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皇帝，由于其身份特殊，是以我們大多都對于他們都有一定的了解，而其中經曆最為曲折離奇的，應當要屬中國的最後一位皇帝——溥儀。由于他經曆了皇帝慢慢走向一介平民的過程，是以他的一生是很有故事性的。
而回顧他有過的半生，溥儀心中有所感悟，便編寫了《我的前半生》一書。
《我的前半生》是由溥儀在撫順戰犯看管所中所寫的“檢討式”自傳，當時的他已經接受了改造，徹徹底底的成為了平民。而這書記錄了溥儀從登基到流亡再到接受新中國“改造”的過程，是一部回憶錄。
然而，這是一本在特定曆史環境下的自省書，溥儀初是作為被關押改造的戰犯時寫的，當時的他求生欲望特别強，活着成為其最高價值。
因而，作為“認罪材料”的《我的前半生》，就不能不表現出強烈的“犯人求生心态”。這與完全沒有壓力的自由寫作是完全不同的。
是以，我們很難厘清，書中所寫哪些是溥儀真正的思想轉變，而哪些又是他為了取悅于社會主流而寫的，并不一定反映自己真正的思想的東西。
是以，人們普遍認為溥儀在寫的《我的前半生》時，其實是有所隐瞞的，他因為害怕被追究責任，就例如在東京審判會上，他将一些責任推給他身邊的日本人，如吉崗安直等。
而且，在做僞滿洲國執政時，他也時刻提防着，有種驚呼神經質的疑神疑鬼，他害怕自己會因為言行不當而被日本人殺害，就算是親弟弟，他也害怕。
而在溥儀的《我的前半生》一書中，溥儀提到了當初在與日本人接觸的時間，他表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日本人所逼迫的，他隻不過是日本方面的傀儡罷了？
事情真的是這樣子嗎？日本外務省的絕密檔案，揭露了一個不一樣的溥儀。
這個絕密檔案名為《絕密會見錄》，其中究竟說明了什麼呢？讓我們下面一起來看看。
首先，要從溥儀與日方之間說起。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關東軍為了讓占領東三省“合法化”，同時也為緩解經濟危機，便決定在東北建立一個獨立王國——“滿洲國”。
但是，既然是要追求合理化，那麼就必須要“平息當地群眾”，是以日本關東軍将溥儀擡出鎮住場面，而據溥儀的意思，就是說自己是被迫無奈，隻能聽從。
但是，《絕密會見錄》中的記載，卻讓人看透了溥儀。
當時的日軍分為外務省與關東軍兩大陣營，而由官員組成的外務省并敵不過由軍人組成的關東軍，是以他便安插眼線在溥儀身邊，想要獲得第一手情報，《絕密會見錄》也就是這樣而出現的産物。
《絕密會見錄》以對話的形式，記錄了僞滿洲國時期，溥儀與關東軍司令官等日本軍政要人的會見情況，是以堪稱僞滿洲國的最高機密。
它由當時一直擔任溥儀的随從翻譯的林出賢次郎暗中記錄，并偷帶回日本秘藏數十年。而通過這份詳盡的會談記錄，可以清晰地看到，迄今為止無人知曉的僞滿洲國真實的一面。
其實，溥儀并非一開始就被日軍支配，他在天津時也惦記着“複辟大計”，而日軍也需要他的名頭，是以雙方一拍即合，溥儀前往東北，加入了“滿洲國”。
隻是溥儀不知道，日軍隻是在遷就他的過程中，不斷地蠶食他的一切罷了。
等到1932年3月9日，“滿洲國”建立，不過溥儀遭到了欺騙，“國家”的政體為“共和國”，并不是溥儀所想的“帝制”。并且，規定“滿洲國”國防、治安、交通以及人事任命等都由關東軍負責，溥儀也曾打算讓自己的一些人參與進去，但是都被否決了，當時的溥儀雖生氣，但迫于沒有資本，是以隻能忍讓。
這也可以清楚看出，溥儀雖然号稱“滿洲國執政”，卻隻是這個“國家”的傀儡。
在一開始，溥儀并不想當傀儡皇帝，他是懷着複國夢來到東北的，他天真的以為日本是真心幫助他成立滿洲國的。
是以，他高興的聽從日軍的安排，卻沒想到一步步的陷入其陷阱，最後成為了虛有圖表的傀儡。
起初，他也曾經不計成本地想要蓄養一批忠于他的死士，其中包括他族内的一些人和一些蒙古貴族，甚至還挑選了十個人去日本的士官學校留學，這都可以看出，
當時的溥儀是有餘力的，并不是完全的傀儡。隻不過他的想法很快就被日本人發現，并胎死腹中了。
對此，你怎麼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