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公元一三六八年，即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亦即明太祖洪武元年。
據《明通鑒》稱，“春，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太祖祭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明，建元洪武。
同是在這一年的閏七月，明軍攻破元大都（即北京），順帝孛兒隻斤·妥懽帖睦爾北遁到蒙古高原，仍以大元為國号，史學界稱之為北元。至此，大明在華夏的統治，在繼大元之後，最終确立了下來。
——此為引子。
直到大明朝的時候，我國一直都處于世界的領先地位，當然，這種領先亦展現在其對外的開放性上。早在秦漢之際，當遙遠的駝鈴聲響起，就有大批的商賈将我們的絲綢和瓷器，經由絲綢之路遠銷到了歐洲。
唐宋以後，海上貿易逐漸興起，朝廷亦開始設定“市舶司”，據《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的記載，南宋高宗趙構就曾洋洋得意地說，“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于民？朕是以留意于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耳”，可見當時的海上貿易所帶來的利潤，于國家财政的意義已經不容小觑了。
然而在大明建國後的洪武四年，朱元璋開始頒布一系列的诏令，實行海禁政策，就不得不令人感到費解了。
細按了來，其實是頗有深意的。
首先，便是出于軍事上的需要；
由上文的引子裡，我們已然了解到，大明的建國，并沒有完全鏟除前朝（即大元）殘餘勢力，退守蒙古高原的北元，軍事實力仍不能小觑，并與大明在很長一段曆史時期内都處于對峙狀态，時刻威脅着大明王朝的統治，這在我們幾千年的古代史裡是獨有的。
如明英宗的“北狩”，就很能展現出這種對峙，所給予明廷的威脅。
除此以外，張士誠、方國珍的殘餘勢力也并未徹底鏟除，而是流亡海上，他們時常與日本浪人勾結在一起，聚成一股頗具軍事實力的倭寇，頻繁侵擾内地，便是所熟知的東南沿海地區的倭患。
據《明史》和《明實錄》裡的記載，從1368—1374年的七年間，規模較大的倭寇對大明沿海的侵擾，就有十二三次之多。
正是出于以上兩個方面的軍事壓力，為避免倭寇借着大明與北元對峙之機，趁火打劫，或者北元在大明禦倭之際南下，“禁海”就頗為重要了。
其次，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
于此處，我們還得從上文的引言談起：在大明王朝建立之初，與之對峙的，并非僅僅是北遁到蒙古高原的北元，似乎那些散落于南洋，曾經的大元的藩屬國們也在盯着這個新生的大明政權呢。這種“國際環境”下，就更使得朱元璋時刻都覺着猶如芒刺在背了。
是以，朱元璋就更加迫切需要希望，将那些原本向大元朝廷稱臣進貢的衆多的藩屬國，争取過來，一方面可以壯大自己的聲威，另一方面則實作孤立北元的政治目的。
而朱元璋的軍事力量卻不怎麼給力，即便是張士誠、方國珍的殘餘勢力，和北元已經讓他很頭疼了，就唯有通過經濟的手段了。
據《文獻通考》卷三十一·《市籴考》上講，當時朝廷有明令，“今貢舶與市舶一事也，凡外夷貢者，皆設市舶司以領之，許帶他物，官設牙行，與民貿易，謂之互市，是有貢舶即有互市，非入貢即不許其互市矣”。
也就是說，要想與大明進行貿易，首先要先向大明進貢，承認其宗主國的地位。
是以，明朝前期的外交活動非常頻繁。據史書上說，明廷先後三十餘次，派出使臣到東亞、東南亞各國，舉行冊封典禮，招徕海外諸國來明朝貢。我們所熟知的鄭和下西洋事件，便是在這種背景條件下發生的。
可見明廷的“海禁”政策，是頗有些政治上的意義的。
最後，也是最為重要的，是為了鞏固朝貢貿易，獲得巨額的财政收入；
在我們通常的認知裡，“鄭和下西洋”不過是為了宣揚國威，而繞世界去撒銀子。
倘若聯想到，明成祖朱棣是在曆時四年的靖難之役後，才登上皇位，而又在僅僅的兩年後，即永樂三年便組建起一支龐大的船隊來，開始下西洋的活動，我們就不得不為他的錢袋子憂心了。當然，其間另有因朱棣的得帝位不正，而不得不啟動了包括編撰《永樂大典》、建造永樂大鐘、遷都北京、北征蒙元殘餘勢力等的一系列重大工程，這些開支亦是絕不亞于洪武重修長城的。
是以，“朝貢貿易”的這一概念，于近年來就越來越受到更多的專家、學者的注意了。也就是說，鄭和的下西洋，非但不是繞世界去撒銀子，而是主動去進行海外貿易。在鄭和經過的藩屬國，在進行政治意義的賞賜的同時，也回采購來批的香料、珍寶，并招來進貢。
當他們來華進貢，又都會有大批的商人随行，除貢品外，還帶來大量的貨物。當使者進貢畢，則在朝廷的控制之下，首先由官府選購了其大宗商品，如香料等，之後并準許其進行“互市”。而“互市”，往往又要受到時間、地點的限制。如此一來，官府選購所占的比重也就越來越大了。
由官府選購的大宗商品，其實與鄭和下西洋采購來的香料、珍寶一樣，除滿足朝廷之用外，還開“庫市”，允許商人“博買”，或“折俸”發放給官員。所謂的“庫市”，是為官府清理倉庫中的貨物而開的，直接銷售給普通市民；而商人的“博買”，則是在朝廷高價售賣給商人後，再經由商人之手流入民間。
由此看來，明朝的“海禁”似乎又另有更深層次的動因，即希望通過“海禁”來打擊民間貿易，将與他國的海外貿易權收歸政府手中，實行壟斷，将高額的利潤直接收歸中央财政，進而緩解中央财政的窘境。
結語
綜上所述，明廷所實行的嚴厲的海禁，并非是我們通常是以為的“閉關鎖國”那麼簡單，其中不乏有軍事、政治的因素，亦不乏是一場朝廷與民間進行海外貿易的博弈，以至于當民間私人走私貿易興起後，明廷又不得不于隆慶年間解除了海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