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4日，
是雲岡石窟成功申報世界文化遺産的20周年。
在這20年間，
雲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無論是文物保護、學術研究，
還是科學管理、考古發掘等，
均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為紀念雲岡“申遺”20周年，
《自然與文化遺産研究》2021年第6期，
特推出專題：
石窟寺保護與管理研究——
雲岡石窟登入“世界遺産”20周年
該專題收錄了四篇雲岡相關文章，
本期推出的是其中一篇：
由雲岡研究院院長杭侃撰寫的導語。
科技引領，傳承經典
——雲岡石窟的開鑿與保護
01
雲岡石窟的重要地位
雲岡石窟開鑿于大同城西16km的武州山南麓，東西綿延1km，現存大小窟龛254個，石雕造像5.9萬餘尊。其中主要洞窟45個，佛像最高者超過17m（圖1）。《水經注水》稱贊雲岡石窟“真容巨壯、世法所稀”，可見雲岡石窟給時人帶來的視覺沖擊。初唐高僧道宣在《續高僧傳·昙曜傳》盛贊雲岡石窟“龛之大者，舉高二十餘丈，可受三千許人。面别镌像，窮諸巧麗。龛别異狀，駭動人神。栉比相連，三十餘裡”。
▲圖1 雲岡石窟全景圖
（來源：雲岡研究院）
公元439年，新興的北魏王朝迅速統一了中國北方，在此過程中，北魏政權特别注重對人才、伎巧的搜求，陸續遷往首都平城一帶的人口，據文獻的記載有百萬人以上，其中許多人來自山東六州、關中長安、河西涼州、東北和龍（即龍城）和東方的青齊等當時北中國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方。正是有了這樣的基礎，公元460年起，北魏皇室集中全國的技藝和人力、物力所興造的雲岡石窟，才能成為藝術史上的經典。
中原標準時間2001年12月14日零時25分，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舉辦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産委員會第25屆會議上，中國政府申報的大同雲岡石窟被列入《世界遺産名錄》。由此，雲岡石窟成為中國第28處世界遺産。在申報世界文化遺産時，雲岡石窟被評價為“代表了5世紀至6世紀時期中國高超的佛教藝術成就，昙曜五窟整體布局嚴整，風格和諧統一，是中國佛教藝術發展史的第一個巅峰。”
▲2001年12月14日淩晨，
雲岡石窟從業人員在露天大佛前慶祝雲岡申遺成功
2021年恰逢雲岡石窟成功申報世界遺産20周年。對于雲岡石窟的重要性，宿白先生在《平城實力的集聚和“雲岡模式”的形成與發展》一文中進行了高屋建瓴的論述：“雲岡石窟是新疆以東最早出現的大型石窟群，又是當時統治北中國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國技藝和人力、物力所興造……它所創造和不斷發展的新模式，很自然地成為魏國領域内興鑿石窟所參考的典型。是以，東自遼甯義縣萬佛堂石窟，西迄陝、甘、甯各地的北魏石窟，無不有雲岡模式的蹤迹，甚至遠處河西走廊西端、開窟曆史早于雲岡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
雲岡石窟中最先開鑿的5座洞窟是由當時的沙門統昙曜負責營造，這5座洞窟一般認為是為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五帝雕鑿的5座大像窟。《魏書·釋老志》載：“和平初，……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于一世。” 這5座洞窟即現編号第16~第20窟，形制上的共同特點是穹窿頂，橢圓形平面、主佛形體高大，占窟内主要位置。其造像題材主要是三世佛（過去、未來、現在）。
▲昙曜五窟 來源：網絡
這種窟型過去多認為“應是仿印度草廬式的”。楊泓先生認為：印度和中國境内比雲岡石窟開鑿時間早的諸石窟，并不見這種窟型。佛傳中也不見有釋迦在草廬中傳道說法的記述。結合山西太原、河北磁縣、河南洛陽等地發掘的北朝墓随葬陶駝模型的馱載物中的穹廬部件，尤其是大同北魏墓葬出土的陶穹廬和壁畫中表現的成群的穹廬，楊泓先生指出：昙曜五窟橢圓形平面穹隆頂的窟形，并不是仿效鮮卑族并不知曉的域外的草廬，而是将象征皇帝的佛像供奉進鮮卑民族在長期遊牧生活中的傳統房間—穹廬中。穹廬又象征着天穹，也就意味着将佛像供奉在天地之間，顯示出濃郁的民族文化特征。是以，昙曜五窟的新樣式“應是5世紀中期平城僧俗工匠在雲岡創造出的新模式”，可稱之為“雲岡模式”的開始。
這樣一處“真容巨壯”的石窟群，會給匍匐在其腳下的蒼生以巨大的心靈震撼。這也恰恰就是大像窟所追求的藝術效果。北魏在太武帝時期通過征伐迅速統一了中國北方地區，但如何有效地凝結社會共識？北魏的統治者看到了佛教“益仁智之善性，助王政之禁律”的作用，于是，“令沙門敷導民俗”，而僧人也将皇帝奉為“當今如來”，認為“能弘道者人主也”，雲岡石窟就産生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從曆史的程序來看，雲岡模式也的确在北魏産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對于促進北魏民族的共同體意識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雲岡造像
02
雲岡石窟的開鑿與保護
石窟寺的保護主要針對不同石窟存在的具體病害，而對洞窟開鑿次第的探究往往被視為考古學的工作領域，是以在實際的工作中，保護和研究分屬于不同的部門。但實際上，一些具體的保護對象與研究的内容之間存在着密切的聯系。是以，在保護中需要考慮到相關研究的需要，而研究也須提出需要保護的遺迹現象，以便于在制訂保護方案時，對這些需要關注的遺迹現象予以格外的重視。
開鑿雲岡石窟這樣的大型石窟，需要有巨大的山體。雲岡石窟位于大同侏羅紀沉積盆地西緣的低山上，雕琢在侏羅系雲岡組的一個砂岩透鏡體上，岩性為中粗粒長石砂岩夾有泥岩、砂質泥岩。解廷凡指出：雲岡石窟開鑿在侏羅紀的厚層砂岩中，該砂岩為黃褐色并夾有紫色砂質頁岩。岩石的主要成分為長石和石英，膠結物多含鈣質和泥質，岩體交錯層裡發育岩性縱橫不一。雲岡石窟的岩層厚約40m ，東西兩段逐漸減薄。岩性變化規律大緻是：上部石英含量多，東段長石含量多，是以這層砂岩上部比較堅硬；下部比較疏松，中西段比較堅硬，東段比較疏松。
引起石質文物破壞的原因可以分為2大類：一類是由于自然界各種營力的作用引起的病害，如石雕溶蝕、風化剝蝕、滲水、崩塌等；另一類是由于人類活動引起自然環境的改變，在改變後的自然環境營力作用下，引起原有病害的加劇或誘發新的文物環境蝕變等。
雲岡石窟常見的2種自然破壞現象是岩體的崩塌和岩石的表面風化。這種自然破壞的現象與雲岡地區的地質、氣候、不同來源水的侵蝕、空氣污染、地層震動等因素互相作用，加大了雲岡石窟的保護難度。雲岡石窟區域内原生構造裂隙多，大型洞窟群的開鑿又破壞了原來的岩體結構，容易引起岩體内應力變化，進一步加劇了雲岡石窟的裂隙發育，石窟崩塌的情況時有發生。日本學者在讨論昙曜開鑿石窟時寫道：
“昙曜始終得到世人的信賴，又在石窟營造方面傾注了畢生的精力，然而開窟的大事業無疑是極其艱難的。同時差遣衆多勞工施工，可就19窟千佛龛的營造推知梗概。
但這一大事業最關鍵的難題在于石窟構造上的脆弱性，就未曾營造過巨制大佛而言，雲岡的岩壁過于脆弱。
水成岩上脆弱岩層随處可見，遍布第16窟至第20窟，是以借由嵌入石材進行若幹的修補，相較之下，第7、第8雙窟以及第9、第10雙窟等中央位置則提供了更堅固的岩壁，不過随處又引發大裂隙。因為在岩壁上急速地挖掘出巨大的空洞，自然破壞了山體的穩固結構，是以屢屢引發大裂隙是無可避免的。常駐石窟寺的昙曜大概不時能體驗到裂縫大開時令人悚然的音響。所幸，似乎未曾發現崩塌，但每座洞窟皆存在着東西走向的大裂隙，大概是自開窟以來就存在的現象。”
這段文字對于昙曜開鑿石窟時的艱辛和可能遇到的工程上的難題進行了推測，實際上，昙曜在開鑿石窟的過程中就出現過嚴重的崩塌現象。最明顯的就是第20窟前壁的坍塌和西壁立佛的損壞與複建。
昙曜五窟原本有着一緻的布局特征，即立面具有明窗和窟門、橢圓形平面、穹窿頂，主佛形體高大占據窟内大部分空間，造像題材以三世佛為主（圖2）。第20窟原來也是同樣的布局設計，現在第20窟的前壁和西側立佛已經不存。筆者認為：雲岡第20窟西壁在開鑿的過程中就出現了崩塌，并導緻昙曜不得不調整了原來的規劃設計。
▲圖2 雲岡石窟第20窟主佛與東部立佛
近年來，雲岡研究院的考古人員在對第20窟窟前遺址發掘和保護工程過程中，陸續發現了第20窟西壁立佛的殘塊。從複原的情況來看，其風格與東立佛一緻，但其殘塊呈幾何形，并且背面都是平整的。也就是說在20窟西壁坍塌之後，昙曜組織力量對第20窟進行了工程上的補救，用預先雕刻好的石塊重新補砌了西立佛。現在看到的西立佛殘塊，是西立佛再次坍塌後的遺存，再次證明雲岡第20窟在昙曜時代就已發生了坍塌。
雲岡石窟的岩體中普遍存在構造裂隙、風化裂隙、斷裂面和軟弱夾層等結構缺陷，這些結構缺陷與岸邊卸荷裂隙等互相切割，使石窟岩體形成了變形、滑移、錯落、墜落現象。從現存的遺迹現象看，一些問題在石窟開鑿時就已發生，且會采取一定的補救措施。如：第19窟主尊胸部有一道水準狀的軟弱夾層，古代的工匠在取出軟弱夾層的岩體之後，又用比較堅硬的石塊進行了填補，并且在填補的石塊上順着造像整體的衣紋走向進行了雕刻（圖3）。不同的裂隙在雲岡石窟随處可見。這些裂隙對石窟的穩定性産生了破壞，但有些裂隙對于判斷造像年代起到了輔助作用。如：雲岡第18窟明窗西側有一道明顯的裂隙，這段裂隙用腰鐵進行了加強，在裂隙的周圍布滿了北魏時期補鑿的小龛，但這些小龛在開鑿時明顯避讓了原來已經存在的裂隙，說明這道裂隙存在于周邊的小龛開鑿之前。
▲圖3 雲岡石窟第19窟主尊胸部的補修
遺迹（來源：《 雲岡石窟·十六卷本（日本）》）
石窟穩定性問題曾經是雲岡石窟儲存面臨的最大考驗，裂隙和層理發育帶來的洞窟崩塌随處可見，尤其是前壁、頂闆等處（圖4）。1973年，遵照周恩來總理“雲岡石窟3年要修好”的訓示，按照“搶險加強、排除險情、保持現狀、保護文物”的原則，對雲岡石窟一些主要洞窟進行了大規模的搶險加強。這些工程主要是從保護的角度采取的加強措施，并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石窟危岩裂隙灌漿粘接加強”的研究成果還曾獲得國家科學大會獎，并且推廣到國内一些石窟的加強工程中。
▲圖4 20世紀60年代的雲岡石窟
保護工作在對危岩體加強的同時，也存在一些遺憾之處。由于沒有充分考慮到研究的需要，部分的遺迹現象被掩蓋了。如雲岡第19窟外壁明窗之上，原有較為明顯的人字槽（圖5），這種人字槽在第7、第8窟外壁也有。
宿白先生推測“第7、8窟兩窟的上方崖面，存有清晰的木建構築物兩坡頂的溝槽與承托兩坡頂端和左右檐下的3組梁孔。這些迹象可以表明，第7、8窟的前面曾建有1座山面向前的木建築物”。雲岡石窟外壁的人字槽是讨論雲岡石窟曆史上曾經存在的“十寺”的重要材料，中國古代的石窟寺有一些存在前接木構的形式，是以，在今後的維修保護工作中，有必要對各種遺迹現象予以充分研究，然後制定相關的保護措施。
▲（a）維修前
（來源：《 雲岡石窟·十六卷本（日本）》）
▲（b）維修後（來源：雲岡研究院）
圖5 雲岡石窟第19窟維修前後對比
2021年，雲岡研究院對雲岡第1、第2窟進行了日常維護。雲岡第1、第2窟在20世紀60年代就進行過維修。自1960年7月，古代建築修整所和文物博物館研究所對該窟進行勘查、測繪工作，于1962年4月确定了修整方案。1963年7月正式施工，至10月底完成主體工程，又于1964年6月間進行罩面仿舊及環境修整等工作。也可以說,雲岡第1、第2窟的維修工作為雲岡後來的保護工作積累了經驗。
第1、第2窟是1組雙窟，2座洞窟共用1個斬山的崖面，在第1窟之東和第2窟之西，分别有1座突出于岩體的單層塔，塔的3面開龛，另外一面與山體相連，2座單層塔殘損嚴重，在20世紀60年代的保護工程中也加以過維修，但是在工程簡報中對于這2座塔并沒有予以相關的報道。實際上這2座塔對于認識第1、第2窟的内涵具有重要的價值（圖6）。
▲圖6 第1、2窟和東西兩側的單層塔
在2021年的搭架維護工作中，在第2窟西側塔的頂部發現了為搭建木結構窟檐而留下長方形凹槽（圖7），在第1窟東側塔的頂部也發現了殘損嚴重的凹槽，是以推知，2處單層塔上原來還有木構的塔檐；第1窟東側塔的頂部還發現塔刹的底座，應該是須彌座的下部。
▲圖7 雲岡石窟第2窟西側塔頂部的凹槽
（來源：作者自攝）
東側單層塔與山體之間，在維護的過程中清理出來一道裂隙。雲岡石窟由于開鑿在十裡河北岸武周山南麓陡峻的邊坡岩體之上，岸邊卸荷裂隙發育，這類裂隙走向平行于崖壁走向，傾向與邊坡一緻，構成了石窟寺所在岩體失穩的滑移面和崩落破壞面。第1窟的這處裂隙原本計劃灌漿加強，但分析了以往的保護措施之後，筆者認為以往的保護措施已經對殘存的塔體進行了有效的支護，綜合考量研究和保護所涉及的内容，計劃采取其他的保護措施。
綜上所述，石窟寺曆經歲月的滄桑，存在着多種病害，需要采取不同的保護措施，但是保護需要采取的不僅是岩體加強和防止風化等技術措施，還應當考慮将開鑿過程中的各種資訊納入整體保護的視野之中。是以，保護是一個綜合性的工作。在實施保護措施的不同環節都有必要強調多學科、多部門的協作，進而最大限度地對石窟寺的本體資訊進行有效的保護。
03
雲岡石窟的未來工作重點
1500多年的歲月滄桑，使雲岡石窟不同程度地經受了自然風化和人為破壞，洞窟和雕像損毀嚴重，文物保護工作任重而道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黨和國家高度重視雲岡石窟的保護工作，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政府投入巨資，先後實施了“3年保護工程”“八五保護維修工程”“109國道雲岡段改線工程”“雲岡石窟防水保護工程”“雲岡石窟周邊環境綜合治理工程”“五華洞窟檐建設工程”等一系列重大的保護措施，通過多次大規模的維修保護、景區建設，雲岡石窟的面貌煥然一新。
2021年12月7日，國家文物局釋出了《“十四五”石窟寺保護利用專項規劃》，為“十四五”期間石窟寺的保護、管理、 研究和展示利用制訂了遠景目标。在保護規劃中特别強調了要“加強科技創新，發揮科技支撐和引領作用”。雲岡石窟在以往的保護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這些保護工作離不開科技的支撐和引領，其中“3年保護工程” 采用的圍岩裂隙灌漿加強技術，還榮獲我國首屆全國科學技術大會嘉獎。
近年來，雲岡研究院的數字化資訊采集和展示工作也不斷有新的進展，但是，對照《“十四五”石窟寺保護利用專項規劃》的要求，我們還有大量的工作需要開展。對于雲岡石窟而言，保護是第一位的。雲岡石窟的保護工作不僅需要多學科的交叉，也需要不同部門之間的互相協作，保護、研究、展示、利用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
回顧中國石窟寺的保護曆程，在肯定工作成績的同時，也不難看到：有的石窟保護工程隻重視了本體的加強，卻忽視了一些同樣應該保護的遺迹現象，這些問題原本是可以通過部門之間的互相協調而得到解決的。保護絕非單純是技術部門的事情，保護、研究、展示、利用不同環節之間的有效協作在石窟寺管理中還有待加強，強調“加強科技創新，發揮科技支撐和引領作用”，我們要關注的就不僅是學科之間的交叉，還有必要強調不同部門之間的協作。
科技手段在石窟寺領域的運用，還有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石窟寺的數字化采集。這項工作已經曆了20多年的探索，大專院校、科研院所，甚至一些公司都采集了大量的石窟寺資料資訊。但是，與實際的産出需求相比，無論是在石窟寺的保護工程上，還是在石窟寺本體的研究和石窟寺田野報告的編寫上，這些資料都沒能夠充分發揮應有的作用。
以石窟寺的測繪為例，在傳統的測繪過程中，測與繪是一體的，隻是呈現給讀者的是根據測繪稿清繪的圖紙，這個測繪的過程有研究人員參與，測繪過程也是對研究對象認識的過程。現在的數字化資訊采集，裝置越來越先進，但是完成的隻是“測”的部分，和“繪”之間有相當程度的脫節，人認識不到的遺迹現象，機器是不會自動幫你識别的。現在數字化采集中測與繪脫節的現象，使我們一方面面對海量的資料資訊；另一方面是科技的力量難以充分發揮其在石窟寺不同領域的作用。
科技是第一生産力，雲岡石窟未來的工作重點，就是要在科技的支撐和引領下，保護好經典、研究好經典、闡釋好經典、傳播好經典，讓廣大的人們群衆感悟到經典的魅力，真正發揮經典在構築文化自信過程中的作用。
時值雲岡石窟申遺成功20周年之際，雲岡研究院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世界遺産教育訓練與研究中心（北京）合作，共同組織了本期石窟寺遺産專題。專題内容既涉及以雲岡石窟維修工程為核心的保護史和理念評述、雲岡石窟申遺親曆者訪談，也包括了來自龍門石窟、麥積山石窟等國内其他石窟寺遺産的保護和發展問題。希望以本期專題為契機，進一步推動國内石窟寺保護機構的交流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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