門下或受其影響。
這六位中，陳舜咨長于古文詞詩；張振夔長于經學；蔡保東以文才名，而長于骈體；王旬宣以風節相砥砺；黃鼎瑞工詩；陳黻宸長于史。這六位山長中，陳黻宸是具有全國影響的人物，正如高誼所說：“戶部自成進士，又嘗兩主京師大學講席，監督兩廣方言學堂，出入數十載，所至皆與教俱。自京而粵而浙，門生弟子遍海内，尤多崛起為聞人。而傳其學者，比陳、張、蔡、王、黃諸先生為廣。”他的兩長梅溪書院，對梅溪書院影響很大，梅溪書院因他而進入最後的輝煌時期，樂清“士習為之丕變”，即樂清知識分子開始了轉型，一個不同于傳統的知識分子群在樂清出現了。
注：
本文轉載自《浙江日報》，為樂清日報全媒體記者及時鈎沉樂清古代教育中的師長教書育人的往事，串聯起千年古縣裡一脈相承的師德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