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知女性為何回歸家庭？這本書從米爾斯“社會學的想象力”視角探讨

沙尼·奧加德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從事性别與媒介研究的學者，同時也是一位母親，每天在送孩子上學時，她總能清晰地察覺到“職場媽媽”與“非職場媽媽”的迥然差異。職場媽媽們穿着正式，總顯得匆匆忙忙，送完孩子要立刻趕去上班，非職場媽媽們則顯得更加從容休閑，她們穿着運動服或者T恤、牛仔褲，準備接下來去運動、喝咖啡、喝早茶。

奧加德将目光聚焦在這些全職媽媽身上，她們生活在倫敦的富裕郊區，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曾經是律師、醫生、會計、教師、工程師等等，在職場上叱咤風雲，享受着工作帶來的快樂與成就感。她們擁有職場競争力，也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将家務和育兒外包，那麼，她們為何會在結婚生子後放棄工作，接納了全職家庭主婦的角色？她們是否不過是一群得到了一切，選擇安心享受家庭生活的闊太太？是否是與性别平等的努力背道而馳，需要被批判的對象？

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為何離開職場、回歸家庭？關于這個問題有一些常見的答案。比如認為她們是更喜歡以家庭為中心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受到母親的“天性”和“自然”偏好驅使，又或者是将原因歸結于女性在成為母親之後，自信心和工作投入下降。

奧加德對于這類将離職決定視為女性個體的、自由的選擇的解釋持批判态度，她主張要運用賴特·米爾斯所說的“社會學的想象力”，将看似屬于私人問題的個人煩惱與更為宏大的社會結構聯系起來，尋找塑造個人煩惱的宏觀社會因素。

她期望從切身經曆和文化再現兩個方面來探讨“高知女性為何回歸家庭”這個問題，一方面通過訪談，挖掘女性的自我表達與真實經驗，另一方面，分析政策宣傳、影視作品、暢銷讀物之中呈現的話語、叙事、圖像，想要回答：選擇回歸家庭的婦女們究竟有着怎樣的經曆？她們如何叙述自己的決定，以及回歸家庭後的生活？媒體與政策中呈現着怎樣的關于女性、工作、家庭的圖景？這種文化再現又對她們産生了怎樣的影響？

《回歸家庭？》 （英）沙尼·奧加德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歐美媒體中所呈現的理想女性形象，及她們被期待在職場和家庭之中扮演的角色，随着時代變遷發生着變化：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普遍受到推崇的是以家庭為職業的“快樂主婦”形象，到了八九十年代則被能夠輕松愉快實作家庭事業兩手抓的“超級媽媽”替代，進入21世紀，有了更多對不符合婦女實際經曆的理想化形象批判與反思的聲音，意識到現實中女性經曆的複雜性與多樣性，以及所面臨的困境，理想的女性是能夠克服重重阻礙，兼顧家庭與工作的“平衡型女人”。

傳統的家庭主婦形象已經過時，文化和政策都鼓勵女性參與職場，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這些受過高等教育，原本可以擁有大好職業前程的女性們如何解釋她們自己回家的選擇？

奧加德發現，雖然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都曾滿懷信心投身職場，甚至比丈夫發展得更好，但是在生育之後，往往發現兼顧協調母職與工作十分困難：理想員工要随叫随到，全身心投入工作，而作為母親常常因為孩子的照料、教育不得不抽身，無法加班、缺席會議、錯過工作社交。在她們的故事裡能看到，她們離開職場并不是因為更偏好家庭生活，或者是缺少職業抱負與信心，原因在于工作的文化與制度安排——她們自己以及她們的丈夫的工作都與家庭生活極不協調。

盡管她們在叙述中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但同時又仍然将原因歸結于自己，認為是自己無法适應高強度、高要求的工作。與媒體中呈現的家庭事業兩手抓，在忙碌的工作中不斷應對挑戰、獲得成長的女性形象不同，媽媽們在努力協調高要求的工作與照顧好自己的孩子時，往往感到身心俱疲，同時也因不能實作平衡兼顧而感到挫敗，在與文化再現之中“模範婦女”的對比之下相形見绌，讓她們感到深深自責。外部障礙被重構為内部障礙：“我不是職場媽媽的性格類型，我有完美主義的毛病，沒有所需要的雄心壯志”。

從媽媽成為“家庭CEO”

奧加德的分析展現出媒體與政策對于全職媽媽的沖突态度。一方面，她們被描述為“甜心媽咪”，受到贊頌，肯定全職媽媽的照料、教育、陪伴對于孩子成長的重要作用。但同時，另一方面，放棄多年的教育與事業前程又被視作不合正常、離經叛道的選擇，受到譴責與批評。身處這種沖突的道德評判之下，回到家庭中的女性，她們自己是怎麼想的呢？她們如何了解自己的身份？

奧加德訪談的媽媽們擔心自己被看作無所事事、優哉遊哉的“懶婆娘”。正如一位受訪者所說的：“僅僅說‘我是全職媽媽’，那是沒有尊嚴的、沒有價值的……真的一文不值……都會覺得你沒作貢獻，或者你浪費了自己的學曆，或者你在吃白食。”她們将全職媽媽的角色轉化為一種新的職業，賦予自己一項新的身份——“家庭CEO”，把家庭當做小型企業來經營，将過去職場中獲得的知識和技能運用到“新的工作”中，用這種方式來論證自己選擇的正當性與合理性，來獲得價值感與尊嚴。

媽媽們也努力與操勞家務的傳統家庭主婦形象劃界，在她們的叙述中，生活的重心不再是采購、打掃、做飯等家務瑣事，而是教育孩子，輔導學業、協調安排課餘生活、參與學校活動，迎合着主流育兒文化中“密集母職”的期待。

“為了孩子”是她們叙述中做出離職決定的原因，母職是離職後的首要身份，但奧加德敏銳地指出，母職叙事的背後“微妙而深刻地隐藏着妻子的故事”。實際上，離開職場，回到家庭，既是她們作為母親的選擇，也是作為妻子的選擇——為了滿足丈夫高要求、長時間的工作需求，支援他們的事業發展。

但比起坦然地擁抱了“無私的母親”的角色，她們對于妻子的身份卻呈現出沖突與糾結，因為這意味着陷入到傳統的、守舊的“男主外、女主内”家庭模式中，意味着不平等的性别權力與分工。母親作為撫育者的“良母”角色被推崇，而“賢妻”則受到非難，“妻子仍是不受歡迎、低存在感的身份：21世紀婦女的主要角色是職工和母親，而非妻子”。于是，她們壓抑了妻子的身份，用母職掩蓋了妻職。

“媽媽企業家”是出路嗎？

在訪談的最後，奧加德詢問了全職媽媽們對未來的設想，她們都希望能夠重返職場，找回有酬工作曾帶給她們的自我認同與價值感，她們所描繪的對于工作和生活的願景，同樣也是媒體和政策給出的理想解決方案：自主創業，參與到零工經濟中，将公共領域和家庭領域相融合，将經濟生産和養育結合起來，成為“媽媽企業家”。比如我們中國現在常見的一邊帶孩子一邊做微商、代購的媽媽們，即是這樣一個群體。媒體中往往将之呈現為一幅和諧的圖景：在家工作，自由靈活，一邊認真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務，一邊有條不紊地照顧孩子。

媽媽企業家看似是實作家庭工作平衡的絕佳選擇，但奧加德指出，這實際上是一種脆弱的假象。它掩蓋了現實中撫育常常是充滿壓力、緊張與忙亂的經曆，遮蔽了零工經濟勞動者面臨的實際困境——逾時工作、缺乏勞動保護和社會保障、高創業失敗率。更重要的是，它沒有挑戰母親作為育兒主力的理念，延續着性别不平等的機制。“這是一種在個體身上為制度性問題尋找解決方案的幻想。”

家庭與職場緊密相連

奧加德的研究揭示了，高知女性回歸家庭并非僅僅是自由自主的選擇，背後有種種她們無法控制的結構性因素在發揮作用。研究中受訪的女性們大都接受過高等教育，丈夫的高薪工作足以支撐整個家庭，她們無疑是在社會中享有特權的群體。這也意味着，如果連她們都無法抵抗制度的不公，難以表達和實作自己的渴望，那麼對于非特權階層的女性而言将更加困難。

在書的最後，奧加德重新回到米爾斯在《社會學的想象力》中所說，既然意識到個體的困境受到更宏大的社會因素的影響，那麼我們可以通過協作行動來改善境況，推動制度性的變革，而不是将問題和解決方案個體化、私人化。她呼籲重視職場平等與家庭平等之間的密切關聯，挑戰目前高要求、長時間的工作文化，反抗貶低照護工作的文化，以及婦女作為孩子主要（甚至是唯一）養育者的觀念。

奧加德的研究雖然以英國的媒體與政策為背景，但她筆下所展示的對于理想女性的期待以及全職媽媽的經曆在中國社會也能找到共鳴，比如強調母親作為不可替代的育兒主力，全職媽媽成為了密集投入孩子教育規劃的“母職經紀人”。這項研究對于了解我國的性别平等現狀亦具有啟發意義，家庭當中的性别分工與職場的性别平等緊密相連，社會學的研究發現，盡管在教育領域的性别平等在不斷推進，甚至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超過男性，但勞動力市場的性别不平等仍然存在，女性的家庭角色與照顧責任是重要原因。

性别平等的實作，需要認識到女性所承擔的家務與育兒責任，為減輕女性的育兒壓力與平等的家庭分工做出制度性的努力，比如發展高品質公共托育服務，推動父親陪産假、父親育兒假的建立與完善等等。

原标題：高知女性為何會當全職媽媽

文/陳玉佩

來源/北京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