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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玲娜貝兒成為偶像,情感勞動的邊界該如何安放?

作者:夏野

編輯:雅婷

在玲娜貝兒的熱度漸趨平息之時,“上海迪士尼”又因為賣貨出現在了微網誌熱搜榜上。

12月29日,“2021達菲和朋友們聖誕系列商品”庫存公開售賣,當天淩晨3點,數千名遊客在上海迪士尼門前排起了長隊。這些迪士尼“愛豆”們的熱度,似乎并沒有因為前段時間的“下頭”風波受到影響。

回顧玲娜貝兒在中國網際網路的人氣過山車曆程,從9月30日亮相走紅,到12月6日即出現了大規模的“下頭”事件。67天裡,很多人甚至還沒有了解她走紅的原因,就要再次面對她引發的種種争議。

我們對這種情況并不陌生,隻不過這次的熱搜主角從以往的流量明星,變成了一隻粉色狐狸。

“虹膜”曾在評論文章中點出了玲娜貝兒三個形象的主要特征:甜美可愛的狐狸偶像、大獲成功的營銷案例、掩蓋了勞動者血汗的玩偶。這三個形象背後,也對應着玲娜貝兒引發輿論熱議的三個重要特征:美麗的外貌、極高商業價值、去人性化與被遮蔽的勞動。

這看上去非常眼熟,在今年五月被突然叫停的偶像選秀行業中,我們曾看到過許多與這些特征重合的年輕人。

當玲娜貝兒成為偶像,情感勞動的邊界該如何安放?

在偶像選秀野蠻生長的時代,随着選秀選手開始大規模曝光,在長達兩個多月的時間裡,選手們的話題與争議總是在社交媒體熱搜榜上占據着一席之地。直到下一輪選秀号角吹響,更多的年輕的名字蜂擁而上,上一輪揚名的年輕人就會随着熱度退潮消失遠去。

在熱度退潮的所有方式中,隻有“過氣”能被稱為全身而退。更多人的話題熱度會結束在塌房、黑曆史或者“下頭”等象征着狼狽退場的問題上。看起來,輿論場裡亟需一個“不會塌房的偶像”出現。

而玲娜貝兒來了。即便她不會因為情緒不好而表情僵硬,也不必擔憂來自過去的黑曆史問題,且看起來她也沒有人設和行為不當沖突引起的“塌房”煩惱。67天後,她還是讓人“下頭”了。

這讓人不禁去思考,為什麼中國偶像總是在以下頭或者塌房的形式退場,連一隻看似無懈可擊的玩偶狐狸,最後也要面對這個問題?

我們缺乏對偶像跨世代的統一概念和認識,這讓我們判斷和認識偶像的行動标準,通常會晚于真實的需求。

在《心靈的整飾:人類情感的商業化》一書中,霍克希爾德首次指出了情感勞動工作所具有的三個特征:首先,提供情感勞動的工作者需要與公衆進行面對面或是聲音相聞的接觸。其次,情感勞動要求勞動者在其他人身上催生出一種情感狀态——感激、恐懼或是喜愛。最後,情感勞動使得雇主需要通過教育訓練和監督,對勞動者的情感活動予以一定程度的控制。

情感勞動普遍存在于以服務業為首的各個行業中,但在東亞的娛樂行業裡,與情感勞動聯系最為密切的,還是日本曆史悠久的偶像行業。

日本的娛樂産業十分成熟而且細化分明,歌手、演員、搞笑藝人都有着明确的分類,“偶像”也是其中旗幟鮮明的一個分支。偶像藝人對自己的作為“偶像”的身份也有着高度自知。

趙婧在其相關研究中簡單梳理了日本偶像的轉變的曆程:從上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日本偶像經曆了從“高嶺之花”到“鄰家愛豆”的類型變遷。90年代初期,日本泡沫經濟崩壞,社會籠罩着消極情緒,活躍的藝人們紛紛走向親民的路線,給群眾帶來心理安慰。也正是在這個時期,偶像開始擁有獨特的人物設定,偶像不再販賣自己的才能,而是用故事來尋求觀衆的同情與共鳴。

當玲娜貝兒成為偶像,情感勞動的邊界該如何安放?

成立于1999年的日本組合ARASHI

除了日本之外,南韓偶像的發展也對中國娛樂圈有着十分深刻的影響。90年代至今,從H.O.T到東方神起、Super Junior和少女時代,再到EXO、Bigbang與防彈少年團,南韓偶像團體的變遷在我們的集體記憶裡也有迹可循。在南韓娛樂圈裡,偶像也有着相當明确身份标簽與獨立的評價體系。

唯獨在中國,“偶像藝人”沒機會擁有被社會承認的評價标準和體系。年輕的偶像藝人們和玲娜貝兒一樣,擁有高度商業化、去人性化的“流量”代稱。不同的是,他們還有擺脫“流量藝人”和“偶像”标簽的決心。

中國的“偶像”概念經曆了相對混亂的發展曆程。從70年代帶有政治含義的精神領袖到80年代的先進代表與思想模範,再到90年代日韓、港台以“小虎隊“為代表的娛樂明星,“偶像”的内涵随着經濟發展與對外開放,不斷擴充着自己的内涵,哪怕僅僅在娛樂圈内部,偶像的含義也從未明晰可辨。

最接近日韓偶像體系的藝人世代在21世紀初開始發展,以S.H.E、183Club、至上勵合等組合為代表,但是在此時,周傑倫、林俊傑、蔡依林等具有良好創作能力的藝人也被籠統歸納到“年輕偶像“的範圍當中。

當玲娜貝兒成為偶像,情感勞動的邊界該如何安放?

出道于2001年的S.H.E

這樣的分類方式讓歌手、演員與偶像的邊界在發展之初就模糊不清。此時的中國觀衆将偶像劃歸到年輕藝人的籠統範圍之中,自然而然地期待他們擁有“國民度”和優秀作品。

從2004年的《超級女聲》開始,一批選秀節目向中國娛樂圈輸送了許多活躍至今的藝人,但他們獲得人氣的原因也不盡相同。有人是因為優秀的歌唱能力,也有人是因為獨特的個人氣質與風格。2014年,TFBOYS的走紅讓“養成系偶像”第一次在主流視野中嶄露頭角,同時也引發了各種讨論與争議。在這之後,101系的選秀偶像們也同樣要面對“徒有人氣,沒有作品”的诟病。

到今天為止,在中國主流價值觀念和娛樂圈内部依然缺乏對“idol”的獨立評價體系,也始終不認可這類偶像為粉絲們提供的情感陪伴的價值。這樣的觀念一定程度上成為了驅使粉絲們為自家愛豆的作品“做資料”的重要動力,證明自己的偶像是“有作品”而且“值得被人喜愛”的。

對于中國的偶像藝人自己來說,“當偶像”也從來都不是長久之計。他們自己也寄希望于參演更優秀的影視作品、創作更具有國民度的歌曲,獲得被承認的“演員”和“歌手”身份,擺脫“偶像”的标簽。

日本傑尼斯的ARASHI出道于1999年,從組合成立到2020年底宣布團隊活動休止,他們在日本演藝界活躍的時間超過20年。但是在中國,沒有人會認為偶像組合能夠在娛樂圈存活20年。我們不僅對“月抛”“年抛”的偶像組合司空見慣,曾經高喊“十年之約”的TFBOYS,如今也已經難見三人同台的身影。

當玲娜貝兒成為偶像,情感勞動的邊界該如何安放?

出道于2013年的TFBOYS

被偶像行業更疊的“中國速度”抛下的,不僅是一層又一層年輕的浪花,也是不被承認和尊重的情感需求。到了今天,主流價值觀念仍然固執地認為,藝人隻有通過被主流價值觀承認的作品,才能天然地擁有合法性。

大多數人,甚至藝人自己和粉絲們都不願意承認,即使偶像們沒有所謂成功作品,他們的故事、獨特的性格、他們陪伴我們度過的時間,已經足夠成為我們付出喜愛的理由。

迪士尼樂園和它所搭建的“夢幻王國”,也是由整個園區從業人員的情感勞動共同搭建起來的。對于這個享譽全球的主題樂園來說,最重要的,就是為遊客提供沉浸式的遊園體驗。這對在迪士尼工作的員工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不僅是扮演角色的員工,其他崗位上的雇員也需要加入這場聲勢浩大、配合完美的演出當中。

曾在迪士尼樂園扮演玩偶的員工在接受“正面連接配接”采訪時,提到在迪士尼工作,熱情的重要程度甚至高于對語言的要求。這種熱情意味着“相信神奇、保護神奇,和迪士尼的神奇世界融為一體”。

迪士尼樂園緻力于為我們營造出這樣一種幻覺:所有旺盛的,童話一般美好的情感需求,都能在這裡得到滿足。玲娜貝兒也正是在這種理念下誕生的。

當玲娜貝兒成為偶像,情感勞動的邊界該如何安放?

無數甜美可愛的短視訊共同組成了玲娜貝兒親近、活潑、靈動的完美形象,她似乎有能力為所有觀衆源源不斷地提供情感支援。在那些被反複拆分和剪輯的片段裡,她是一隻充滿活力的漂亮狐狸:會懊惱也會撒嬌,最重要的是,她會記得對粉絲的小小承諾,用熱情的肢體動作回應他們的提問和呼喚。

絕大多數觀衆心目中玲娜貝兒的形象,是由短視訊中最美好片段共同構成的拟像,在這個拟像背後,是粉絲通過社交媒體與她建構的拟态親密關系。

觀衆與消費者用視訊播放量、強烈的購買欲望和高度讨論熱情支撐起了這個形象的熱度,與此同時,危機也埋藏在完美形象的縫隙當中。玲娜貝兒篩掉了無聊、隻剩下甜蜜的人設,為之後引發争議的“下頭”風波埋下了導火線。

對于由短視訊建構出來的完美形象來說,破裂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這也是玲娜貝兒 “下頭”的根本原因。人們希望在她身上滿足無限的正向情感需求,但這種需求寄托在她必然破裂的完美拟像上。當裂痕出現時,失望也就成為了理所當然的事。這種失落通常并不涉及真正的法律或者道德問題,僅僅隻是因為我們通過網絡建構的認知出現了縫隙和偏差。

12月6日,一位遊客在生日當天來到上海迪士尼樂園,為了見到自己喜歡的玲娜貝兒,她和朋友一起排了兩個小時的長隊,最後得到的見面體驗卻不如人意。在這位遊客拍攝的幾十秒視訊裡,玲娜貝兒不僅一直催促她離開,還擺出跺腳生氣的姿勢。

這位遊客的遊園體驗和視訊最終發酵成了微網誌上“玲娜貝兒下頭”的熱搜,随後,視訊網站上也陸陸續續出現了類似的視訊。不僅如此,這個視訊也拉開了關于玲娜貝兒争議的序幕。人們驚訝地發現,這隻狐狸玩偶的粉絲群體,竟然已經細化到了區分扮演者的程度。

部分喜歡玲娜貝兒的粉絲在回應這次争議時,将扮演玩偶的從業人員稱為“内膽”,認為這次事件是“内膽”的問題,和玲娜貝兒沒有關系。“内膽”這個去人性化的稱呼讓更多人意識到了這場争議的荒謬程度,也将這次争議的帶到了更加深遠的地方。

當玲娜貝兒成為偶像,情感勞動的邊界該如何安放?

上海迪士尼樂園 圖/小羅

在面對完美拟像破裂帶來的争議和失落時,我們可能會先看到最直覺的原因。我們會自然而然地認為,自己付出了如此真摯的情感,也付出了應有的消費,理應得到想象中“應得的回應”。

但事實上,絕大多數觀衆付出情感的對象,是那個由短視訊建構起來的完美形象。在習慣了這種隻有甜蜜的形象之後,我們忽略的是扮演者作為雇員和勞動者,可能要面對的具體境況。

和旺盛的情感需求對應的,是無止盡的情感勞動,還有創造這種勞動模式的資本。

無數的觀衆、遊客通過視訊和互動,獲得了支撐自己生活的治愈力量和情感動力。我們不應當拒絕承認這種情感陪伴的重要性,但也需要認清迪士尼建構的“夢幻王國”邊界。迪士尼用粉色的城堡和煙花,以及所有聽上去如此美好的話術所遮蔽的,是消費主義的神話與從業人員情感勞動的價值。

資本總是在無所不用其極地打造符合需求的完美拟像,試圖建造從外表到個性都無可挑剔的幻覺。我們對這個形象投入了真摯的情感和巨大的消費,可是當拟像破裂的反噬來臨時,資本卻能夠消弭于無形,把後果留給某個具體的從業人員承擔。

這樣的做法,無疑是對偶像形象和粉絲情感的蔑視。當一輪又一輪的情感破滅來臨,一個又一個偶像的名字随着所謂的“下頭”疊代而消失,背後反映出的,是整個偶像生産系統的去人性化特征。我們作為消費者,有理由要求他們建設一個更可靠,更合理的系統,而不是僅僅把争議扔給粉絲和雇員來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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