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山師範學院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 廖久明
《九人：羅曼·羅蘭與中國留學生》，劉志俠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472頁，88.00元
初讀《九人：羅曼·羅蘭與中國留學生》（以下簡稱《九人》，引文僅注頁碼），“前言”第一段已将筆者深深吸引，一頁頁讀下去，直至“後記”，方才發現，自己先看“前言”和“後記”的讀書習慣已被打破。該書是這樣開始的：“‘瑞士，沃州，維爾勒夫鎮，奧爾加别墅，羅曼·羅蘭先生’（M Romain Rolland, Villa Olga, Villeneuve, Vaud, Suisse），這是中國留學生寫信給羅曼·羅蘭使用的位址。本書将打開這些近一個世紀前寄到萊蒙湖畔奧爾加别墅的書簡，從羅曼·羅蘭的日記中找出相關的記載，探查信前和信後的來龍去脈，這一切，隻為喚醒一段因為時代風雲被人遺忘多年的美好曆史。”筆者覺得，這段“因為時代風雲被人遺忘多年的美好曆史”有必要讓更多人知道，因而在此分享自己的一些閱讀感受。
一、引人入勝的情節與人物
著名美學家朱立元在《美學大辭典（修訂本）》（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年，667頁）中對情節有這樣的定義：“藝術創作中一系列經過組織的事件的發展過程。它從人物與環境、人物與人物間的錯綜複雜的關系中産生，又反轉來展示人物性格，表現社會關系和某種意旨。”由于《九人》關注羅曼·羅蘭與中國留學生盛成、敬隐漁、梁宗岱、李家齊（李又然）、閻宗臨、汪德耀、傅怒安（傅雷）、高長虹、張昊之間的關系，這本學術著作便天然地具有了藝術作品的情節特征：主要以時間為線索，逐一還原了羅曼·羅蘭與九位中國留學生的交往過程。在還原交往過程時，除與盛成交往過程本身曲折多變而引人入勝外，作者還注意使用叙述技巧增加吸引力。如在叙述與羅曼·羅蘭1931年9月18日的見面情況時，首先引用梁宗岱在《憶羅曼·羅蘭》中的回憶，然後指出他見到羅曼·羅蘭時的感覺不準确，接着叙述兩人見面過程，最後才告訴人們，梁宗岱看到羅曼·羅蘭的疲倦樣子并非因為“新病愈”，也與其喪父這一“大變故”無關，更有可能是由于與未來夫人瑪麗旅行歸來不久（216-220頁）。
九位與羅曼·羅曼通信的留學生（來自《九人》）
盡管該書以首次通信時間為序一章寫一位中國留學生，寫作時卻互相照應，使得各章之間并不脫節。在《李家齊》章，作者預告了《傅雷》章的相關内容：“這封信使用中式信封信箋，以毛筆書寫，寄自觀海衛。羅曼·羅蘭第一次接到這種中國紙的信，但不是最後一次，1936年，身在百裡洋場上海的傅雷，連續寄來三封同樣的中式信箋的信。”（244頁）在《汪德耀》章，作者總結了羅曼·羅蘭對中國留學生的經濟資助：“羅曼·羅蘭很愛幫助年輕人，給予金錢給有需要的人，中國留學生至少有敬隐漁、盛成和李又然曾受資助，現在又主動向汪德耀提出。”（291頁）全書除《張昊》章外，其他各章都涉及敬隐漁，客觀上産生了以敬隐漁串聯起全書的效果。
在論述羅曼·羅蘭與每一位中國留學生的關系時，該書還兼及其他人物之間的關系。在《傅怒安》章，實際上隻有《1934年〈托爾斯泰傳〉代序》《1936年〈約翰·克利斯朵夫〉翻譯》兩節寫傅雷與羅曼·羅蘭的交往，前面四節《1928年 從普瓦蒂埃到巴黎青年之家》《1929年比利時和瑞士之行》《1930年中華留法藝術協會秘書》《1931年意大利的榮耀》主要寫傅雷旅歐期間與出生上層社會的巴黎青年達尼埃魯和中國名畫家劉海粟之間的交往。如此一來，便大大豐富了本書的内容。實際上，高長虹不能算留學生，他在歐洲六年多的經曆最多隻能算遊學。但是，筆者認為确實有必要在該書中寫作高長虹，因為這樣一來，便将與羅曼·羅蘭有過通信聯系的人全部寫進了該書。
在閱讀該書過程中，九位中國留學生的性格逐一展現在我們面前：第一、二封信便稱呼羅曼·羅蘭為“同志”“老兄”的盛成，“每次寫信來都為借錢”的敬隐漁（169頁），得到羅曼·羅蘭和瓦萊裡這些不同陣營代表人物賞識的梁宗岱，“最忠實的信徒”李家齊（256頁），“純樸而認真”的閻宗臨（269頁），“單純、活躍、爽直和善心”的汪德耀（301頁），“孤僻、高傲、急躁性格”的傅雷（332頁），“個性孤高”的高長虹（422頁），“在音樂學校盤桓了十年”的張昊（436頁）。
筆者認可“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的觀點，認為紀實作品與虛構作品的主要差別在于内容而不是表達，是以認為哪怕是紀實作品，也應該在情節、人物等方面下功夫，《九人》便是這樣一部成功的作品。
二、譯介了大量國外資料
2011年，筆者的國家社科基金後期項目資助成果《高長虹年譜》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該年譜出版後，筆者仍然一有機會便請人查找高長虹1932年至1938年遊學歐洲期間的資料，隻有劉志俠找到了。在《高長虹》章，作者介紹了高長虹遊學歐洲期間發表的六篇文章：在巴黎《世界》周刊第294及295期（1934年2月17日及24日）用法語發表的長篇小說《中國礦工》（部分），在日内瓦《東西文化》第1卷第9期（1935年4月）、第2卷第3期（1935年10月）、第2卷第7期（1936年2月），分别用法語、英語、德語發表的詩歌《給巴黎的中國學生》（回國後收入集子《政治的新生》，更題《中國》）、論文《行動與詩》《中國繪畫與行動》，在巴黎《歐洲》月刊第183期（1938年3月）、第194期（1939年2月）發表的論文《中國繪畫中的象征主義》《中國新文化》。筆者在閱讀第二遍時留意了一下，該書每一章都有之前國内沒有譯介過的作品、新聞報道等。值得特别介紹的是前文提到的傅雷法國留學生活的新披露。盡管在二十世紀初期留法中國學生中，有關傅雷的“歐洲經曆資料最豐富，最為人熟悉”（326頁），劉志俠仍然通過悼文《達尼埃魯神甫談傅雷》提供的線索，找到進入傅雷在法四年生活的未知世界的大門，填補了這個時期的空白。北京大學法語系主任董強教授敏銳地看出這些新文獻的價值，在法國駐華大使館和北京大學支援下，邀請劉志俠和盧岚作為策劃人，于2020年11月底在北京舉辦了“傅雷的法蘭西青年歲月”展覽。
《九人》第二章題為《敬隐漁》，令人想起張英倫用了五年多時間才完成的《敬隐漁傳奇》。他查閱的外國圖書館、檔案館多達九家：法國國家圖書館、裡昂市圖書館、巴黎東方語言學院圖書館、巴黎亞洲之家圖書館、巴黎外方傳教會檔案館、巴黎外方傳教會亞洲圖書館、法國外交檔案館、法國郵船公司曆史檔案館、瑞士巴塞爾高等院校圖書館。張英倫的努力換來了豐碩的成果，不但2015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敬隐漁傳奇》（修訂後于2016年以《敬隐漁傳》為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2016年還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敬隐漁文集》，2019年再出版了他和胡亮編的《敬隐漁研究文集》（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在這三本書中，都引用或收錄了從這些圖書館、檔案館找到的大量資料。在這種情況下，後來者還有什麼可為呢？尤其是劉志俠在“後記”中說過，張英倫曾經把從裡昂和瑞士來之不易的資料慷慨送給他。
筆者好奇地對照了一下。在《敬隐漁》章中，仍然發現了一些《敬隐漁傳》未收入的資料：羅曼·羅蘭私人收藏的《莽原》半月刊第7-8期合刊“羅曼·羅蘭專号”，扉頁左方有敬隐漁以綠色墨水題寫的贈辭，右方是羅曼·羅蘭的備忘文字（129-130頁），1926年9月4日羅曼·羅蘭日記有關敬隐漁第二次來訪的記載（133頁）、羅曼·羅蘭1929年10月中旬日記對敬隐漁法國經曆的全面檢討（169-170頁）、雷賓1929年12月30日緻羅曼·羅蘭全函（184-186頁，張英倫著《敬隐漁傳》隻翻譯了部分内容）、羅曼·羅蘭1929年12月31日日記有關敬隐漁在瑞士的最後行蹤（186頁）。
筆者還發現，張英倫詳細剖析過的一些資料，劉志俠根據自己的研究，從另一個角度提出了個人的解讀。在《敬隐漁傳》中，張英倫引用了發表在《小說月報》第17卷第1号（1926年1月10日）上的《約翰-克利司朵夫向中國的弟兄們宣言》，然後如此寫道：“這短短幾句話，凝聚了羅曼·羅蘭世界觀的精髓。在他的世界裡沒有什麼種族的分野、國界的藩籬，有的隻是文明與野蠻、黑暗與光明的對立。他希望用人類的良知和抗拒黑暗的英雄主義精神驅走邪惡，迎接光明。戰争狂熱一再肆虐的歐洲已經讓他失望。而今通過敬隐漁，他的克利斯朵夫能夠走到中國兄弟中來，讓他興奮不已。這篇熱情洋溢的宣言富有強烈的感染力。”（134頁）劉志俠的解讀切入點不同：“由于外文譯本太多，羅曼·羅蘭基本上不替譯本寫序言，隻是偶然以緻譯者信形式代序。這封信以約翰·克利斯朵夫身份寫給中國青年，是一篇真正的序言，無論内容、結構或文字都很講究。四年之後，他以同樣的形式寫了另一篇《若望·克利司朵夫向俄國兄弟姐妹們的宣言》（Salut de Jean-Christophe à ses frères de Russie）。他的小說在十月革命後第二年就開始一卷接一卷譯成俄文，過了十多年才主動寫序，因為他以此表示對蘇聯的友好，争取仍在蘇聯的未來夫人瑪麗取得出國簽證，出版社付給他的稿酬，全部捐給蘇聯的慈善機構。”（101-102頁）綜合兩人的分析，我們更能明白羅曼·羅蘭答應為一位寂寂無名的二十三歲青年敬隐漁寫作序言有多麼非同尋常！
據“前言”介紹，《九人》收錄了“中國留學生緻羅曼·羅蘭信函總共一百二十六封，電報兩封，羅曼·羅蘭回信十一封，和日記二十七段”。其中有關敬隐漁的大多數信函、日記已有張英倫中譯，收錄于《敬隐漁文集》《敬隐漁研究文集》，劉志俠在撰寫《九人》時全部重譯了一次。這個做法并非多此一舉。保持全書文風的和諧統一，當然是原因之一。此外，作者在《李家齊》章中，解釋過李家齊緻羅曼·羅蘭第二封信一個詞語的翻譯：“受了這段［羅曼·羅蘭］日記影響，筆者初譯信文時采用比較平和的同義詞來平衡‘語帶誇張’，例如第一句以‘十分苦惱’代替‘極其不幸’（Extrêmement malheureux）。但是後來讀到他的家書，才知道這是事實，一點也沒有誇張。”（230頁）可見，不同人翻譯的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各有可取之處。
筆者完全贊同劉志俠在《渡河去看敬隐漁》（《書城》2015年第10期）的一段評價：“敬隐漁值得人們去研究，雖然文學生命短促，但其創作相當豐富，而且具有獨特的開創性。過去苦于資料匮乏，現在有這本書提供全面翔實的資料，這是所有研究者求之不得的珍貴源泉。”他本人也是抱着“提供全面翔實的資料”的态度寫成《九人》，結果是《敬隐漁》章與《敬隐漁傳》從兩個不同的視角，提供了同一個敬隐漁的形象，一個出現在與羅曼·羅蘭的交往中，另一個橫跨整個傳奇的一生，兩者互相呼應、彼此補足。
三、以嚴謹的态度和方法對待資料
《九人》嚴格選擇引用的資料，每章開頭都介紹本章所用素材的主要來源。隻有《梁宗岱》章例外，其原因當為：作者與夫人盧岚女士于2014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過《青年梁宗岱》，對資料早已經過嚴格選擇。在《閻宗臨》章，作者在介紹資料來源時如此寫道：“本來還有第四種《一位羅曼·羅蘭教導過的中國留學生——記我父親1929-1937留學伏利堡天主教大學》（載《魯迅研究月刊》2020年9月号），作者是閻宗臨女兒閻守和，回憶三十年前的1971年，與父親朝夕相處時回憶羅曼·羅蘭的多次長談。可惜關鍵内容與閻宗臨的書信相左，未能使用。”（258頁）在“前言”（第6頁）、《李家齊》（227頁）章，作者都提及1921年前往裡昂中法大學留學的徐仲年，由此可以斷定：他在寫作《敬隐漁》章時，沒有引用徐仲年發表在《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3期的《記敬隐漁及其他》，不是沒有看見，而是他認為該文所寫内容基本不可信。
其次，對引用資料的真僞進行認真鑒别，哪怕是當時的日記、書信。作者在引用了羅曼·羅蘭1929年10月17日日記最末一小節附記後如此寫道：“至于羅曼·羅蘭所記梁宗岱最近才認識雨果，這是交談中出現的誤會。陳占元在1985年寫的回憶錄《梁宗岱與雨果》，提供了不少梁宗岱在巴黎的細節，讓我們知道早在1927年，他就已熟讀雨果的著作。然而由于師從瓦萊裡，愛上象征派作品，是以在《保羅·梵樂希先生》中，曾經說出‘以文學界拿破侖自居的雨果，也像不可一世的拿破侖倒而不能複起了’這樣的話來。實際上，在他心目中，雨果與歌德同樣偉大，在羅曼·羅蘭面前也這是這樣推崇。”（208頁）在引用了傅雷1934年3月3日緻羅曼·羅蘭信後如此寫道：“這封信寫得很用心，然而，就事實來說，比利時短住還與青春期的憂郁情緒有些許關系，1929年夏天瑞士之旅，則基本為消暑。這樣寫法是為了求序，長篇回憶和意大利元帥的談話不過是引子，為羅曼·羅蘭提供話題。他的設想很有效。”（378頁）作者對可信度很高的日記、書信所寫内容都這樣認真鑒别，由此可見其嚴謹态度。
其三，面對無法判斷真僞的說法，作者采取了表明自己觀點後存疑的辦法。汪德耀在接受徐小玉采訪時說，自己曾經去瑞士“二訪羅曼·羅蘭”：“此行一是為進一步講清那次大會的事；一是得知印度‘聖雄’甘地也去通路，他想同時通路這位偉人。”對該說法，作者如此寫道：“甘地通路羅曼·羅蘭是當時一件國際大事，各國新聞記者群集，當局戒備森然，奧爾加别墅成為一隻蒼蠅也飛不進去的地方。他們兩人都具有強烈的曆史使命感，對會面的重視程度非外人所能想象。羅曼·羅蘭在瑪德蘭和瑪麗協助下，在日記中點滴不漏記述了這不平凡的六天，幾乎是一小時一小時記載，後來輯成《印度，1913年至1943年日記》（Inde, Journal 1913-1943）一書，成為曆史文獻。大師這段時間身體很差，六天接待期間，一直足不出戶，直到告别才第一次離開家門，到車站送行。汪德耀沒有提供與他見面的任何細節，而通路甘地的長篇回憶，不符合羅曼·羅蘭日記所記的鄭重其事的莊重氣氛，這段經曆有待史家研究。”（325頁）在研究過程中，難免遇到難辨真僞的資料。一些學者采取隻引用有利自己論點的資料，結果可能以訛傳訛；一些學者則完全回避，緻使讀者無法從這樣的研究中知道世間的相關資料。在筆者看來，正确做法應該如《九人》這樣。
羅曼·羅蘭
四、“對中國留學生特别友好”的羅曼·羅蘭
在閱讀《九人》時，最令筆者感動的是羅曼·羅蘭“對中國留學生特别友好”這一事實。在該書涉及的九位中國留學生中，除高長虹無法确定外，其餘的羅曼·羅蘭都回了信，并且與敬隐漁、梁宗岱、閻宗臨、汪德耀在奧爾加别墅見過面。從劉志俠譯介的信件可知，如果羅曼·羅蘭沒有給高長虹回信，确實是因為他的來信“實在特殊”（422頁）。羅曼·羅蘭對中國留學生在信中的要求幾乎有求必應：見面、寫序、贈書、經濟資助、解答問題等。盡管羅曼·羅蘭對盛成的印象很不好，一旦得知盛成手頭緊張，仍然讓妹妹瑪德蘭資助他旅費，見他不肯接受，又請人轉交（73、75頁）。對敬隐漁，羅曼·羅蘭則達到“寵愛”的程度：“原諒他所有錯誤，一直努力到最後挽救他，沒有絲毫後悔，沒有絲毫抛棄的迹象。”（180頁）在閻宗臨和曾勉詢問回國後的主要使命及生活中的主要任務時，羅曼·羅蘭強調：“一要勇氣和真誠（對自己），二要把道德和政治教育帶給中國人：傳授良知和自由批評思想。”（269頁）面對大量無可争辯的事實，理應承認，羅曼·羅蘭确實“對中國留學生特别友好”（301頁）。
要知道，羅曼·羅蘭與中國留學生的交往并非都很愉快。在閻宗臨、曾勉到訪奧爾加别墅當天，他在日記中詳細記錄會面情況後，在括号中寫下了這樣的文字：“我在所有人身上，都遇到同一種瞧不起盛成的看法，他是一個顯而易見的江湖郎中。他們為自己的國家在西方被這個輕浮的小青年所代表而痛苦。”（91頁）在敬隐漁不聽勸告，陷入巴黎泥淖，隻有求助才寫信的時期，他仍然給予大量經濟幫助，在李家齊看來，敬隐漁給羅曼·羅蘭“添了不少麻煩”（227頁）。在與汪德耀交往過程中，他認為自己“在扮演薩賓女人的角色”：左派人士“與和平主義者正在瘋狂争奪我的身體，互相間鋪天蓋地誇張謾罵”（321頁）。他在信中告訴傅雷，在翻譯《約翰·克利斯朵夫》前，請他或者中國出版商先取得自己的法國出版人阿爾班·米歇爾授權，傅雷卻寫了一封“措詞強硬”的回信（387頁）。筆者閱讀完本書後發現，在羅曼·羅蘭那兒，沒有中國人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概念。
在《敬隐漁》《梁宗岱》《閻宗臨》《汪德耀》等章中，都能夠從相關文字中看見羅曼·羅蘭對“對中國留學生特别友好”的原因。為節省篇幅起見，筆者僅僅引用羅曼·羅蘭1924年7月17日緻敬隐漁信中的一段文字：“你的信使我很愉快。多年以來，我和日本人、印度人及亞洲其他民族已有友誼的交際，已互相觀察了我們的思想的通融。但是至今我和中國人的關系隻是很膚淺的。我記得托爾斯泰在他生命的末時也表示這宗遺憾——可是中國人的精神常常引起我的注意；我驚佩它以往的自主和深奧的哲智；我堅信它留給将來的不可測的涵蘊，——我相信，近三十年來，政治和實行的問題消磨了它最好的精力；是以歐洲的思想家在你們中間發生的影響遠不及在亞洲其他民族。你們優秀的知識界在商務科學、社會學、工業，或者政治的社會的設施遠過于藝術，或是純粹的思想。——這是你們百世的變遷之時，此時要過去了；你們又将回到你們從前所極盛，将來——我信必能——複盛的思想。中國的腦筋是一所建築得好的大廈。這裡面早晚總有它的賢智而光明的住客。這樣人是世界所必需的。”（96頁）
如上可知，羅曼·羅蘭對“對中國留學生特别友好”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兩個：一、渴望了解中國并被中國人了解；二、認為中國盡管正處于“百世的變遷之時”，但堅信中國能夠“回到你們從前所極盛”，并且“這樣人是世界所必需的”。這不僅僅是對中國人、中國傳統的認可，也展現了羅曼·羅蘭的人道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
五、“不讓美好的事物湮沒”
在《梁宗岱》章，作者如此寫道：“梁宗岱一直小心翼翼儲存他的信件，很可惜沒能避過曆史災難，［羅曼·羅蘭關于法譯《陶潛詩選》複信的］原件在1966年秋天被無情的烈火吞噬。然而，冥冥中有一種力量，不讓世界上美好的事物消失。半個世紀後，2017年春天，在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梁宗岱紀念館提供的資料中，發現了一張影印件，品質很差，除了折痕，還有幾處墨黑的污漬，灰階細節模糊，字迹淺淡，筆劃斷斷續續，但是可以清楚看到羅曼·羅蘭的簽名。經過仔細辨認後，發現就是上面這封信的殘件，包括第一頁和最後一頁。根據梁宗岱當年的譯文，可以複原第一頁的法文原文，包括第一段全段和第二段開頭半句。紙張看上去吃盡苦頭，好像被人在地上踩過又揉成一團那樣，不知道包藏着何等驚心動魄的經曆。盡管殘缺不全，又是再影印件，卻是唯一在國内儲存的羅曼·羅蘭緻中國留學生的親筆信頁。”（211頁）
在《傅雷》章，作者如此寫道：“不僅如此，傅雷當年隻有二十歲，一個無名的外國小青年，達尼埃魯卻從那時就開始儲存他的全部來信，好像預感到這個青年的不平凡未來。在他的書信檔案裡，1929年前後的信件很少，找不出類似的第二人。這是無法以常了解釋的事情，隻有中國人常說的緣分可以權充答案。而筆者更相信另一個理由，冥冥中有一種力量，不讓美好的事物湮沒。”（333頁）
讀罷《九人》，筆者認為，作者寫作羅曼·羅蘭與九位中國留學生交往的目的也是“不讓美好的事物湮沒”。這樣“美好的事物”确實不應該被“湮沒”，作者抱着這一目的寫成的《九人》本身，也是讓筆者感動和欽佩的“美好的事物”，理應為更多讀者知曉、欣賞。
責任編輯：鄭詩亮
校對：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