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培凱
我的老師史景遷過世了，帶領我進入學術殿堂，指導我學術生涯近50年的老師，在美國家中離開了人世。他走得很安詳，在睡夢中平靜地進入了他研究了一生的曆史世界，享年8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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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他在1972年正式收的第一個博士生，跟随他研究明清文化史與中外文化交流，屈指一算，已經半個世紀了，時間過得真快，連我都已經邁入古稀多年了。回首半個世紀，師恩曆曆在目，看着窗外的山海平靜如太古，日升月落，秋去冬來，老師卻永遠離開了，再也聽不到他侃侃而談，跟我講述他的寫作計劃，評論剛讀完的小說，或是念誦一段詩句了。
我忝列老師門牆的時候，還是個不知天高地厚的文學青年，意氣風發，就像湯顯祖詩句說的“弱冠精華開，上路風雲出”。史景遷老師當時也才36歲，剛剛升任教授，是耶魯文科中最年輕的教授之一，正在撰寫《康熙：重構中國皇帝的内心世界》（又譯作《中國皇帝：康熙自畫像》）這本書。也許因為我是他的第一個博士生，他似乎不知道對我這樣帶有叛逆性格的學生需要嚴加管教，也許是因為我們都年輕，師徒關系有點界限不明。我稱呼他作“先生”，Mr. Spence，他叫我的名字Pei-kai，稱謂的方式符合耶魯的老傳統，但是他總是感覺有點别扭，跟我說，不要叫他“先生”，太正式，直呼Jonathan親切一點。
我是來自中國文化環境的學生，叛逆歸叛逆，規矩是要遵守的，還是一直稱呼他“先生”。直到我讀了四年博士，動筆寫論文的時候，他跟我說，你已經完全獨立了，我們平等相稱，是朋友的關系，直稱我的名字Jonathan，我聽着舒服一些。你們中國人不是有“亦師亦友”的說法嗎，這樣的關系讓我感到親切得多。他還舉了自己的例子，說他稱呼自己的老師Arthur Wright （芮沃壽）為Arthur，Mary Wright (芮瑪麗) 為Mary，十分自然的。從此，我就稱呼他作Jonathan，一直到他離世。
現在我懷念他，跟人提起他的名字，腦中浮現的卻是最早稱呼他的“先生”。或許年紀大了，人就愈趨傳統，逐漸接受了“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念頭，畢竟到了最後，我們都會成為曆史人物，都一樣了。
史景遷先生非常注重因材施教，讓學生尋找自己的研究方向，發揮所長。我這個人興趣很多，是以他對我有點放任自由。後來我發現，他對不同的學生，會用不同的方式去引導，有時也很嚴厲，達不到他的要求，他甚至不給學生通過口試稽核。我個人印象很深的一次，是我們第一次見面，正式安排我的學業規劃。他說，我的中文比他好，解讀中文文獻史料，他不必再教我什麼，可是他可以教我如何找中文以外的相關資料，比如西方漢學研究成果、日本漢學成就，組織材料，捋清思路，呈現曆史圖景。
我在中國學術環境成長，從來沒有聽到過老師如此開誠布公，告訴你，他的知識結構也有欠缺，甚至不如學生。他說得很自然，同時告訴我，我們可以一起研究你的課題，如此我們師生學問都有進步。我猜想，他心中想的，是中國傳統所說的“教學相長”。這讓我一開始就覺得這位年輕的老師很謙遜，又十分坦誠，在他身上融合了中國傳統的“君子”與英國的gentleman風度，不卑不亢，不激不随，翩翩風度之中，蘊含了對人的親切。他有點像中國傳統讀書人的典範，在他身上可以感受什麼是“溫文爾雅”。我不知道這是因為他出身書香世家，耳濡目染了西方傳統的優雅，還是因為他喜歡中國文化，浸潤在理想化了的古代風雅之中，進而展現了這種性格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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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遷這個中文名字，是他撰寫論文期間，師從房兆楹先生，房先生給他取的名。房先生是明清史大家，和夫人杜聯喆一起，對西方明清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們以英文編著了《清代名人傳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中華民國人物傳記辭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明代名人錄》（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這三部皇皇巨著，為研究明清史的學者提供了最權威的工具書。史景遷景仰他們的學問，通過老師芮瑪麗的介紹，遠赴澳洲跟随房杜兩位明清大家問學，在他們指導下完成了博士論文《康熙與曹寅》。
史景遷曾寫過一篇紀念文章《我的老師房兆楹》，其中說道，“房先生永遠是循循善誘的偉大導師。”房先生給他取名“史景遷”，“史”的發音符合Spence開頭的子音，又聯系終身研究曆史的願望，“景遷”則是要他景仰司馬遷，學習中國曆史寫作的開山祖，成一家之言。房先生為他取了這樣響亮的名号，一定非常得意，因為這個英國學生真的锲而不舍，以畢生精力鑽研明清近代的中國曆史，而且成就了一家之言。
史景遷開始做博士論文，就是研究康熙曹寅的關系，反映皇帝和包衣家奴的親密合作，如何幫助中央了解地方政經與文化動态，探索大清帝國統治維穩的秘訣。他師從房兆楹，真是如魚得水，不但得到房兆楹傾囊相授，還因房先生和台灣故宮的負責人關系密切，是以史景遷通過這種特殊關系，得以最早利用故宮檔案看到康熙禦批奏折。在1960年代，台灣的故宮檔案還存放在台中，那是台北外雙溪故宮博物院還沒建起的時代，皇帝禦批奏折根本是不開放的，可是他到了台灣，庫房就打開給他去看，看到了康熙親自披覽的奏折，看到了康熙的手迹。
從史學研究的角度，他博士論文所用的第一手資料，是前所未曾披露，非常重要的第一手材料。過去沒有西方學者查閱過的康熙的禦批檔案，沒有人處理過康熙批紅的曹寅秘奏。他同時利用了一些研究《紅樓夢》的資料，如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其中許多關于曹寅的資料。一個皇帝，跟一個包衣的緊密關系，成了統治國家的機密管道。曹寅是康熙最親密的戰友，最可依仗的奴才，提供江南地區的第一手資訊。皇帝在北京可以得到江南地區的密報，等于他有一個心腹在江南，告訴他到底真正發生了什麼事情。從曆史專業的角度來講，這篇論文使用了原始材料，寫出康熙對江南情況的掌握，有一個直接通報的秘密管道，是研究清史的重要成就，很快就由耶魯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奠定了史景遷的學術地位，而且留校任教。
後來他還用康熙檔案材料，配合相關文獻，假想康熙如何觀察世界，如何處理繁雜的國家大事，如何安頓勾心鬥角的後宮生活，如何擺平皇子繼承的問題。康熙是皇帝，是奉天承運的天子，可以呼風喚雨，移山倒海，收複台灣，平定三藩之亂，赫赫不可一世，但是他也是個活生生的人，七情六欲都有，也有每天要過的生活。他有數不清的煩惱，層出不窮的齊家治國平天下糾紛，真實的生活也是十分煩心的。史景遷寫《康熙自畫像》，刻畫出皇帝的“人間喜劇”，讓讀者看到一個有血有肉的皇帝，原來是一個立體存在的人，不隻是高踞龍庭的神秘天子。出版之後，不但展現了特殊風格的曆史寫作，而且在整個西方人文界造成了轟動，讓他們得窺紫禁城宮牆之内的秘密。
1966年史景遷出版了第一本學術著作《康熙與曹寅》，之後陸陸續續完成了14部有關中國的曆史著作，包括《改變中國》《康熙自畫像》《王氏之死》《天安門：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革命》《利瑪窦的記憶宮殿》《胡若望的疑問》《追尋現代中國》《上帝的中國之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毛澤東》《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前朝夢憶》等等。他的這些作品在歐美學術界，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重要專著，尤其是《追尋現代中國》一書，取代了早期費正清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成為西方大學中國史課程的通用教程。
最有趣的是，他所撰著的曆史專題作品，一經面世，都成了市場流通的曆史類暢銷書，我和鄢秀主編的《史景遷著作集》系列，在中國也風靡一時，而且是長銷書，出版之後曆久不衰，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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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退休之後的晚年生活，比較平靜安逸。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前，我每年都會從香港飛到紐約，然後開車一個多小時，到他坐落在耶魯大學郊區的寓所去拜望。有時他就戴着草帽，穿着幹農活的工作服，手裡還提着沾着泥土的花鏟，開門迎接我這個老學生。
史景遷很有意思，房子後面有一片很大的園子，喜歡做些園藝活，他喜歡種花植樹，不種菜，像個花農，春天一開始就穿戴得像個農民，到園子裡平整土地，剪樹莳花。我有時笑他是美國的陶淵明，他就很得意，每次要向我展示新開辟的花圃，又種了什麼新發現的花卉，有的是常年開的，有的是季節性綻放的，好像在經營花木營生一樣。園子很大，還建了一個中西合璧的涼亭，匾額上是張充和題的隸書“呦呦亭”，我說寓意好，出自《詩經·小雅》：“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我們在亭子前照過不少相片，正值櫻花盛開的時節，垂垂一樹的紅豔在微風中飄拂，襯出我們相聚的歡笑，現在也隻堪回憶了。除了垂櫻，園中最美的幾棵樹是晚春盛放的山茱萸，矯夭向天穹看展，像明清山水畫中的高士，手持杖藜，迎風而立。他家園子後面還有一面斜坡，坡度很大，下面有一潺小溪，汩汩流過，造成一片原隰，他居然在那一片類似沼澤的隰地之中，平整土地，圍上樹籬，搞成了一個他戲稱“秘密花園”的隐秘空間。他們夫婦帶着我們攀爬下斜坡，涉過小溪，很得意地展示他們農活的傑作。史景遷有英國人比較内向的一面，做園子他很快樂，就跟寫書一樣，孔子天上有知，或許會改變他對樊遲的批評。
與他不熟悉的人，一般就隻看到他在講台上的風貌，講課非常活潑生動，做大型公開演講的時候，則風度翩翩，吐字如蘭，好像空氣中都浸潤了風雅。在公衆場合談文論道，他謙謙有禮，很善于跟人來往。可是他其實很喜歡躲在研究室或家裡，是一個很内向、很内斂的人。他樂于徜徉在自己的天地裡，不是讀書做研究，就是做園子。他太太金安平喜歡做菜，烹饪手藝高超，而且兼通中西廚藝。他們兩個人享受神仙伴侶的清福，偶爾也開放美好的私人空間，招待好友。他不像我的師祖費正清，每個星期四下午就把家中客廳開放，群賢畢至，長幼鹹集，是永不歇息的學術沙龍。這兩代的漢學領頭人物，個性不同，生活與社交形态也不同。
史景遷老師過世，是師母金安平打電話告訴我的，說他在半睡眠中就過去了。師母跟我說，她覺得人走得平靜，也是一種幸福。我也說，人到最後離世，沒有痛苦還是比較好。她告訴我，史先生卧床已經有兩個半星期了，是因為摔了一跤。他從三年前患上帕金森症，就基本不做農活了，除了看書，就是在園子裡散步，欣賞他們營造的花園。那一天他從園子散步回來，上樓梯時，一腳沒有踩好，人就摔了下去。摔得比較嚴重，昏迷了。好在家裡有一條狗，叫來叫去。金安平就出去看，才把他扶了回來。他清醒了以後，說沒什麼大礙，就在家休息，還吃了飯。第二天不行了，叫痛，趕快送去醫院，發現他肋骨摔傷了。再來就不太好，住加護病房。年紀大了，因為長期的病患，身體弱了，之後回到家裡休養。差不多兩個多星期之後，就比較平靜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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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史景遷的史學著作，最出色的是文筆好，會講故事，甚至可能有虛構的地方，才把故事講得如此生動。其實，他從沒離開史料進行虛構，他和其他的曆史學者一樣，上窮碧落下黃泉，盡量找來所有的文獻資料，組織材料，安排如何忠實呈現曆史細節。通過對史料的深入了解，他開始想象具體的曆史場景，利用史料提供具體細節，進行細密的裁剪，讓曆史人物立體化，不但呈現人物的言行舉止，還呈現了人間處境，同時結合了宏觀的曆史環境。
《追尋現代中國》是他很受歡迎的一本書，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書名中的search反映他寫作的時候，他想要做的，就是在那裡“追尋”，是對人類處境的一個追尋，追尋他還沒有完全掌握的中國，追尋在歧路上追尋的中國，追尋知識所能引導的曆史了解。他對于知識有很濃厚的好奇，總在那裡追尋，在中國近代曆史中追尋未來的方向。他說過，從研究英國史轉到研究中國史是一個複雜的決定，顯示了他是一個尋求知識的人，充滿了對中國曆史文化的好奇與關懷。他研究中國近代曆史程序，感受中國人在天翻地覆的曆史變化中如何面臨艱難的人生處境。中國曆史引發他思考這些問題，也就是思考曆史的普遍性意義，思考人活在曆史中的追求及抉擇。
史景遷對歐洲文化傳統有很深刻的認識，他的西洋文學、西洋文化底子非常深厚，是以他有一種敏感度，他看中國的東西，對中國人的處境有着濃厚的曆史同情，而且是帶有超越性的、思考到人類普遍性的關懷。我覺得史景遷有一個曆史學家應該有的、最應該有的，可是很多曆史學家卻沒有的特質，這就是深沉的曆史同情，對人類處境的關懷。
他的著作充滿了對中國的關懷，而出發點是對人類處境的關懷，這也就造就了他的影響深遠。他的影響，在西方可能比在中國大。在中國，大家關注史景遷，主要還是看一個西方人怎麼讨論中國曆史。在西方，人家通過他的著作，比較了解中國整個曆史文化到底在摸索什麼，知道文化轉型中摸索的困境。其實，人類不可能清楚知道我們摸索方向是什麼，我們也不知道未來的世界會如何。可是你可以摸索，你可以追尋，你可以思考。你可以考慮它種種可能面臨的情況。一定會有困境，至于怎麼突破困境，希望達到什麼，希望什麼是比較美好的未來，則有待時間的驗證。史景遷的著作及其思想脈絡，就是通過曆史叙述，帶大家回到已經發生的過去，提供曆史處境的具體經驗，是一種心靈探索的回顧旅行，的确是一家之言。
史景遷把他對中國曆史文化的研究與了解，把中國人經曆過的苦難與挫折，以流暢優美的文筆，展示給西方的群眾，我覺得這是他最大的文化貢獻。這已經超越我們一般講的所謂職業性的史學成就。我們中國曆史的祖宗司馬遷，難道隻是一個堆砌排比曆史資料的人嗎？當然不是。他希望能夠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是我們對于曆史學家最高的一個向往，而史景遷也沒有辜負房先生賜給他的名字。
我覺得在精神追求上，他度過了一個很美滿的人生。日常生活上我覺得他也很滿足，因為他最主要的就是寫作、教書、培養學生。生活在一個象牙塔裡面，關懷着人類，關懷着人類的曆史，關懷着遙遠的中國，關懷着中國幾千年曆史累積到最後這四五百年。他也關心中國人的未來，希望他們生活得比較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