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是說過和做過事情的記憶。——卡爾·貝克
譚政，湖南湘鄉人，原本是一名國小老師，大革命時期，譚政投筆從戎，進入北伐軍中，在鐵四軍擔任文書，盧德銘為團長的警衛團成立後，譚政在警衛團擔任連文書、營書記，警衛團後來暫寄江西朱培德麾下，被改編為江西省防軍第一師，餘灑度擔任師長，譚政則更新為師書記。
警衛團後來在毛委員的上司下參加秋收起義，成為秋收起義的主力部隊，譚政堅決擁護毛委員的正确主張，為井岡山根據地的建立做出了傑出的貢獻。譚政後來長期從事政工工作，擔任過紅12軍政治部主任、紅一師政委等職務。在土地革命戰争時期，譚政是軍中著名的筆杆子，他對曆次戰役的總結，他的生花妙筆，都讓毛委員頗為贊賞，而他在軍隊中表現出的政工能力，也是軍中需要的。譚政，一步一步成長為我軍政工幹部的一位标杆人物。
解放戰争時期，譚政先後擔任東北野戰軍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戰軍政治部主任等職務，成為我軍政工工作的楷模幹部。1955年評定軍銜時，譚政位列大将，在四野中，出現了林、羅兩位元帥，譚政、肖勁光兩位大将，這也從側面反映了四野的赫赫軍功和兵強馬壯的實力。
擔任東野政治部主任的譚政被評定為大将，而與其平級的參謀長劉亞樓卻僅僅被授予上将軍銜，這是為什麼呢？話說從頭，我們先來看一下劉亞樓将軍的輝煌履曆吧。
劉亞樓，福建武平人，1929年參加閩西遊擊隊，同年入黨。劉亞樓原來的名字叫做劉振東，參加紅軍後，他改名為劉亞樓，意思即是為革命更上一層樓。劉亞樓從一名普通的遊擊隊員做起，在曆次戰役中表現出色，職務也是水漲船高，僅用了三年時間，就做到了紅12師政委的職務，三年從小兵到師級幹部，這個進步速度，令人汗顔。
劉亞樓參加過活捉張輝瓒、強渡烏江天險、飛奪泸定橋等紅一軍團的曆次著名戰鬥，是林帥麾下的一員虎将。1939年，劉亞樓前往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學習先進的軍事技術，很快趕上了蘇德戰争爆發，劉亞樓以伏龍芝學員的身份，參加了蘇聯衛國戰争，可謂是一位國際主義戰士了。蘇聯對日宣戰後，劉亞樓随蘇聯紅軍進入東北，曆經蘇聯六年的曆練，将很快在東北戰場大放異彩。
解放戰争中，劉亞樓繼續與老首長林帥、羅榮桓合作，擔任東北民主聯軍、東北野戰軍參謀長的職務，他心思缜密，制定作戰計劃滴水不漏，協助林帥、羅帥很好地完成了東北戰場的指揮工作，實際上是當時東野的三号人物。那個時期，毛委員、中央與四野的電報署名中，都是林羅劉并列的，可見劉亞樓在東野的重要地位。
我們可以看到，在東北野戰軍中，參謀長劉亞樓的地位甚至還略在政治部主任譚政之上，但是1955年授銜時，譚政卻是大将，劉亞樓隻是上将，這是為什麼呢？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第一，劉亞樓在1939年離開軍隊前往蘇聯，1945年回國，離開軍隊六年，資曆上就顯得稍差了些。1939年，時任抗日軍政大學教育長的劉亞樓被派往蘇聯，前往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這對劉亞樓個人，以及我黨我軍來說，都是個很好的充電的機會，但離開軍隊，顯然對劉亞樓個人的授銜還是有影響的。
第二，譚政被授予大将，考慮得更多的并不是他東野政治部主任的職務，而是他的代表性。當時評定軍銜，并非簡單地按照職務或是戰功來評的，而是綜合考慮考慮各個方面，元帥、大将的人選都非常有代表性。
而譚政，是我軍中政工幹部的楷模，是我軍政工工作的一面旗幟。他被評定為大将，更多的原因是作為政工幹部的代表入圍的。而劉亞樓雖然前期也從事過政工工作，但更多的時候是擔任軍事幹部。劉亞樓軍事能力非常出色，但相比起其他幾位以軍事幹部入選的大将來說，就差了點了，像粟裕、徐海東、陳赓等人，戰績都要遠遠在劉亞樓之上，而王樹聲、張雲逸等人，資曆又遠在他之上。綜合各方面，劉亞樓最終沒有被定為大将軍銜，也是可以了解的。
第三，劉亞樓1929年參加革命，這個時間當然也很早，但在我軍的進階将領中算是比較晚的了。在十大大将中，要麼是大革命時期入黨的老革命，要麼是1927年我軍各大起義時參加的元勳，而劉亞樓1929年才在武平參加遊擊隊，資曆上的确了吃了點虧。
中原野戰軍參謀長李達也是上将軍銜，而西北野戰軍參謀長閻揆要，甚至隻是中将軍銜，這也說明，授銜并不是完全按照職務高低來評定的。我們看到，二方面軍副總指揮蕭克也是上将，而許光達卻是大将，因為許光達是作為湘鄂西、紅二軍團的代表被授予大将的。授銜，就是要綜合各方面，是以，劉亞樓的上将軍銜，基本上還是很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