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我軍參照蘇聯軍事改革的方案和專家建議，總幹部部門将最初設定的6等18級軍銜做出細節調整，其中進階開國将官被明确定為少将、中将、上将和大将。
大将作為開國将軍之首，地位僅次于元帥，初定15人，最後幾經變換和審查核準，最終确定為開國十大将軍，無一不是對中國革命有突出貢獻的，且能征善戰的功勳赫赫之輩，但無論如何改變精簡，粟裕第一大将、徐海東第二大将的位置始終不變。
1955授銜
其中開國第五大将譚政，從21歲參軍入伍後，沒有指揮過一場戰鬥，終生不上陣殺敵，也沒有任何戰功，卻被毛主席力薦：他的名字必須出現在大将名單上！這是怎麼回事呢？
譚政，1906年生于湖南湘鄉，早年曾是家鄉的一名國小老師，是以接觸愛國革命思想的時間很早，閱讀過大量進步書籍，在大革命時期曾積極參加反帝反封建軍閥的愛國主義運動，期間認識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愛國革命志士。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譚政心力交瘁，頓生投筆從戎之意，他認為想要救國，就必須先改變舊社會的愚民思想。
毛主席在湖南發動秋收起義後，譚政第一次深刻認識到我黨我軍先進的革命愛國理念，心中大受震動，就主動找到征兵同志，在申請書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當時負責招兵的首長看他文質彬彬，一臉秀氣模樣，就問他：給你一把槍、十發子彈，能打中幾個敵人？
譚政搖搖頭：我沒練過槍法，恐怕一個也打不中。
首長氣笑了：手不能提、肩不能扛，你怎麼上陣打仗？
譚政義正言辭道：我文化水準很高，有的時候筆比刀槍更管用，筆杆子也能殺人，也能把革命幹好！
譚政
在井岡山入黨一個月後，譚政從政治宣傳員調任總部機關，成為毛主席麾下的第一任秘書長，政治才能得到初步發掘，并以紅軍黨代表的身份出席了1929年舉行的古田會議，于次年被提拔當了軍政治主任和教導大隊的政委。
先後随軍參加了二打長沙、漳州戰役、南雄、水口戰役，又北上攻打宜黃、樂安、南豐等地，并參與指揮了我軍保衛蘇區總部的第四和第五次反圍剿戰鬥，負責軍隊思想的政治工作。
寫出了多篇戰時政工的戰鬥總結報告，并在紅軍長征時期寫出了《最後的一道封鎖線》，順利在《紅星》報刊登，與李聚奎上将和黃蘇一緻促成了部隊縮編的決議，為即将進行的抗日戰争做準備。
1936年，譚政寫出《關于紅軍中心的政治工作意見》下發全軍，對我紅軍從土地革命到抗戰的順利轉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雖然不上戰場，但譚政的勞苦功高，誰都不能忽視。
抗日戰争開始後，譚政供職總政，出任副主任職務，針對武裝鬥争、軍隊和政工隊伍的建設，多次發表長文通告全軍，大大凝聚了我軍戰士的向心力。
1944年，譚政在主席和總理的訓示下，總結經驗，因時制宜，因地制宜，結合當下戰争形勢變換，展望未來，詳細分析我軍目前遇到的困境和改進措施，提出并發表了關于軍隊政工問題的長文報告，成為繼古田會議後，軍隊政治工作又一偉大的曆史藍本，具有相當深遠的研究作用。
這份報告一直到建國後，仍被總政和總參多次刊印發表，論據充分，有理有節，獲得全黨全軍高層上司的一緻好評。
解放戰争時期，譚政奉命第一批趕赴東北參加工作，出任東北第四野戰軍的政治主任和副政委工作，是我軍開拓和發展東北大學營的功臣和先驅，地位、資曆和威望僅次于總司令林帥和政委羅帥，是以在戰時，東北局面向我總部機關的電報署名，一般都是林、羅、譚、劉。
建國後，譚政出任全軍總政治部主任一職，是我黨我軍從事政工工作年限最久、資曆最深的人，他的工作比一些沖鋒陷陣的猛将更加重要。
正如他給女兒介紹的那樣：爸爸沒有上過戰場，也沒打過仗，但一輛車想要跑快，不光需要輪子和發動機，還得有一個大油箱。
而譚政就是我黨我軍和中國革命砥砺前行的大油箱，是以在1955年授銜時，主席給譚政做出了最正确的評價：譚政，談政也，專門特批授予他開國大将軍銜，排名第五，僅次于陳赓大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