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發表于《中國出版史研究》2021年第4期，此為作者Word版，引用請以該刊為準。感謝向輝老師授權釋出！
北宋道書的編集與《祥符道藏》刊刻
向 輝
摘要：“道藏”原為彙集道家書籍藏諸一地的名稱，“總而謂之曰經，聚之于室曰藏”（宋夏竦語）。自唐代開始，經以政府為主導，集合多方力量，蒐集道學、道教書籍成為書例，“道藏”就成為集曆代道書于一的稱謂；同時，随着書籍進入雕版刷印時代，《道藏》又成為體量龐大之刊本，它始于宋初，繼之有明。結合前賢研究成果，梳理史籍記錄，可知北宋太宗、真宗、仁宗、徽宗時代皆有《道藏》結集，其初刻《道藏》是真宗時故事，主事者為王欽若；按後世的題名例，可稱之為《祥符道藏》。
關鍵詞：北宋 道書 道藏 《祥符道藏》 書籍史
藏經是釋道書籍彙集的成果。胡道靜等先生說：“道教之有《道藏》，自唐代始。迄今千餘年中，屢編屢毀，屢毀屢編，彙集經籍，積澱文化，無論在儲存古籍或規範道教等方面，《道藏》都是有功于後的。”[1]《道藏》的刊本始于宋代。北宋初期，政府主持《道藏》編集和刊刻，極大地刺激了道書的生産，由此呈現出道書編集繁榮興盛的景觀。從宋人的書目文獻記載和當代學者的研究來看，北宋時期制造的道書數量伴随着當時文化的興盛和道教的發展有很大的提高。由于史料記載的詳略不同，佛教藏經的宋代刊刻情況較為清晰[2]，而道教則相對較少[3]。基于書籍史的考察，對北宋《道藏》的編集和初次刊刻予以梳理，撰成小文，誠望大方之家不吝賜教。
一、宋代道書的增量與編集
“道藏”是道書彙集之稱，宋人稱“總而謂之曰經，聚之于室曰藏”（見夏竦《重建道藏經記》）。記載北宋道書編集最早的史籍是《文獻通考》所引《宋三朝國史志》。該書稱：“班《志·藝文》道家之外，複列神仙，在方伎中。東漢後道教始著，而真仙經诰别出焉。唐開元中，列其書為藏目，曰《三洞瓊綱》，總三千七百四十四卷。厥後亂離，或至亡缺。宋朝再遣官校定，事具《道釋志》。嘗求其書，得七千餘卷，命徐铉等雠校，去其重複，裁得三千七百三十七卷。”[4]（《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四）“道藏”的得名與道書的增加有着密切關系，數以千卷計的道書彙集于一室的時候，也就有了道藏，這是唐代的故事。我們認為，這一時期的道書大量生産，應與雕版刷印技術的廣泛應用有關。由于此事事關雕版書籍史的早期階段，值得進一步讨論。
關于道書的流變，四庫館臣認為道家的根本主張是“清淨自持而濟以堅忍之力，以柔制剛，以退為進”。而道家的書籍在不斷地增加：“後世神怪之迹，多附于道家，道家亦自矜其異，如《神仙傳》《道教靈驗記》是也。”又說：“其後長生之說與神仙家合為一，而服餌、導引入之。房中一家，近于神仙者，亦入之。鴻寶有書，燒煉入之。張魯立教，符箓入之。北魏寇謙之等，又以齋醮、章咒入之。世所傳述，大抵多後附之文，非其本旨。彼教自不能别，今亦無事于區分。”[5]由道家而道教，有其曆史的發展過程，道書就是這一曆史的見證。是以，即便是四庫館臣嚴于擇取，仍著錄道家類書44部442卷，而存目100部463卷。這些書籍中，宋人所著者不少，如《雲笈七簽》一百二十卷、《南華真經義海纂微》一百六卷兩種皆在著錄之中。
王明（1911—1992）先生在其《道家古籍存佚和流變簡論》一文中指出，“道家書和孳乳流派，在曆史上發生重大影響，不容忽視。”王先生據《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等正史記載，考察了自漢朝到清代的道家書籍生産情況及其與儒家書籍的數量對比，其中《隋書·經籍志》著錄儒家62部530卷，道家78部525卷，道家書數量占優；《舊唐書·經籍志》著錄儒家28部776卷，道家125部960卷；《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儒家69家92部791卷，道家137家74部1240卷。王先生文章中主要以諸子道書而言，後世闡釋諸子中道家者，代不乏人，至今仍有諸子之學的專門研究。不過，自隋唐以來“神仙家”已單列一類，成為書籍中一獨特的類目，這一類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謂的道教書籍，之是以能有其獨立一類，自然是因為彼時此類書籍已蔚為大觀。
王明先生注意到，唐代道書的興盛與李唐推重老子為道教教祖，兼以褒揚莊子，注釋老莊之書成為時代風尚。“這表明受了道教的影響，不是道家獨占優勢。此風至宋代未衰，世俗學者著名的有王安石、王雱父子、司馬光、蘇轍等，道教學者有陳景元、褚伯秀等，都是傑出的代表人物。”[6]對于宋代道書的生産，王先生沒有對書目資訊進行分析。我們可以做進一步的梳理：如馬端臨《文獻通考》中《經籍考》卷五十一至五十二為房中和神仙兩類，也即道教類，而卷五十三至五十四為釋氏，即佛教類。釋道兩家大體相當，而道家在前、釋家在後的次序已經表明宋人對于二者的認同心理。諸子道家類與神仙家類互相之間存在着某種内在的關聯，但後者更多的具有道教特色。即便我們不計諸子類中的道家書籍的增量，隻看宋人了解的道士及相關著述，也會看到在這類著作的數量在北宋真宗時期和南宋初期有大幅度的增加：
顯然，宋代道書生産是繁榮一時的，在書籍史上是空前的，似乎也是絕後的。按照王明先生對李唐時代道書發展的原因分析，我們認為這與趙宋王朝的扶持同樣有着十分密切的關系，皇室及各自政府機構立道觀、皇室成員及各級官吏谒祠禮拜、實行道士的嚴格準入制度、設立較為規範的道場、賜予道士官爵等，都将道教的發展推向了一個新的曆史高度。而在書籍方面，搜求道書的活動一直延續下來，編集道藏也成為一項長期的制度化措施，是扶持道教的重要政策之一。另外，從宋太祖開寶五年（972）皇室政權提出整頓道教的方案，道士需要參加考試，并經過政府的認定，這直接促成了道教中人文化水準的提高，道書的制造水準也在因之提升[7]。誠如馬端臨所說：“近世張君房所集道書凡四千五百六十五卷，崇、觀間增至五千三百八十七卷，抑何多邪?”[8]
北宋時期道書生産處于曆史上的繁盛階段。不僅有遍布全國的宮觀供奉，還有一衆道教大師直接參與道書的編纂。他們帶來了道教史上最為可觀的道書，也給政府編集道書提出了與前朝不同的挑戰。從中國宗教發展史來看，宗教的發展，從來都是在政府的主導下進行的，無論是宗教禮儀、宗教人士，還是宗教書籍，均需經過政府的審定。
校定書籍，給人準确的版本一直是學者的渴望。尾崎正治曾在《道教經典》中說，他和窪德忠都發現不同版本的《道藏》有語句的不同，還有文章不全的地方，“我痛感有必要修正出道教經典的定本。過去手頭沒有《道藏》，給道教研究帶來了困難。今天《道藏》容易買到，研究者的人數也增加了，為了道教研究的發展，道教典籍的定本無論如何是必要的”[9]。當宋代人面對大量道書時，同樣也深感需要校訂出一定本，他們并非隻是倡議，而是依靠國家的動員，将這項工作完成了。
随着大量道書的出現，有必要以官方刊定的版本明确其地位。如何去取，不僅是道教本身的問題，更是政府行使其權力的一種方式。這些道書并不都是能夠入《道藏》者，《道藏》的編集一直由政府主導着。在真宗朝完成《道藏》的雕版之後，新出的道書如何處理?當時有專門的機構和人員負責此事。宋朝官方圖書機構繁多，有一般管理機構、圖書收藏機構、整理機構、編寫機構、雕印機構等若幹類型[10]。“編修道藏所”這個機構就是專為收集道書編集《道藏》而成立的。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七十九記載，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二月：“庚辰，知處州張若谷言：‘黃帝任六相而天下治。伏睹诏示聖祖臨降，有斜設六位之文，以臣參詳，必當時六相也。按唐天寶敕，三皇、五帝，各有配享，黃帝惟以後土配。望于殿内塑六相像，并加谥号。’有司言：‘神靈之事不可備知，所雲六相恐難執據。其六位仙官，望令編修道藏所增入醮位，及于聖祖殿設像。’從之。”[11]由此可知，編修道藏所的主要工作任務是對道書經藏進行編集處理，參與人員既有道士，也有儒者。他們依托既有的道藏書籍展開相關工作，不僅要對收集來的道藏書籍進行甄别，還需要對其中選錄的書籍進行文本的校勘，最終目标是形成可靠的《道藏》。
二、徐铉主持的初次編集
關于唐宋以來道書的增加及其目錄，王應麟《玉海》的記載與《文獻通考》類似：“初，唐明皇撰《瓊綱》，裁三千餘卷。唐明皇命方士為《瓊綱》四卷。《志》（即《新唐書藝文志》），道士張仙庭《三洞瓊綱》三卷。皇朝得七千餘卷，命徐铉等校勘，得三千七百三十七卷，分置上清太一宮。”[12]也就是說，唐代政府主持編集道藏經書目錄時，已經有了三千餘卷的規模，其後随着書籍制作技藝的發展，道書的生産也獲得了跨越式的提升，到北宋太宗年間已收集到道書七千餘卷，經大臣徐铉等人的初步整理校訂，删重去複，基本恢複到唐代藏經的規模。
徐铉主持校定《道藏》的時間，按照陳國符先生的考證，當在宋太宗端拱（988—989）、淳化（990—994）年間。“按宋太宗年号，太平興國八年，雍熙三年，端拱二年，淳化五年，至道三年。自端拱二年至淳化二年，徐铉為散騎常侍，王禹偁知制诰。二人奉敕校正道經，當在是時。”[13]南宋人謝守灏《太上老君混元聖紀》（即《混元聖紀》）對此也有記錄：“大中祥符二年（1009）己酉，诏左右街選道士十人校定《道藏》經典。至三年（1010），又令于崇文院集館閣官僚詳校，命宰臣王欽若總領之。初，太宗嘗訪道經，得七千餘卷，命散騎常侍徐铉、知制诰王禹偁校正，删去重複，寫演送入宮觀，止三千三百三十七卷。”[14]李白《漢東紫陽先生碑銘》有“召為威儀，及天下采經使”。李白之是以對道家熟悉，或許與他熟知唐代收集道書的人員交往密切頗有關系。王琦注雲：“威儀，道家職名，如釋家‘維那’之類。白玉蟾《玉隆萬壽宮道院記》：‘唐有左右街威儀，五代末周太祖因避諱改為道錄。’是威儀即今之道錄司也。”[15]唐五代時期的左右街威儀，後改為左右街道錄，簡稱“左右街”或“兩街”，是唐五代以來中央政府的道家事務管理機構，設有道錄、都監、首座、鑒義等職位。真宗時，這一機構稱為道錄院；左右街因其職高位重，也就演變成道門中的一種進階行政職銜，隻有在學識、道德方面有所長之道士方能入選[16]。是以，我們可以認為，北宋政府收集整理道書經藏的有專門機構及專業人員來負責。《武林元妙觀志》卷二記載：“上（太宗）以道書魚魯未定，诏兩街道錄選優學者刊正，而先生（道士張契真）複與選。既畢，賜元靜大師之号。”[17]此一編集道書任務完成後，張契真得到了賜贈大師稱号的獎賞。按照當時政府編修官本書籍的慣例，必有朝廷重臣出任該事項的主持人，總理協調諸方，以便于執行。徐铉即太宗時期主持有宋第一次道書編集校定工作的朝廷重臣，而收集和校定工作則由相關專業機構的專業人員執行。
那麼，徐铉所校訂的《道藏》有多少函呢?記載這一道藏是否有相關的目錄呢?據《玉海》記載：“《唐志》神仙三十五家，五十部，三百四十一卷；不著錄六十二家，二百六十五卷。《道藏音義目錄》一百一十三卷，崔湜、薛稷、沈佺期、道士史崇等撰。《隋志》道經三百七十七部，一千二百一十六卷，有經戒、餌服、房中、符錄。宋鄧自和撰《道藏書目》一卷。”[18]按照王應麟的記錄，鄧自和所撰目錄是對北宋早期編集《道藏》的著錄[19]。陳國符先生說：“《晁志》著錄宋鄧自和《道藏書目》一卷，所載道書較《大宋天宮寶藏》為少，或即為徐铉所校定《道藏》，亦未可知。”[20]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道藏書目》一卷，他說：“皇朝鄧自和撰。大洞真部八十一秩，靈寶洞玄部九十秩，太上洞神部三十秩，太真部九十六秩，太平部一十六秩，正一部三十九秩，凡六部三百一十一秩。”[21]我們有理由相信鄧自和所撰書目即基于徐铉校訂的《道藏》。這需要結合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中的其他記錄來了解。《郡齋讀書志》卷十六《神仙類》雲：
神仙之說，其來尚矣。劉歆《七略》，道家之學與神仙各為錄。其後學神仙者稍稍自附于黃、老，乃雲：有元始天尊，生于太元之先，姓樂，名靜信，常存不滅。每天地開辟，則以秘道授諸仙，謂之開劫度人。延康、赤明、龍漢、開皇，即其紀年也。受其道者，漸緻長生，或白日升天。其學有授箓之法，名曰齋；有拜章之儀，名曰醮；又有符咒以攝治鬼神，服餌以蠲除穢濁。至于存想之方，導引之訣，烹煉變化之術，其類甚衆。及葛洪、寇謙、陶弘景之徒相望而出，其言益熾于世。富貴者多惑焉，然通人皆疑之。國朝修《道藏》，共六部，三百一十一秩，而神仙之學如上所陳者居多，與道家絕不類。今于其間取自昔書目所載者錄之，又厘而為二；凡其說出于神仙者，雖題曰“老子”“黃帝”，亦皆附于此，不以名亂實也。若夫容成之術，雖收于歆輩者，以薦紳先生難言之，特削去不錄。[22]
所謂“國朝修《道藏》，共六部，三百一十一秩”顯然是指北宋第一次編集《道藏》，即太宗時徐铉所主持編定的《道藏》[23]。陳國符先生引用《正統道藏》“鞠六”号收錄的《天台山志》之《重建道藏經記》為據，說明“雍熙年間，索桐柏宮藏經赴餘杭傳本，蓋已在搜訪道經。其後始命徐铉、王禹偁雠校，以成《道藏》也”[24]。《重建道藏經記》作者為宋承奉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台州軍、兼管内勸農事借绯夏竦。夏氏說：
唐景雲（710—711）中，天子為司馬承祯置觀桐柏，界瓊台三井之下。五代相競，中原多事，吳越忠懿王得為道士朱霄朱外（後一“朱”字為衍字）新之，遂築室于上清閣西北，藏金錄字經二百函，勤其事也。
國家有成命之二十載，削平天下，列為郡縣，舳舻千裡，東暨于海。有靈靜大師孟玄嶽者，始越會稽，濟沃洲赤城，訪桐柏，為山門都監，沖一大師稽常一等請掌斯藏。至雍熙二年（985）有诏，悉索是經，付餘杭傳本。既畢，運使谏議大夫雷公德祥命舟載以還，從師請也。[25]
又十載（淳化五年，994），藏室幾壞，虞于風雨，師募台越右族并率己錢共二十萬，召工治材，更腐替朽，丹漆黝垩，皆逾舊制。又十三載（景德四年，1007），會國家獲瑞命于承天門，建封禅之議，有诏改賜觀額為崇道。越明年（大中祥符元年，1008），天子感三篇之事，築玉清昭應宮于京師。制诏天下，訪道士之有名行，及仙經之有尤異者，郡籍師等名，馳驿上之。師治裝俟命，且有請于我，願紀藏室之實，以勒于石。我以為太虛無著，況之曰：道生二儀而不有，長萬物而不知，惟聖與神，其殆庶幾乎。故老氏《五千言》，清淨簡易而不泥。後世其教，神而明之，于是靈編秘牒，金簡玉冊，有太上正一品，練形飛步之術，熊鳥赤白丹石圖箓之法。總而謂之曰經，聚之于室曰藏。錢氏之建也，信重矣，金箓銀隸以取其貴。孟師之守也不懈矣，二十八載于茲，而棟宇更麗，編簡不脫。若夫觀于斯，悟于斯，出處語默，而不失其中，不亦達者乎。于戲，後之嗣孟師守者，為我愛之，而觀者擇其正焉。大中祥符三年（1010）歲閹茂建寅月記。[26]
首先，此碑記作者夏竦，即曾參與《冊府元龜》事的“直集賢院夏竦”。據宋人王珪（1019—1085）《夏文莊公竦神道碑銘》，夏竦于“景德四年（1007）登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谏科，擢光祿寺丞，通判台州，遷著作佐郎。召還，遷秘書丞，直集賢院，同編修國史，判三司都磨勘司”[27]。（《華陽集》卷四十七）大中祥符七年（1014），經王旦推薦，夏竦以左正言、直集賢院職任玉清昭應宮判官。“王旦之為景靈宮朝修使也，竦實掌其箋奏。……又同修起居注，及是為判官，皆旦所薦也。”[28]也就是說，夏竦本人曾參與《道藏》的編集校勘事，故而對于相關故事頗熟悉，後來他也是以而獲得升遷。
其次，從夏竦這篇碑記可見，《道藏》的校定工作從唐代就已經開始了，直至北宋太宗雍熙（984—987）年間正式啟動。當時以桐柏宮舊藏道書為基礎，彙集全國收集來的道書，在甄别之後予以校訂。這部新編定的《道藏》既儲存在皇宮保藏，也有副本存于天台山的桐柏宮。原來桐柏宮隻有五代時期收集的《道藏》二百餘函，經過徐铉等人的蒐集整理，增加了将近一百函，達到了三百一十一函。參與第一次編集道書的道士，除了來自桐柏宮，還有其他人，比如前文提到的張契真等。
問題是，這一版本的道藏有沒有刻闆呢?從現有的文獻資料來看，應該是沒有刊刻。雖然此項工作（即雕版）到底有沒有完成并不清楚，但已經完成了北宋政府主持的第一次《道藏》編集，則是沒有問題的。故陳國符先生的判斷是十分準确的。
三、王欽若的曆史貢獻
按照《宋三朝國史志》的說法，唐開元時期的道藏，有書目為《三洞瓊綱》，收錄道書3744卷。北宋初年曾訪求前代道書，有7000多卷，内有一書多本之類重複者，宋太宗時命大臣徐铉主持校定，裁定為3737卷，其函帙數或為311函。太宗雍熙（984—987）、端拱（988—989）年間編定《道藏》後，又有不少道書編纂完成，并且收集到的道書也需要加以重整，于是真宗朝重新開機編纂事，從大中祥符二年（1009）開始，政府組織人力物力，成立專門的機構，花了六七年的時間，完成了第二次《道藏》的審定編集及刊刻。
這一次編集和刊刻《道藏》的主事人是王欽若，并有目錄《三洞四輔經目》，得真宗賜名《寶文統錄》。四川青城山道觀也曾得到了北宋的官刻本道藏，是以專門立碑記錄，其中說：“道家之書，仁宗皇帝制為《道藏經》序，以《寶文統錄》名之，蓋王欽若之請也。”[29]（原題《宋□□山會慶建福宮飛輪道藏記》，該碑出土于青城山）可見，王欽若主持道藏編集刊刻在宋代是真實存在的。
王欽若領銜編集《道藏》是北宋政府第二次主持的道書編撰活動。但《宋史》關于《道藏》的記載極簡略。其中，《真宗本紀》載，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二月丁亥，王旦等上《兩朝國史》。戊子，加旦守司徒，修史官以下進秩、賜物有差。”“三月……己酉，王欽若上《寶文統錄》。”[30]在修國史的同時，道書也編定完成，其目錄即禦賜書名的《寶文統錄》。《宋史》關于王欽若的介紹中也沒有更多的細節，僅有數條事迹相關，如“大中祥符初，為封禅經度制置使兼判兖州，為天書儀衛副使。”“封禅禮成，遷禮部尚書，命作《社首頌》，遷戶部尚書。從祀汾陰，複為天書儀衛副使，遷吏部尚書。明年，為樞密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七年（1014），為同天書刻玉使。……明年（八年，1015），為景靈使，閱《道藏》，得趙氏神仙事迹四十人，繪于廊庑。又明年（九年，1016），商州捕得道士谯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自言嘗出入欽若家，得欽若所遺詩。帝以問欽若，謝不省，遂以太子太保出判杭州。”“既卒，贈太師、中書令，谥文穆，錄親屬及所親信二十餘人。國朝以來宰相恤恩，未有欽若比者。……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領校道書，凡增六百餘卷。”[31]（《宋史》卷二百八十三《列傳第四十二》）王欽若是北宋真宗、仁宗兩朝的重臣，故後世史官有“國朝以來宰相恤恩，未有欽若比者”的感慨，而王欽若領銜編集道書，也有其曆史的功績。《宋史·王欽若傳》僅提及其“閱《道藏》”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大中祥符九年是《道藏》在杭州完成刊刻的關鍵年份，這一年主事者王欽若到杭州，或許正為此事[32]。但《宋史》對此未予記錄，據傳聞認為王欽若牽扯到本年的一樁道士案件，皇帝追問之下，王欽若不能辯解，遂被貶官至杭州。此事記載不确。查《（萬曆）杭州府志》卷十四之職官表可知，大中祥符間為杭州守令有戚綸（大中祥符三年，1010）、薛顔（大中祥符七年，1014）和馬亮（大中祥符九年，1016），王欽若為守令是在天禧三年（1019），且通判表中無王欽若；而《（乾隆）杭州府志》卷六十二職官中将王欽若任守令時間記錄為天禧二年（1018），并在通判中增加了王欽若，并稱“（大中祥符）九年，以太子太保出判杭州。增。見本傳”。乾隆時期，史官重修《杭州府志》時已據《宋史·王欽若傳》進行增補修訂，即清人已認為王欽若在1016年曾為杭州通判，此據《宋史·王欽若傳》而誤。實際上，王欽若以太子太保出為杭州守令事，發生在天禧三年。是年，六月“甲午，左仆射、平章事王欽若罷為太子太保。時欽若恩遇浸衰，人有言其受金者，欽若于上前自辨，乞下禦史台覆實。上不悅，曰：‘國家置禦史台，固欲為人辨虛實耶?’欽若皇恐，因求出藩。會商州捕得道士谯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自言嘗出入欽若家，得欽若所遺詩及書。上以問欽若，欽若謝不省，遂罷相，制辭以均勞之意，從優禮雲。尋命判杭州。判杭州，《實錄》無其日，卻于太子太保歸班下，即雲尋命判杭州，今從之。”[33]（《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九十三）至于王欽若是否曾在大中祥符九年到杭州為《道藏》刊刻做最後的努力，則有待史料的發現。
幸好在《道藏》中我們能看到相關的資料。其一是晏殊（991—1055）的《茅山五雲觀記》。此文提到：“真宗皇帝既偃武節，聿修文事，封泰山，款後土，谒仙裡，建靈宮，務輯一王之儀，邈追前代之盛。”“公（王欽若）于是時，都将相之重，極風雲之遇，與一二進制老，鴻儒碩生，内則翊贊宸猷，外則讨論經禮，用□削藁之□，密荷沃心之賞，借前著而謀定，申巽風而令行。至如檢玉介丘，瘗缯睢壤，近甸巡豫，嘉壇裒對，鹹遵秘箓，聿彰勤任，用三洞之科式，先八銮而啟行，公則參儀衛之職焉；寅受天瑞，欽崇祖烈，五嶽升号，靈泉效祉，并敞真宇，茂昭元祝，公又曆置使之任焉；總集髦俊，紛披載籍，缬百世之龜鑒，述方來之矩矱，複诏公典領焉。公又以混元之法，有助亨會，函笈所蘊，源流實繁，欣逄盛明，用得論次，乃複選通達其學者，校雠而辨正焉。名山洞室之藏，金簡玉文之萃，多所刊定，訖無訛謬。”[34]（《茅山志》卷二十五）毫無疑問，王欽若領銜的北宋第二次編集道書達到了預期目标，完成了《道藏》的第一次刊刻，“缬百世之龜鑒，述方來之矩矱”，并非溢美。“多所刊定，訖無訛謬”無疑是刊本。茅山第二十三代宗師朱自英（976—1029）亦曾參與《祥符道藏》編集，故《觀妙先生幽光顯揚之碑》中說：“先生出關，欲遂東歸，複思三茅《道藏》缺訛，乃載遊賴鄉校雠太清古本。”又說：“《道藏》三洞四階靈文寶笈，實金繩玉控之秘傳大法，自魏南嶽以降，逮先生，凡二十有三代。”因王欽若為《祥符道藏》主持者，故又曾推薦朱自英在京任職，故碑記作者稱“丁晉公謂、王冀公欽若，并薦章三上，使兩至，先生複辭。謝表溫雅，有儒臣高世之風，朝廷嘉之”[35]。
王欽若所主持的這次《道藏》編集工作，不僅在太宗時代徐铉初編本的基礎上進行了增補，而且完成了版刻。由于目前并未發現北宋《道藏》刊本，我們隻能結合相關的史料佐證确有其事。其曆史文獻的證據，除了上述晏殊的文字，還包括（1）前述夏竦《重建道藏經記》，（2）真宗為該刊本目錄即《寶文統錄》所作序文，（3）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王應麟《玉海·藝文》所載史實，以及（4）元初道士碑記的記載。随着古籍保護工作的推進，各種古籍資料資料庫的建成，或許我們今後還能找到其他相關的史料。
《道藏》首次在王欽若的主持下完成了雕版，時間是大中祥符九年（1016）。當這部雕版的《道藏》最終完成時，政府并沒有給予其新的名稱，就是《道藏》。如果按照我們今天對于明代《道藏》的稱呼，我們可以稱之為《祥符道藏》。
先看元人的記載。這一刊本在北宋朝廷覆亡後為金朝承繼，故元朝至元十二年（1275）《道藏尊經曆代綱目》碑文明确說：
唐明皇《禦制瓊綱經目》，藏經五千七百卷。唐文宗太和二年（828）太清宮使奏陳，止見五千三百定數。黃巢之亂，靈文秘軸，焚蕩之餘，散無統紀，幸有神隐子收合餘燼，拾遺補阙，複為三洞經。再經五季亂離，篇章雜揉。會逢炎宋紹隆，聖明相繼，奂求瓊軸，大構銀題，申命校雠，條章森列，錄《道藏》卷目之首，冠《寶文統錄》之名，大闡玄風，式弘道化。丙申屬難，經藏俱廢。元啟運，有披雲子宋真人收索到藏經七千八百餘秩，锓梓于平陽府永樂鎮東祖庭藏之。此道藏經曆朝興廢之大者也。[36]
據此碑記，北宋刊刻的《道藏》就是前有目錄名為《寶文統錄》者。該碑文明确說，金人所承繼的《道藏》就是有《寶文統錄》為卷目之首的《道藏經》。這部經闆不是陳國符先生所說的《政和道藏》經闆，而是《祥符道藏》。陳國符先生謂：“政和三年诏訪求道教仙經，福州知州黃裳乃于政和四年奏請建輪藏，以庋天下道書。五六年乃設經局敕道士校定。即送福州閩縣，由黃裳役工镂闆。事畢，進經闆于東京。刊镂經闆，當在政和六七年，時黃裳仍為福州郡守也。所刊道藏稱《政和萬壽道藏》，都五千四百八十一卷。故《道藏阙經目錄》卷下著錄《宋萬壽道藏三十六部經品目》，不著卷數，又《宋萬壽道藏經目錄》十卷。”[37]陳先生此說或許根據《道藏阙經目錄》中“《宋萬壽道藏三十六部經品目》、《宋萬壽道藏經目錄》十卷、《金萬壽道藏三十六部經品目》和《金萬壽道藏經目錄》十卷”[38]的記錄而來。不過，我們并不清楚金人與宋人的“三十六部經品”和“道藏經目錄”是否就是“閩縣镂闆的《政和萬壽道藏》”，因為這一刊本的記載更加匮乏。如果有徽宗時期的刊本經書道藏，并被金人所承繼的話，為何元人在《道藏尊經曆代綱目》中為何一字未及呢?如果這一次的刊闆從政和五六年設經局，而六七年就宣告完成，不管是一年還是兩年，時間上過于神速，難以采信。而且，若黃裳是第一次主持完成了道藏的刊刻，必然會在史籍中留下蛛絲馬迹，然而，就陳國符先生所引《宋史·徽宗本紀》《玄品錄》《淳熙三山志》等相關文字而言，似皆難以确證其事。隻能确定的是，徽宗時代确有繼續編集道書經藏事，最後完成的當是一部目錄和《道藏三十六部經品目》，由于并未刊行，是以才有後來的“阙經”之說。總之，政和年間，徽宗下诏搜訪遺經，是為了補真宗時所刊《道藏》之不足，一如明代《萬曆續道藏》故事矣。
金代繼承的北宋刊本《道藏》是《祥符道藏》的修補增訂版。《道藏尊經曆代綱目》中所謂“丙申屬難，經藏俱廢”，為南宋端平三年（1236，蒙古窩闊台汗八年）事。端平元年（1234），南宋聯合蒙古滅金，随後南宋與蒙古開戰，戰事綿延數十年，直至南宋覆亡。在金滅國後的兩三年中，局面混亂，原藏于北方道觀的《道藏》亦無法平安儲存。此事，陳國符先生說：“金末太清宮罹兵燼，又值河渦合流，遂飄蕩無餘。其《道藏》經當亦亡失。”是以，次年才有了道士宋德方倡始搜羅道經，經過數十年努力，最終完成了《玄都寶藏》刊本。這一刊本也未能保全，随後沒多久即遭毀版焚經的厄運[39]。
事實上，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才是道藏史的關鍵節點。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八十六的記錄是，大中祥符九年三月：“樞密使王欽若上新校《道藏》經，賜目錄名《寶文統錄》，上制序。賜欽若及校勘官器币有差。尋又加欽若食邑，校勘官階勳，或賜服色。”[40]如果王欽若等人僅僅是第二次編集道藏，他們隻是在太宗時代徐铉等人編集《道藏》的基礎上增加一些新的道書品種，不管他們是增加了五百種，還是六百種，都隻能解釋他與相關人等皆受賞賜事。一項工作完成之後，得到嘉獎，這并無不妥。但為何沒過多久還有“加欽若食邑，校勘官階勳，或賜服色”的再度獎賞呢?其原因肯定不是寫本完成，而是有其他的原因。我們認為，再加獎賞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完成了《道藏》的第一次刊刻，這是道教史上的第一次，無論如何都值得載入史冊。
對此，宋人皆大書特書。大中祥符八年閏六月丙辰“王欽若準诏讨閱《道藏》趙氏神仙事迹，凡得四十人，诏畫于景靈宮之廊庑”[41]。王應麟《玉海·藝文》“祥符《寶文統錄》”條記載：大中祥符“九年（1016）二月己酉，王欽若上詳定《道藏》經，凡三洞四輔四千三百五十九卷。……祥符三年（1010），選官詳校，欽若總之。删一百二十卷，又求得七百二十七卷，總為目錄。诏賜名，聖制序”[42]。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大中祥符六年（1013）六月：“以禦制《大中祥符頌》《真遊頌》《聖祖降臨記》賜天下《道藏》，從中書門下所請也。”[43]馬端臨《文獻通考》也記錄說：“大中祥符中，命王欽若等照舊目刊補，凡四千三百五十九卷洞真部六百二十卷，洞元部一千一十三卷，洞神部一百七十二卷，太真部一千四百七卷，太平部一百九十二卷，太清部五百七十六卷，正一部三百七十卷。合為新錄，凡四千三百五十九（卷）。又撰篇目上獻，賜名曰《寶文統錄》。《隋志》以道經目附四部之末，唐毋煚《錄》（即《古今書錄》）散在乙、丙部中。今取修煉、服餌、步引、黃治、符箓、章醮之說素藏館閣者，悉錄于此。”[44]這裡的“照舊目刊補”提示我們，王欽若所主持的道藏并不是抄寫而成的，而是刊刻的。
王欽若在主持完成《道藏》刊定之前，還主持了《冊府元龜》一千卷的編輯刊刻，該書亦有真宗禦制序文。王應麟《玉海·藝文》“景德冊府元龜”條在真宗序下注：“祥符八年十一月乙醜，欽若等上版本，宴編修官。”又雲：“天禧四年閏十二月癸醜，賜輔臣各一部。”[45]刊刻千卷《冊府元龜》由王欽若領銜，刊刻《道藏》亦由他領銜，其事當為可能。
北宋時，道教文化繁榮，王欽若是真宗時期參與該事件的關鍵人物，但随着王朝曆史的變化、學術思潮的改變，王欽若及其主事的道書經藏刊刻事皆被邊緣化：隻有編刊《冊府元龜》事被史學家重視，認為是效法祖宗的修書故事[46]，而王欽若則成為北宋真宗仁宗時期士人政治集團中的反面教材，即“五鬼”之一的佞臣[47]。智數過人的王欽若受到太後的重視，在仁宗天聖前期再度為宰相，但彼時士大夫集團已經逐漸與他劃清了界限[48]，随着後者的成熟壯大，王欽若及其主持的事業，也就不再為學者們所關注了。
四、《寶文統錄》禦制序
在真宗皇帝的支援下，王欽若主持編集《道藏》完成。其刊刻的最重要證據是真宗皇帝的禦制序，這篇序文儲存在《正統道藏》本《混元聖紀》中。南宋光宗紹熙二年（1191），道士謝守灏撰成《太上老君混元聖紀》（即《混元聖紀》）十卷，根據曆代史書及諸家記載編成一部從上古至當代的道教之信史，“凡老子名迹變化及其遺事微言散見于百家者，摭拾诠次無遺。”（陳傅良序，寫于紹熙四年）該書所錄真宗禦制序雲：
夫混茫未辟，茲謂之無名。文字雲生，于是乎有作。矧乎希夷之旨，沖妙之音，法于自然，生乎太極。是以述洪荒之始，叙天地之心，宣至真之言，介群生之福。若乃刻之瑤版，貫之金繩。封以琅函，固以瓊蘊。萬靈翼衛，與環極而同遵；億世仰觀，方珠纏而不昧。其久也，盤石有時而铄矣；其異也，烈火莫得而墦之。所謂神之至神，大之為大者也。……由是诏朝宥密之臣總司厥任，擇柬校雠之士各效其宮。輯丹室之寶章，訪紫台之秘迹。正奇字于古篆，考方言于轺車。索隐造微，鉛黃之妙曲盡。群分類聚，甲乙之次罔差。豈止班志之九十三篇、仙記之三十六法而已哉。飛灰之序三浃，貫花之教一成。将使垂于後天，布之綿字。方新濡翰，以永藏山。惟慶育壽丘，是開帝緒。高升函谷，允日道宗。仰惟述作之言，并極天人之際，混于諸子，良所未安。列行寶經，茲為至當。自幼沖之仰奉，诏不朽之明規。樞密使吏部尚書檢校太師同平章事王欽若，實冠攸司，益懷順美。顧勤職之無舍，期傳世之有輝。爰以奏封，獻茲篇目。願裁序引，式謹歲時。紹璇宙之鴻源，雖遠欽于道蔭。繼瓊綱之前制，亦可煥于人文。俯示方來，彌多腼媿，題曰《寶文統錄》雲爾。[49]
真宗序文所謂“若乃刻之瑤版，貫之金繩。封以琅函，固以瓊蘊。萬靈翼衛，與環極而同遵；億世仰觀，方珠纏而不昧。其久也，盤石有時而铄矣；其異也，烈火莫得而墦之。所謂神之至神，大之為大者也”，已經非常明确地指出此次編集《道藏》完成了雕版的目标。至于“将使垂于後天，布之綿字。方新濡翰，以永藏山”雲雲，亦是雕版刷印《道藏》，并将其賜予各大宮觀的明證。
《祥符道藏》在分類上延續了太宗時的六部，即“《道藏》書六部：一曰大洞真部，二曰靈寶洞玄部，三曰太上洞神部，四曰太真部，五曰太清部，六曰正一部”[50]。前此徐铉的第一次編集道書，确定了道書經藏的基本分類辦法，到真宗時，人們的認識有了變化。正因為如此，才有王欽若将幾部經書排序改正的記錄，同時保留了某些争議内容的記錄：“欽若以《道德經》《陰符經》乃老君聖祖所述，請自四輔部升于洞真部。初，诏道釋藏經互相毀訾者削去之，欽若言《老子化胡經》乃古聖遺迹，不可削除，诏從之。”[51]（謝守灏《混元聖紀》卷九）
至于前文所述，夏氏《重建道藏經記》中所雲“付餘杭傳本”，說的是第一次編集《道藏》時，桐柏宮按照朝廷的指令将所藏《道藏》提供給政府進行校勘審定。但是，我們要注意的是，夏氏寫此碑記時，離第一次編集《道藏》已過去了二十多年，或許夏氏正參與第二次編集《道藏》事，故用彼時刊刻《道藏》的詞彙形容前此工作也是合情理的。真宗時期，餘杭已經成為雕版刷印的中心，将校定完成的《道藏》在此地刊刻亦可見朝廷的重視。故而，所謂的“傳本”就是刊刻之意，很明顯第二次編集《道藏》的最終目标就是要将之刊刻出來，而且經過多年的努力完成了這一目标。與此類似的是，在王焞撰、王拱辰（1012—1085）所書青城山《道藏記》所撰碑文中也看到：“然今之所謂經者，于褚于笥，于筆于墨；而藏則于工于木，于斧于削耳。道家之書與藏及寶笈雲函……”[52]王拱辰知曉《祥符道藏》刊刻故事，才會說道經是書寫的，而“道藏”則是由工匠刊木雕造的，也即《道藏》為版刻書籍，并且體量極大，藏之于室要分函分帙。
一如明代對《道藏》的續補，北宋對《道藏》也有續補。其中，仁宗朝、徽宗朝是有明确記載的。範鎮《崇道觀道藏記》說：“宋興，祥符、天禧中，始崇起其教。而玉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觀、祥源觀皆置使典領。又命其徒與諸儒裒其書，是正謬訛，繕寫以藏于其處，而以其餘賜天下宮觀，以廣其傳。獨劍南一道未皇暇焉。”“治平元年，今天子既即位，若谷又與其徒仇宗正、鄧自和，列言于府曰：‘釋氏書遍滿州縣，而道家所錄獨散落不完，願至京師得官本以足其傳。’于是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戶部侍郎韓公知府事，以其狀聞，且言蜀之名山秘洞勝景為多，而道家書不完，無以奉揚清淨之風。有诏即建隆觀給官本，以足其傳。凡得五百帙，四千五百卷，溢于唐者又千九百二十二卷，可謂完且備矣。”[53]（《成都文類》卷三十七）在《祥符道藏》完成之後，仁宗朝仍有增補，是以到了英宗時，賜予成都崇道觀的官本已有五百函；其後，在徽宗朝又有續補，達到528函。南宋高宗紹興二十四年（1154）葉義問撰序的《廬山太平興國宮采訪真君事實》卷一“殿宇像設”中說道“九天采訪應元保運真君之殿”，“主廊有道藏，榜曰瓊章寶室。于湖張孝祥筆。貯經五百二十八函，計五千二百八十七卷。外九十九函，奉敕禁隐，不曾頒降，系揚和王府舍。紹興二十八年十月内恭奉特旨，于采訪殿後建立大殿，專一崇奉皇帝禦容本命，賜名申福殿”[54]。此事在《鹹淳臨安志》卷十三也有記載，志書“行在所錄·宮觀”首列太乙宮：“紹興十七年（1147），遂命兩浙運司度地建宮。十八年（1148）三月成，凡一百七十四區。殿門曰崇直，大殿曰靈休，挾殿曰瓊章寶室，皇帝本命殿曰介福，三清殿曰金阙寥陽，齋殿曰齋明。又用禮部侍郎沈該言‘國家乘火德王天下，宜即道宮别立殿，專奉火德，配以阏伯，祀以夏至’，遂又建殿曰明離，扁皆高宗皇帝禦書。兩庑繪三皇五帝、日星嶽渎、九宮貴神等，與從祀一百九十有五，大略如太平興國舊制。每祀用四立日，設笾豆簠簋尊罍，如上帝禮，兩庑以次降，車駕嘗親谒焉。孝宗皇帝建本命殿曰崇禧。乾道間以旱親禱，即日雨。淳熙四年（1177），重建《道藏》成，禦書瓊章寶藏以賜。”[55]顯然，南宋初年時廬山太平興國宮（太乙宮）有《道藏》共528函，這當是從真宗時代的《祥符道藏》續補而來。
五、李焘對該事件的梳理
李焘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八十六中記錄大中祥符九年三月王欽若進呈《道藏》新校定本之後，還用了兩段文字詳細梳理了《道藏》編集刊刻的重要時間。他說：
初，東封後，令兩街集有行業道士修齋醮科儀二年七月壬申，命欽若詳定，成《羅天醮儀》十卷八年正月丙申。又選道士十人校定《道藏》經二年八月辛卯。明年，于崇文院集官詳校，欽若總領，鑄印給之。舊藏三千七百三十七卷，太宗嘗命散騎常侍徐铉、知制诰王禹偁、太常少卿孔承恭校正寫本，送大宮觀，欽若增六百二十二卷。又以《道德》《陰符經》乃老君聖祖所述，自四輔部升于洞真部。欽若自以深達教法，多所建白。時職方員外郎曹谷亦稱練習，欽若奏校藏經，未幾，出為淮南轉運使，奏還卒業，诠整部類，升降品第，多其為也。仍令著作佐郎張君房就杭州監寫本。[56]
按照李焘的記錄，真宗在泰山封禅之後，先修訂《齋醮科儀》，同時下诏令左右街道錄選道士十人，沿襲徐铉等第一次校訂《道藏》的成果并繼續該項工作。第二年又将此項目提上崇文院的議事日程，并由王欽若主持其事。王欽若以太宗朝徐铉等人校定的3737卷道書為基礎開展工作，又加入新收集來的品種共622卷。在分類上，王欽若等似乎未做過多的調整，隻是對《道德經》《陰符經》等書的編排次序有所改動。王欽若對道書比較有研究，也編定過多種道書，對道教也有了解，是以他提出了不少實質性的建議。
至于這次編集的人員中，比較突出的人有兩個，一是曹谷，他負責的工作是道書分類；一是張君房，他在杭州負責刊刻相關事宜。關于李焘的這一記錄，學者們也多有引用。但是，前此學者多以“著作佐郎張君房就杭州監寫本”為據認為真宗時編集《道藏》為寫本而非刻本，這裡的“監寫本”自然可以按照今日文法了解為“監督抄寫《道藏》”，由此了解得出此時仍舊為抄本的結論也就很正常了。但是，抄寫經書何必要在杭州?事實上，這一時期杭州刻闆才是更合理的了解，張君房監寫本就是負責雕版刷印事務。據宿白先生引《宋會要輯稿》冊一六五：“（元佑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禮部言，凡議時政得失、邊事軍機文字不得寫錄傳布……《國史》《實錄》仍不得傳寫。即其他書籍欲雕印者選官詳定，有益于學者方許镂闆，候印訖送秘書省”[57]雲雲，“寫錄”“傳寫”顯然不是抄寫，而是與“寫本”一樣，均為雕版刷印。
李焘還說王欽若主持編修《道藏》時面臨着部分道書的去取标準、是否要将部分經典單獨刊行、如何将道書全部完成等諸多問題：
初，诏取道、釋藏經互相毀訾者删去之，欽若言是年是月：“《老子化胡經》，乃古聖遺迹，不可削去。”又言五年十二月：“《九天生神章》《玉京》《通神》《消災》《救苦》《五星》《秘授》《延壽》《定觀》《内保命》《六齋》《十直》凡十二經，溥濟于民，請摹印頒行。”從之。此段總載，或已有入《長編》者，當檢讨删去。曹谷，即驗汾陰靈文者。七年五月癸醜，欽若上洞真部六百七十卷。[58]
在道書的取舍方面，真宗主張三教融合，強調要去掉一些存在互相攻擊的言論，比如《老子化胡經》等，其中存在對釋家不利的論說。對此，王欽若主張這部書傳自前代，屬于前聖古迹，沒有必要删去。另外，由于整部《道藏》刊刻後并不會在社會上流傳，即便是版刻的道書，也必須由政府統一定制，然後頒賜給全國的宮觀，是以王欽若建議将其中的《九天生神章》等十二部書單獨刻闆，以便于社會流通。最後，我們看到王欽若編集道書采取的是分批刊定的辦法，在大中祥符七年五月就完成了670卷的刊刻，到了大中祥符九年才最終完成全藏的刊刻。
綜上，北宋版《道藏》的第二次編集耗時近十年時間，随後完成了曆史上第一次《道藏》的刊刻。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政府啟動了《道藏》編集計劃，這是北宋第二次組織編刊《道藏》，至大中祥符九年（1016）全部完工，刷印多部。此《祥符道藏》的目錄為真宗皇帝賜名的《寶文統錄》。主持編集刊刻道書的王欽若及其下屬曹谷、張君房等，以及一衆參與該事的道士等皆受到朝廷按級别給予的賞賜，以表彰其參與文化創造之功績。
在編集校定道書經藏，完成《道藏》刊本之後，“道藏”的意義也被重新認定。“道藏”原為彙集道家書籍藏諸一地的名稱，“總而謂之曰經，聚之于室曰藏”（宋夏竦語）。自唐代開始，經以政府為主導，集合多方力量，搜集道學、道教書籍成為書例，“道藏”就成為集曆代道書于一的稱謂；同時，随着書籍進入雕版刷印時代，《道藏》又成為體量龐大之刊本，它始于宋初，繼之有明。是以，我們可以說，進入版刻時代的《道藏》是一種經官方嚴格的審定程式之後而确定的道書；自從有了刊本《道藏》，“道藏經”就不再泛指一切道書，而是特指那些經政府審定無誤的入藏經書了。
在先期的校定工作中，張君房的工作得到認可，升為著作郎。雕版及刷印工作曠日持久，張君房在杭州花了幾年時間監督此事。可惜的是，這部道藏沒能儲存下來，它因戰亂紛争和權力鬥争徹底消失了。幸運的是，曾在宋真宗、仁宗朝參與編集《道藏》的張君房，其署名的《雲笈七簽》以及《太清風露經》均能劫後餘生，雖殘帙而不朽，至今仍有多種版本存于世，特别是《玄都寶藏》的殘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宋道藏的樣貌，也就成了《道藏》興廢史的物證，不管是書籍史的價值，還是道教史的價值，都是相當高的。
六、結 論
丹室寶章，紫台秘笈，椠諸梨棗而布之四海，藏之名山而煥諸人文。然疊經世變，道書經藏時聚時散，存世完整的《道藏》版刻諸本僅明代刻之不同時期印本而已。如今，北宋、南宋《道藏》原刻皆未見諸公開報道，相關曆史記載的文字亦多隐于書海，對北宋《道藏》的書籍史了解困惑在所難免。就書籍史而論，關于北宋道書經藏，凡有北宋《道藏》以何種方式結集、北宋編刊《道藏》初椠何時、如何認識北宋刻《道藏》的曆史地位諸問題有待深研。結合前賢研究成果，梳理史籍記錄，可知北宋太宗、真宗、仁宗、徽宗時代皆有《道藏》結集，其初刻《道藏》是真宗時故事，主事者為王欽若；按後世的題名例，可稱之為《祥符道藏》。結合宋代刻書史可知，對《道藏》的刊刻予以重新考察不僅事關道教史本身，更為認識宋代典籍的制度以及北宋真宗時期的政治文化提供了有益的視角。
通過對北宋道藏的書籍史考察，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的結論：
1.北宋初刊道藏為真宗大中祥符年間事，成藏可稱之為《祥符道藏》。至于此前道教史學中所認定的徽宗時編集道書并第一次刊刻《道藏》，那隻是因為沒有解決北宋早期道書經藏編集和刊刻曆程而得出的結論。目前已經有較為充足的曆史文獻證據表明，早在真宗時期就完成了《道藏》的編集、校勘和刊刻，但這并不意味着《道藏》作為一個文化工程的終結，相反的是，它帶來了整個道書生産的繁榮，促進了真宗時代及其後續若幹年道書數量的增長和品質的提高。而且，這一時期開始設定了專門的道書編集機構，以專人專司職守，張君房之類的學者“專其事”，也大大提高了道書的制作水準。
2.《道藏》編集為政府主導的文化事業，書籍史就不僅是文化史，也是政治文化的互動史。北宋刊刻《道藏》是政府與道教教團合作的結果，成立了專門機構，組織了專門的隊伍，在北宋建國後六十年内即已完成了《道藏》的兩次編集和一次刊刻，它非如此前學者所揭示的那樣隻是印刷術繁榮之後的無足輕重的曆史；相反，正是在北宋初年，《道藏》開始進入雕版刷印時代，它不僅在道教史上有着重要的意義，也在書籍史上有着較為突出的啟示意義。巨帙書籍的編集和出版代表着國家文治的水準，也極大促進了宋代道書生産的繁榮。
3.《道藏》版刻史的問題提醒我們要對書籍史進行較為深入的研究。從書籍史的曆史來看，雕版書籍之闆片可以長期儲存。《正統道藏》闆片經曆代護經者的努力，朽者重刻，蠹者修補，新者補刻，儲存了四百五十餘年，直到晚清才因兵火而徹底消失；同樣地，真宗時的道藏闆片也經曆了大緻相同的故事。從真宗到仁宗，直到徽宗時代，這套經闆不曾遺失，且新的道書經政府相關機構審定後，也予以闆刻，并充實到《道藏》的經闆之中。北宋滅亡時，這套版片歸金朝所有并直到金朝覆亡，才完全退出曆史舞台。
關于《祥符道藏》的校訂刊行，宿白先生在《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一書中的《北宋汴梁雕版印刷考略》一文中曾予以揭示。據宿白先生的考證，真宗時先後校定并刊刻了《道德經》《南華真經》《列子沖虛真經》《翊聖保德真君傳》等道家書籍，“真宗崇道，多刻道家書，并校定《道藏》，選刊其精要”[59]。
問題是前述《廬山太平興國宮采訪真君事實》中說的“外九十九函，奉敕禁隐，不曾頒降”，究竟說是的在528函之外還有99函沒有頒賜，還是說在528函内有99函為未曾頒降呢?如果是後者，則全藏頒賜的數量是427函，倒是接近于祥符《寶文統錄》所說的4359卷。隻不過《鹹淳臨安志》書中所謂孝宗淳熙四年“重建《道藏》”究竟為何種曆史故事還有待進一步考察[60]。
緻謝：本文的撰寫得到李緻忠先生、石計生教授、林世田先生和何建明先生的鼓勵和指點；陳為先生、樊長遠博士、趙文友博士、馬學良博士、饒益波博士分别予以資訊和資料幫助；姚文昌博士寄贈他校點的《語石》一書，拙稿初稿寫定後，姚博士又幫忙雠校一過，特緻謝忱。
注釋：
[1]胡道靜等主編：《藏外道書》，巴蜀書社1994年版，序言第1頁。
[2]據任繼愈主編《中國藏書樓》一書的記載可知，宋代佛教藏經至少有七種不同的刊本：（1）《開寶藏》，版刻，北宋太祖開寶四年（971）張從信去益州開雕，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完成，共13萬塊版片，闆藏于汴京印經院。鹹平、天禧、熙甯三朝修訂，共653帙6620卷。（2）《崇甯藏》，版刻，北宋福州東禅寺私刻，神宗元豐三年（1080）開雕，徽宗崇年三年（1104）完成。共580函，1140部6108卷。（3）《毗盧藏》，版刻，北宋福州開元寺私刻。徽宗政和二年（1112）開雕，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一年（1151）完成，後續雕兩次，總595函，1451部6132卷。（4）《圓覺藏》，版刻，北宋湖州王永從家族思溪圓覺禅院私刻。北宋末開雕，南宋高宗紹興二年（1132）完成，共548函，1435部5480卷。（5）《資福藏》，版刻，宋安吉州法寶資福寺私刻。共590函，1459部5940卷。（6）《明州藏》，版刻，宋明州奉化縣忠義鄉瑞雲山王公祠堂私刻。北宋末或南宋初雕刻。存《大般若波羅蜜多心經》。（7）《碛砂藏》，版刻，宋平江府碛砂延聖院私刻。南宋理宗寶慶或紹定年間開雕，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完成。共591函，1532部6362卷。（任繼愈主編：《中國藏書樓》，遼甯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64—865頁。）宋代佛教藏經的目錄著作至少有五種：（1）北宋東京法雲禅寺惟白所撰《大藏經綱目指要錄》八卷（内二、四、五、六、七卷分上下，故總十三卷），徽宗崇甯三年（1104）。480函，1050部5000餘卷。（2）北宋王古撰、元管主八增訂《大藏聖教法寶标目》十卷。1398部。（3）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間趙仁安、楊億等編纂《大中祥符法寶錄》二十一卷，222部譯經，413卷；中土撰著11部，160卷。（4）北宋仁宗天聖年間惟淨等合編《天聖釋教錄》，共602帙，6197卷。（5）北宋仁宗景祐年間呂夷簡、宋绶編成《景祐新修法寶錄》，譯經21部，161卷；中土撰著16部，190卷。（任繼愈主編：《中國藏書樓》，遼甯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76—877頁。）
[3]主要有：陳國符《道藏源流考》，中華書局2014年版；[荷蘭]龍彼德著，李豐楙譯《宋代道書收藏考》，《宗教研究》2014年第2期。
[4][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第10冊），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6174頁。
[5][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1241頁。
[6]王明：《道家古籍存佚和流變簡論》，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1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87頁。
[7]《新唐書·藝文志》收錄道家類137家，74部，1240卷。失姓名三家，玄宗以下不著錄158家，1338卷。總137家，174部。《舊唐書》《新唐書》中佛教書籍皆歸于“道家類”。《新唐書·藝文志》收錄道家書總計274部，又收釋家書180部，共454部，統歸為道家類。詳見馬楠：《唐宋官私目錄研究》，中西書局2020年版，第283—298頁。
[8]牟鐘鑒等主編：《道教通論》，齊魯書社1991年版，第472—473頁。
[9][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第10冊），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6185頁。
[10][日]福井康順等監修，朱越利譯：《道教》第一卷《道教經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81頁。
[11]據郭聲波考證，宋代書籍編纂出版和收藏的官方機構極為繁雜，在不同類型、不同層級的政府部門中多設有相關機關，郭氏認為可以細分五類，即（1）一般管理機構：秘書省、崇文院、提舉秘書省所；（2）圖書收藏機構：昭文館、集賢殿書院、秘閣、龍圖閣、天章閣、寶文閣、熙明閣、顯谟閣、徽猷閣、敷文閣、煥章閣、華文閣、寶谟閣、寶章閣、顯文閣；（3）圖書整理機構：都大提舉校勘館閣書籍所、校正醫書局、三館秘閣編校所、補寫書籍所、補寫書籍局、校對黃本書籍所、補完禦前書籍所、補完校正禦前文籍局、補寫所；（4）圖書編寫機構：著作局、史館、修國史院、編修實錄院、編修道藏所、編聯祥瑞所、編修國史院、月曆所、修撰樂書所、編修資治通鑒所、編修會要所、修纂經義所、編修天文書所、國史院、實錄院、編修國朝會要所、詳定編修九域圖志所、編修政典局、注解聖濟經所、修月曆所、修國史月曆所、編類聖政所；（5）圖書雕印機構：印書錢物所、印經院、書闆庫、雕造前漢所、雕印曆日所。（郭聲波：《宋朝官方圖書機構考述（上、下）》，《宋代文化研究》第9輯，巴蜀書社2000年版，第247—265頁；《宋代文化研究》第10輯，巴蜀書社2001年版，第173—196頁。）
[12] [宋]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1809頁。
[13][宋]王應麟撰，武秀成等校證：《玉海藝文校證》，鳳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873頁。
[14]陳國符：《道藏源流考》，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107—108頁。
[15]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46冊），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頁。
[16][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217頁。
[17]唐代劍：《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線裝書局2003年版，第151—152頁。
[18]高小健主編：《中國道觀志叢刊》（第17冊），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4—55頁。
[19][宋]王應麟撰，武秀成等校證：《玉海藝文校證》，鳳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873頁。
[20]也有學者以《成都文類》所載範鎮《崇道觀道藏記》中有“治平年間，今天子既即位，若谷又與其徒仇宗正、鄧自和列言于府”雲雲，認為《道藏書目》的作者即請《道藏》入川之人。參見[荷蘭]龍彼得著，李豐楙譯：《宋代道書收藏考》，《宗教研究》2014年第2期；白金：《北宋目錄學研究》，河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第215頁。
[21]陳國符：《道藏源流考》，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114頁。
[22][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07頁。又見[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第10冊），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6201頁。
[23][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37頁。
[24]或以為晁氏著錄的鄧自和目錄是私藏道書目錄，甚至就是北宋中期的私人藏道書目錄，這是把編《道藏書目》的鄧自和與英宗治平年間為四川崇道觀求道藏的鄧自和視為一人的緣故。然而，崇道觀求得的《道藏》為五百函四千五百卷，顯然不是《道藏書目》三百一十一函。是以，晁氏《郡齋讀書志》明确說“國朝修《道藏》”的數量是三百一十一函，明顯不是私人珍藏。
[25]陳國符：《道藏源流考》，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107—108頁。
[26]陳國符先生《道藏源流考》引此一段為據，且将作者記為“夏疏”。陳國符：《道藏源流考》，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108頁。
[27]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244頁；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48冊），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545頁。《中華道藏》将作者夏竦寫作夋疏，或據影印本《道藏》“夏疎”而來，今觀國圖藏本《道藏》，确為夏竦。影印本描改有誤。
[28][宋]王珪：《華陽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93冊），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347頁。
[29][宋]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1903—1904頁。
[30]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356頁。
[31][元]脫脫等：《宋史》，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159頁。
[32][元]脫脫等：《宋史》，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9561—9563頁。
[33]經《中國出版史研究》編輯部老師提醒，筆者方注意到《宋史》于王欽若至杭州事實存在時間誤置。
[34][宋]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2149頁。
[35]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266—267頁；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48冊），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482—483頁。
[36]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326—327頁。
[37]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617—618頁；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49冊），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頁。
[38]陳國符：《道藏源流考》，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113頁。
[39]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46冊），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頁。
[40]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增訂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970—973頁。
[41][宋]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1975頁。
[42][宋]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1940頁。
[43][宋]王應麟撰，武秀成等校證：《玉海藝文校證》，鳳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873頁。
[44][宋]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1830頁。除了入《道藏》之外，還有如佛藏事：大中祥符八年閏六月甲辰“诏編太宗《妙覺集》入佛經藏”。（《續資治通鑒長編》，第1939頁）
[45][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第10冊），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6174頁。
[46][宋]王應麟撰，武秀成等校證：《玉海藝文校證》，鳳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971頁。
[47]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296頁。
[48]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314頁。
[49]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365頁。
[50]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46冊），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116頁。
[51][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38—739頁。同時還有其他的分類，晁氏記載，另有四類：一曰經诰類，二曰傳錄類，三曰丹藥類，四曰符篆類。
[52]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46冊），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頁。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八十六的記錄與此相同。
[53]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365頁。
[54][宋]程遇孫：《成都文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54冊），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709頁。
[55]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46冊），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542頁。
[56][宋]潛說友：《鹹淳臨安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16—517頁。
[57][宋]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1975—1976頁。
[58]宿白：《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版，第53頁。
[59][宋]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1976頁。
[60]宿白：《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版，第29頁。
[61]陳國符先生說：“孝宗淳熙二年（1175），福州閩縣報恩光孝觀所庋藏《政和萬壽道藏》送臨安府。太乙宮即抄錄一藏，四年（1177）成。其後敕寫錄數藏，六年（1180）成。尋頒賜道觀。”陳先生據元人鄧牧《大滌洞天記》卷下載下傳楊棟《東陽樓記》“先墓在餘杭，廬居山中，數遊洞霄。《道藏》寫本甚真，時得假借”語推斷“淳熙八年所賜藏經，乃系寫本”（《道藏源流考》，第121頁）。
【作者簡介】
向輝，博士，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