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筆記
相對于張五常成體系的長文論述，錢穎一這本書是78篇文章的合集，涵蓋了他從1995年到2017年對中國經濟的近距離觀察。其中大部分文章是他在媒體的專欄、署名文章或公開演講，除了有幾篇文章學術味十足，大部分文章重在分析說理，相對比較好讀。
而這一系列文章中，讓我最覺得有啟發價值的，就是他對中國改革開放為何能夠成功的原因分析。他認為，最重要的是做到好了三點：把激勵搞對、讓市場起作用、實行對外開放。
這聽起來好像很簡單，但其實大有深意，值得你認真學習。
請錢穎一教授用幾句話總結改革開放。他又講到了那三句話，但順序有所變化。他說：
“這40年中國到底改了什麼？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三條：一是實行對外開放，二是把激勵搞對，三是讓市場起作用。前一條是‘開放’，後兩條是‘放開’。40年來導緻中國經濟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如果要問哪些是與此前最不相同，但又是促使中國成功最關鍵的因素，我認為就是這三條。”你看，這個高度概括，邏輯非常清晰。
這些年來，有很多中國經濟學家出版了關于中國經濟的專著。比如吳敬琏、厲以甯、周其仁、張維迎、林毅夫、樊綱、易綱等學者，都對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增長做了深入分析，他們的專著也各有精彩之處。但反複對比，我還是更喜歡錢穎一教授這本文章合集。
最核心的原因，就是我看到，錢穎一教授對不斷演變的、活的中國經濟現實，所給予的動态分析和思考沉澱。在中國經濟改革發展還沒有定論的情況下，他化整為零，把中國經濟的幾個關鍵問題，進行了分類整理，并作出了對應分析。相對于從一開始就結構化思考和寫作的專著，他的文章合集更有活力。
實際上，我現在推薦的這本《現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出版于2017年。在此之前，2003年他出版過一本《現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那本書收錄了他1987年至2003年的18篇文章。
用錢穎一教授自己的話來說，這兩本書收錄的96篇文章，都是他用中文發表的，運用現代經濟學，分析中國經濟的文章，是到目前為止，他對中國經濟的全部分析和解釋。
如果你仔細看全書，你會讀到他的欣喜和樂觀，也會感受到他的擔憂和謹慎。他不斷強調，要學會對中國經濟進行整體判斷，學會看關鍵、看趨勢、看結構；同時要對改革仍然任重道遠做好心理準備。
在這本書中，錢穎一教授從剛才提到的三個次元，梳理了中國經濟的九個問題。根據我的閱讀了解，可以總結概括為五個視角。
這是所有讨論中國經濟問題的核心、起點和最終指向。因為中國經濟在當代之是以不同凡響，中國之是以成為最引人注目的新興經濟體，就是因為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改革開放，這是多數人的共識，在學界也沒有争議。
但是，究竟如何了解改革開放，我看到了太多完全不同，甚至對立沖突的答案。其中最主要的争議就是，中國改革開放究竟如何重新界定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如何建構了符合中國實際的激勵機制。
可以說，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分析和回答，可以很好地檢驗一位經濟學家的學術能力和價值觀念。而錢穎一的結論和分析邏輯，隻要你真看了，了解了，很難不被他說服。也正是從這個角度，我認為他可能是除了張五常之外，對中國經濟解釋最深刻的華人經濟學家。
對這個問題的分析就更多了，比如之前我們讨論的張五常從新制度經濟學所進行的解釋。錢穎一的分析大架構是他最擅長的轉軌經濟學，也就是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現代市場經濟體制轉型。
最重要的是，他在書中回答了非常核心的問題：中國這些年來的持續高速增長，究竟是偶然的特例、不可重複的奇迹，還是符合*本規律的、并不特殊的增長和發展？對于這個問題，錢穎一的論述和解釋非常充分，尤其值得重視。
這也是了解中國經濟現實情況的關鍵功課，究竟中國是從什麼樣的經濟結構出發，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相關經濟結構又發生了什麼重大變化？這些變化有哪些是積極而有未來的，有哪些又潛藏着巨大的風險？
從産業結構、城鄉結構，到階層結構、财富結構，錢穎一的分析思考是比較完整的，他直面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制度性困難和挑戰，同時又對轉軌經濟中的頂層設計和市場創新，保持審慎的樂觀。他所提出的觀察經濟結構和轉軌成敗的多種視角，尤其有啟發性。
錢穎一曾經在斯坦福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教，近距離感受到矽谷的創新創業模式，再對比中國企業的經營環境和創新創業，他的解釋分析可以說非常充分。
不同于極端強調市場和企業家作用的主張，他對自下而上的創新和企業家精神的分析，是更合乎邏輯，也更符合中國現實的。這讓他有關産權安全的建議也可以被廣泛接受。是以我們需要關注他非常務實的對企業創新的觀察和思考。
這可以說是錢穎一教授，對中國市場經濟建設最重要的學術貢獻和改革建議，僅此一點，足以讓他位列最重要的華人經濟學家之列。
為什麼他會特别強調，法治建設對現代市場經濟制度的關鍵作用？如何從制度建設上，避免出現他所說的“壞的市場經濟”；又如何以法治為*礎，走向他所主張的“好的市場經濟”？這都需要從曆史角度和全球角度，重新思考市場經濟本身的優勢和劣勢。
是以，從改革開放、經濟增長、經濟結構，到企業創新和法治市場，錢穎一教授對中國經濟的思考是全方位的，并且在每個重要領域都有非常精彩的分析和看法，了解他的思想，就是了解中國經濟。
說完他對中國經濟現象和改革開放的學術性解釋，我還想和你說說錢穎一教授的學術經曆，以及他所代表的國際和本土經濟學的研究高度。
他的履曆不複雜，“文革”後的第一批學霸，1977年上了清華數學系，然後1981年赴美留學，先後在哥大、耶魯和哈佛讀研究所學生，最終以馬斯金和科爾奈為導師，拿到了哈佛經濟學博士學位。然後在斯坦福和伯克利等名校任教，2002年回到清華，2006年接任清華經管學院院長，2018年卸任并繼續在清華講課至今。
可以說，他這40多年來全部時間都在大學裡度過，是經濟學領域鳳毛麟角的學術大拿。這是他專業研究能力的保證，你可以信任他。
在書中，他還披露了一個有趣的事實。他1990年在哈佛大學拿到埃裡克·馬斯金教授指導下的博士學位，成了馬斯金第一個華人博士；一年後，許成鋼和王一江成為馬斯金的第二批華人博士；1992年是李稻葵，1993年是白重恩。
你看，僅僅用了4年時間，哈佛馬斯金教授門下，就多了5位華人博士。這5個人，在之後都成為中國學術界的大牛人，其中三位在清華經濟管理學院，兩人先後在長江商學院，可以說都是各自領域的學術大拿。
他們共同的導師埃裡克·馬斯金，因為在公共選擇、博弈論、激勵理論等現代經濟學最*礎的領域作出了卓越貢獻，獲得了2007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接下來，就看錢穎一和他的同門師弟們了。
過去近20年，錢穎一教授的主要工作平台，清華經濟管理學院，是中國經濟與金融研究的重鎮。它的首任院長，是***。
更令他們自豪的是，每年聯考，全國一半以上的各省文理科狀元會選擇報考清華大學，其中一半至80%進入清華的文理科狀元，又會選擇到清華經管學院，或者經常來學院蹭課。
是以錢穎一絕對是中國經濟改革和經管教育的雙峰人物。讀他的書，是你貼近了解中國經濟轉軌和增長的重要路徑，不可錯過。
對于這個問題，很多專家學者都作出過回答。
有人認為，是中央給地方放權讓利，提高了地方的積極性
也有人認為，是充分利用了農村剩餘勞動力，做大做強了中國制造業
還有人認為，是中國加入了WTO，搞好了外貿，用足了外資
另外有人認為，是中國的制度優勢等等
從不同的視角來看，上面這些答案都有道理。确實，在改革開放的這40多年裡，導緻中國經濟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如果要問哪些是與此前最不相同，但又是促使中國成功的最關鍵的因素，錢穎一認為，就是做對了三件事，
把激勵搞對
讓市場起作用
實行對外開放
2018年，他又把這三句話的順序換了一下：“一是實行對外開放，二是把激勵搞對，三是讓市場起作用。”他還進一步總結說，前一條是“開放”，後兩條是“放開”。那麼，為什麼是這三條呢？我們一起來看。
我們先來看“開放”。在經濟學界，一直有一個讨論，那就是中國的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二者有沒有先後順序和主次之分？
2008年，錢穎一教授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提到，很難說改革和開放之間有沒有簡單的先後次序，因為他既可以舉出開放促改革的例子，也可以舉出改革促開放的例子。但他認為，有一點是确定的，如果不開放，中國有的經濟改革難以推進。
比如，他提到了中國的銀行業改革。2001年，中國在加入WTO時曾經承諾，到2006年底，中國的金融業要有一定的開放。他認為，這是促使中央下決心，對國有大型商業銀行進行股份制改革的重要原因。
其實，錢教授舉的這個例子，隻說了開放促改革的一部分原因。曾經有一位金融高管說起銀行業改革的更多情況，聽完很是感慨。中國的銀行業改革和金融業開放，真是非常不容易。
據這位高管介紹，當時有一家國有銀行要進行股份制改革，引入戰略投資者。他們先找了一家有錢的國有保險公司，每股要價1.02元。但這家保險公司認為，銀行資産品質一般，出價1.01元，一分錢也不願多加。後來這家銀行去找外資銀行，對方直接按1.02元投資了。結果，這家國有銀行半年後順利完成股份制改革上市，入股的外資銀行獲得了50%以上的賬面利潤。三年後，這家外資銀行按承諾約定退出，股價已經接近3元，等于3年賺了2倍的利潤，一時引發議論。
正是因為這家國有銀行以對外開放的方式的股份制改革，給投資者帶來了不錯的收益。後來其他國有銀行進行股份制改革時，尋找戰略投資者就友善多了，國内國外無數機構打破頭，搶着入股。是以，開放大大促進了改革。
除了金融業，很多具體産業領域，也是先對外開放，再向國内投資者，特别是民營企業放開。比如，現在全球規模最大的汽車産業體系。
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所有的汽車企業都是國有企業，由于多年技術落後，車型老舊，經營難以為繼。這些汽車企業紛紛引進外資，上汽、一汽、二汽和天津，分别和德國大衆、法國雪鐵龍以及日本豐田，合資生産桑塔納、捷達、富康、夏利等合資品牌轎車。到了2000年，以李書福為代表，多家有一定實力的民營企業，開始向國家申請汽車生産資格。當時高層的決策邏輯是：既然汽車業向外資開放多年，現在市場更大了，也可以向民營企業放開。于是李書福的吉利汽車拿到了“準生證”，一大批民營汽車公司先後成立。雖然這些年很多企業失敗了，但吉利、長城、比亞迪，已成為中國汽車業主力。
是以在2018年，錢穎一教授把“實行對外開放”放在了第一位，我個人非常贊同，因為中國就是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大赢家。
你可以看看過去40年裡，中國的對外貿易增長和外匯存底增長，你會發現，全球大市場給我們提供了充足的資金、資源和需求，也為我們實作技術交流和對外投資，提供了無限可能。
說完“開放”，我們再來看“放開”，也就是錢教授提到的另外兩點：把激勵搞對，讓市場起作用。
所謂把激勵搞對，包含了兩層意思：
首先要有激勵，也就是得打破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平均主義、大鍋飯，實行差異化激勵，比如農村聯産承包責任制、城市企業計件工資。這一點不難了解。
但更重要的是第二層意思，激勵要搞對，就是要形成正向激勵，把該激勵的給激勵了，比如他提到的産權安排和公司治理改革等。激勵對了，才能激發創造性和效率；激勵沒搞對，則會起反作用。
比如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有一段時間實行重要物資和商品價格雙軌制。像鋼材、家電等，都有計劃内優惠價格和計劃外調劑價格；甚至人民币匯率，也有官方價格和貿易結算價格。
改革的初衷，既希望確定計劃内使用，也給市場一定活力。但很快，這些産品和匯率的雙軌制價格差異，就被一些暗箱操作所利用，于是政府不得不相繼終結這些價格雙軌制。
至于讓市場起作用，更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但錢教授強調，讓市場起作用和把激勵搞對，二者缺一不可。
因為在他看來，僅有激勵還不足以發展經濟，因為經濟是由千百萬人組成的，如何使每一個人的利己行為，轉化為全社會的福利，就需要協調機制。而市場，通過價格和競争等機制，能夠使個人分散的經濟活動協調起來，變得更有效率，進而增進社會福利。
那應當如何讓市場起作用呢？要知道中國可是實行了幾十年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一下子向市場經濟轉軌，非常不容易。
對此，錢教授的答案也很明确：那就是重新調整政府與個人、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也就是重新确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
這一點不難了解。比如改革開放之前，由于物質供應匮乏，上街吃個飯也不太容易，所有的飯館是國營的，飯館的門不好進、飯也不怎麼好吃，你還得有錢有糧票、肉票。
後來随着糧食、肉食和蔬菜供應充分，糧票、肉票都不需要了，飯館也不需要國營了。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全國各地私人餐廳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很快就把餐飲業變成了一個以民企為主，讓市場起作用的繁榮行業。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錢教授總結認為，改革前和改革後，中國最大的變化，就是政府幹預減少了，市場作用提高了。原來是一部分行業、産品和服務有市場，一部分壟斷行業沒有形成市場。但從1998年開始，電信、能源、金融等領域，市場起的作用也越來越明顯。
與此同時，關鍵的制度變遷出現了。在高層推動下，讓市場在配置資源過程中發揮主導作用，在2012年寫進了官方權威檔案，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發展的一個*本原則。從此，中國經濟再也不是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而是更加現代化的市場經濟體制，雖然也有必要的管制。
在我看來，錢穎一教授用簡簡單單的三句話：實行對外開放、把激勵搞對、讓市場起作用，就提綱挈領地抓住了中國經濟成功的要害，解釋了改革成功的核心原因。
這三句話也充分展現了錢教授的*本價值觀：全球化、效率化和市場化。這是對中國改革的曆史總結，又何嘗不是對經濟增長的未來期許。是以我認為，他可能是除了張五常之外，對中國經濟解釋最深刻的華人經濟學家。
其實，世界上的很多道理都是相通的，對于中國改革開放的這些經驗，用在公司管理上也同樣适用。
要開放，意味着公司必須保持組織架構和資訊的開放，要積極引進人才，積極對外界發聲，不斷将行業内最新的技術成果化為己用
把激勵搞對，意味着公司必須建立合理的激勵機制，比如年終獎、股票、期權等等。同時還要注意激勵的正向作用，要用合理的過程名額進行量化，確定不存在搭便車現象，激勵要向有突出貢獻的人員傾斜
讓市場起作用，意味着公司要放棄top to down的指揮棒式的業務規劃，要更多的釋放決策權利，讓一線的中層tl更多的進行技術創新與業務創新，這樣才能提升公司的整體活力。但同時這并不意味着高層什麼都不用做，高層應該發揮戰略規劃與制度建設的作用，拉通橫向團隊，給團隊下屬創造更好的創新土壤
錢穎一認為，改革和開放很難界定先後順序，但是如果不開放，中國的經濟改革肯定難以推進。
把激勵搞對，首先要打破平均主義和大鍋飯，更要形成正向激勵，不僅激發創造性和效率，還要對整體經濟發展有益。
讓市場起作用，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但必須堅定推動，因為讓市場起作用和把激勵搞對，二者缺一不可。
這更是一個見仁見智、答案衆多的問題。比如在《中國的經濟制度》中，張五常先生就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角度進行了解釋，認為縣際競争是關鍵。那麼，錢穎一教授又會帶來什麼樣的新視角和新解釋呢？
這就需要先說一說，錢穎一教授的經濟學思想架構。他是現代經濟學的信奉者，也就是相信通過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可以有效推動經濟增長。
具體來看，錢穎一教授最擅長的研究領域，屬于“轉軌經濟學”，也就是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他重點研究的就是經濟增長方式和發展模式轉變。
在現實中，經濟轉軌主要有兩種模式。
一種是中國、越南采取的漸進式轉軌
另一種是蘇聯、東歐采取的激進式轉軌，也叫“休克療法”
從實際效果來看，漸進式轉軌穩妥，但花費時間長；激進式轉軌迅速，但短期代價大。兩種模式各有利弊，很難說哪種更好。
接下來，我們一起來看他是如何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和特性進行分析，以及他對中國經濟的未來有何判斷。
你肯定聽說過，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消費、投資和淨出口。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最大。
但錢穎一教授認為，這些都不能算是動力，而是一種需求帶來的拉力。因為動力，一定是供給方的。為此，他結合中國經濟改革的發展，按時間順序提出了三點看法。
第一，從1978年開始的中國經濟改革，是經濟制度上的推動力。沒有這個動力，其他一切都無從談起。尤其是在1992年以後逐漸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給中國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大動力，這一點我們此前已經分析了很多，這裡不贅述了。
第二，從1978年到2010年前後的這30多年，中國經濟增長的直接動力，主要靠資源動員，包括資源積累、勞動力增加。中國之是以依賴這些動力，和我們的發展水準有關。
第三，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最重要的就是創新。
2015年4月，錢穎一教授曾說過：經濟增長不能僅靠需求方的拉力，也就是消費、投資和淨出口這三駕馬車；還要依靠供給方的動力，對于現在來說，那就是創新。
在他看來，中國正處于一個非常好的創新機會中，雖然曆史上有過很多類似機會，但現在面臨的創新機會，特别适合中國的環境和文化，這就是網際網路和移動網際網路。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網際網路+”很容易做成大規模産業。
不過在當時，不少專家學者并不贊同。如今回頭去看，過去這6年裡，恰恰就是他所說的*于網際網路和移動網際網路的商業創新做大做強了。騰訊、阿裡、京東、美團、滴滴、小米，都是在這6年裡迅速規模化、平台化。
雖然這些網際網路巨頭也引發了不少争議，但它們在過去這幾年裡，确實極大受益于中國市場的容量。
結合中國經濟改革的曆程，你已經知道了不同時期，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就是經濟制度改革、資源動員和創新。那麼，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後的快速增長，又具有什麼特性呢？
早在2008年，關于中國經濟增長的特性，錢教授的看法就與衆不同，他說：從某種意義上看，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中國經濟和社會中出現的問題，以及中國至今為止經濟成功的原因，其實都不特殊。
首先，他引用了一位經濟史學家，對全世界過去1000年經濟增長的量化分析，發現中國1978年以來的經濟增長，其實并不特殊。
單從中國自身來看，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可以說是千年不遇；在這幾十年裡，中國大陸的增速也快于日本、南韓等東亞經濟體。
但錢教授換了一個思路，把日本以1950年為起點，南韓以1962年為起點，中國大陸以1978年為起點，分别往後看30年，觀察它們的經濟增長。結果發現：這些東亞經濟體曾經都有過長達二三十年的快速經濟增長。由此可見，中國并不是獨一無二的。
實際上，這應當是一個常識，卻被很多人忽略了。比如日本，在二戰後率先迎來經濟起飛，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是日本經濟的黃金時代，年均GDP增速在8%以上，一舉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南韓的經濟增長雖然晚于日本，但從20世紀60年代一直到80年代，一直是全球矚目的新興經濟體，GDP年平均增速也在8%以上。
中國大陸經濟的全面起飛，是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特别是90年代以來逐漸呈現的。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結果，也受益于全球産業結構大調整，尤其是加工制造業從發達國家和亞洲四小龍，逐漸向中國大陸轉移。而中國，恰好有充足的勞動力和資源成本優勢。
是以錢教授才說，從不同曆史次元來看，中國的經濟增長并不特殊。為此，他在書中舉了三方面的例子：
一是反映社會規範限制的法治名額，中國的得分在全球不算高
二是反映公共治理透明度的腐敗感覺名額，中國的排名比較靠後
三是反映各階層收入配置設定差異的*尼系數名額，近年來中國有上升的苗頭
錢教授提醒說，從這三個名額來看，中國碰到的具體問題也不特殊。因為這就是在經濟改革和社會轉軌過程中，開發中國家一定會碰到的典型問題，但也都可以逐漸得到改善，并不值得過于擔憂。
錢穎一教授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并不特殊，*于這一結論，錢教授提出了他對中國經濟未來走向的重要判斷：今後30年将會有更豐富多彩的結果，但也将會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這些不确定性，他認為主要來自三個方面。
一是發展的不确定性。中國能否跨越世界平均水準，成為高中等收入國家？要實作這一點轉變，意味着更多人成為城市居民，更多人成為中等收入者，這顯然都不是容易的事。中國的中等收入人群顯然還很不夠，是以才有李總理的公開擔憂。
二是改革的不确定性。中國能否從初步的市場經濟體制，發展成*于法治的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他認為，最大的挑戰是進一步改革的難度相當大，一些領域還有倒退停滞迹象，改革動力有待提升。
三是開放的不确定性。中國經濟能否從部分開放的經濟發展，走向全面融入全球經濟？他認為這一條挑戰最大，中國如何作為一個開放的大國，在世界上崛起？又如何調整自己，并如何影響世界？
對于這一點，錢教授分析認為，雖然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是開放的，但它們不是大國或大的經濟體；蘇聯是一個大國，但談不上開放。是以在過去100年裡，隻有美國作為開放大國崛起，并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一，那中國可以作為第二個開放大國崛起嗎？
經濟增長不能僅靠三駕馬車的需求拉力，還要靠供給方的動力：經濟改革、資源動員和創新。
從某種意義上看，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中國經濟和社會中出現的問題，以及中國至今為止經濟成功的原因，其實都不特殊。
今後30年，中國經濟将會有更豐富多彩的結果，但在發展、改革和開放等方面，也會有很多不确定性。
你應該還記得，在2020年疫情比較嚴重的時期，對醫療防護物資的需求，讓很多國家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制造業的重大作用。那些被他們曾經轉移到其他國家的制造業，如今向國内回流的速度也開始加快。
其實前幾年，美國就認為國内制造業嚴重“空心化”，對中國制造、德國制造依賴過多，于是通過稅收優惠等措施，試圖重振美國制造業。這其實就是美國在進行經濟結構調整。
關于經濟結構，有很多不同的劃分次元。
有的同學可能會想到一、二、三産業的劃分，這是一種經濟結構，也就是看農業、工業和服務業在GDP中的占比。比如1978年之前，中國農業占比遠超服務業，在很多年份還超過工業，是典型的以農業為主的開發中國家；1978年農村開始實施包産到戶後，農業加速發展，直到1984年農業占比仍然高于服務業。從2013年開始，中國的服務業才超過了工業和農業。
也有同學會想到，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消費、投資和淨出口在GDP中的占比，這是更重要的經濟結構。比如從2011年開始，消費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50%；但在此之前的多數年份裡，中國經濟對投資和淨出口的依賴更大，經濟結構不太平衡。
那麼，在過去幾十年裡，中國進行的經濟結構調整，面臨的主要挑戰是什麼？又如何逐漸實作了結構調整的優化？我們來看錢穎一教授的分析。
說到經濟結構面臨的挑戰，錢教授認為，各個國家情況不一樣。在中國存在問題的地方，有可能是别的國家期待加強的地方，比如剛剛我們提到的美國制造業回流問題。
其實，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直到1996年才比較明确地提出要進行經濟結構調整，核心原因是當時消費嚴重不足。到2012年3月，這個問題仍然存在。
錢教授分析說，中國經濟結構要破解的挑戰很多，通常和“三駕馬車”有關：
一是投資過高
二是消費過低
三是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出口
奇怪的是，這些挑戰大家從上到下一直有共識，也都表示要下決心予以破解，但為什麼實際執行效果并不明顯呢？
錢教授進一步分析認為：經濟結構調整，不僅要對這三方面進行比例的調整，還需要進行深層次的改革。那什麼是深層次改革呢？他認為，就是要調整政府與居民、與企業、與市場的關系。這個任務如果不能完成，經濟結構調整就很難實作。
為此，他還列舉了一些有力的佐證。
比如當時大家熱議，中國消費太低是因為儲蓄率太高。錢教授提醒，如果細看資料就會發現，主要原因不是居民儲蓄率高，而是政府部門的儲蓄率高。
相關資料顯示，2010年前後，中國居民家庭儲蓄率确實在明顯下降，隻占到居民家庭财富的20%左右。這是因為更大類的資産出現了，那就是房子，占比超過50%，很多家庭的儲蓄因為買房被消耗了。
再比如當時熱議的投資過高問題，錢教授也提醒說，從20世紀90年代起，全國各地的道路等*礎設施投資，以政府和國企投資為主。2008年金融危機後，中央緊急啟動的“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也是政府和國企投資為主。民企和外資主要在一些競争放開行業投資，比如家電、機械、汽車和房地産。
是以錢教授在2012年提醒，看到經濟結構調整不夠理想，更應當注意到深層次的制度性困難、障礙和挑戰。通過深層次的改革，調整政府與居民、與企業、與市場的關系，經濟結構調整才有可能成功。
順着錢教授這個結論，我們繼續看他的分析。由于投資的重要性和争議性，我重點結合他的分析，從資本回報率看投資占比增長是否有内在合理性。其中，有幾點事實我們不容忽視。
1978年改革開放後，尤其是1992年，經濟制度明确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後，中國經濟迎來了快速發展。但當時最明顯的瓶頸，就是交通、電信、能源等各種*礎設施建設嚴重落後，再加上城市化和房地産的發展，以及中國制造業崛起帶來的工廠建設和裝置更新，中國投資井噴了。
需要說明的是，這裡所說的投資，嚴格地說叫固定資産投資，也就是花錢建設看得見的東西，比如道路、工廠、房子等。往股市裡投資不在其中，除非企業從股市上融資，再把錢投入廠房或項目建設。
比如1978年至1984年，中國沒什麼投資和出口，消費占大頭，當然那時經濟總量也很小。但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投資增長加快，迅速超過消費，在随後每年的GDP增量裡，投資就占大頭了。
特别是經曆金融危機沖擊後的2009年，在當年的GDP增量裡，出口一塌糊塗，出現負增長；當年的消費增長也不明顯；最終，就是靠投資猛增，抵消了出口的負增長，最終確定了當年中國的GDP增速在8%以上，可以說功勞巨大。
比如*礎電信行業，中國有充分的市場需求，大家都看好。但除了幾家國有電信營運商，民企和外資不允許投資進入。在2012年之前，類似的情況在金融、能源、航空等領域，或多或少也都存在。
按錢教授的分析和建議，如果把能放開的都放開，政府和國企投資占比過大的結構性失衡就會改善，投資效率也可能會不一樣。
比如中國的汽車行業。上世紀80年代開始是外資進入，2000年後是民企投資進入，進而使汽車行業競争充分，發展也越來越好。從2017年開始，中國的汽車生産量、出口量和國内銷售量，逐漸成為世界第一。
結合這些事實，我們再回到中國的投資占比是否合理的問題。此前經濟學家們的研究表明，在很多開發中國家，由于人力資本水準低、技術落後、制度環境惡劣等限制條件的存在，這些國家的潛在資本回報率通常不高，很多錢會打水漂。
在2005年前後，固定資産投資占中國GDP的40%以上，在全世界都可以說是最高水準。是以當時很多人認為中國投資偏高了，很多錢會打水漂。但錢教授認為，要判斷投資是否偏高，一個關鍵名額就是看資本回報率的持續走勢，如果回報率始終很高，那投資增長就有合理性。
為了透徹分析這個問題，錢教授在2006年和白重恩、謝長泰合作完成了一篇高品質的英文論文，通過對1979年以來中國和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同一時期的投資回報率對比分析，給出了明确回答。
這個研究方法說起來不複雜，但難在資料的收集整理和過濾。具體研究測算過程，有興趣的同學可以看看這本書第三章，有專業門檻。這裡我直接說他們的結論。
他們研究發現：1979年至1992年，也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階段，中國的總資本回報率是25%；1993年至1998年，也就是開始明确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階段，中國的資本回報率是20%；1998年之後一直到2005年，中國的資本回報率始終保持在20%左右。
這是什麼意思呢？他們做了進一步對比，發現從1979年至2005年，中國的資本回報率一直明顯高于用同一方法測算的大多數發達經濟體，也高于很多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體。也就是說，至少在那20多年裡，中國投資增長快、占比高，是有内在合理性的。隻要中國的資本回報率沒有明顯下降，投資還會繼續增加。
當時他們的解釋是，中國工業部門的漸進式重組，正在促使産業投資向資本密集型轉變。從2006年到2012年，中國投資繼續快速增長，足以表明這項研究非常靠譜。
而在2012年之後的近十年，投資占比之是以有所下降，一是中國很多*礎設施投資完成了；二是居民收入和财富增長拉動了消費增長。此消彼長，延續多年的投資占比偏高問題，是以得到了部分緩解，但是投資對中國仍然非常重要。
中國經濟結構要破解的挑戰很多，通常會說到三個方面：一是投資過高，二是消費過低，三是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出口。
經濟結構調整，不僅要看這三個方面比例的調整，更要調整政府與居民、與企業、與市場的關系。
中國的資本回報率，從1979年至2005年始終高于大多數發達經濟體和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其他經濟體，且浮動較少，這解釋了投資增長的内在合理性。
說到創業創新，你可能會想起“雙創”政策，也就是2014年9月以來，從中央到地方，政府倡導的“大衆創業、萬衆創新”的浪潮。這期間有很多創業創新成功的例子，從夜間經濟到各行業的獨角獸，比如得到。
對錢穎一教授來說，他對創業創新的了解，首先來自于他近距離觀察美國矽谷的創新文化。從1990年至2002年，他曾先後在斯坦福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教。這兩所美國名校，就坐落在舊金山周邊，離矽谷都不超過1小時車程。錢教授的很多同僚、學生，也在矽谷各大公司就職。
是以從2000年起，面對國内興起的網際網路創新熱潮，錢教授以創業創新為主題，從矽谷模式到中國企業，先後撰寫了十幾篇分析文章，比較集中地展現了他對創業創新的深入思考。
之前在展望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向時，錢教授曾明确提出，新的推動力很可能，也隻能是來自創新。那麼，他究竟如何了解矽谷的創業創新模式，又針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現實，就創業創新提出了什麼觀察和建議呢？我們一起看看。
提到矽谷，你肯定知道它是一個高科技産業區，被稱作電子工業和計算機業的王國，也是創業創新者的中心，誕生了衆多高科技公司，比如英特爾、谷歌、Facebook等。
但是，錢教授提醒我們，相對于其他地區，其實矽谷并沒有非常特殊的先進科技和技術突破。也就是說，矽谷并不是靠科技發明而崛起的。
在美國西部的矽谷核心區，像Facebook的創始人紮克伯格、COO桑德柏格女士等很多大公司的負責人，大都來自美國東部的哈佛等名校。可以說，矽谷不僅吸引了斯坦福和加州的精英，也吸引了美國和全球的創新創業者。
那麼，矽谷為何會有這麼大的吸引力呢？錢穎一教授總結說：矽谷作為一個成功的高科技企業聚集地區，優勢就在于，它有一種使企業家精神轉換成科技創新的環境條件，錢教授把它叫做“栖息地”。具體來看，“栖息地”包括了兩層含義。
第一層含義，先有企業家精神和創新活動，後有技術突破。你可能發現了，錢教授在這裡借用的，就是經濟學家熊彼特論證過的觀點，資本主義最大的活力，就是企業家的創新。很多時候，這種創新也是一種“創造性毀滅”，是破舊立新。如果把這層含義引申一下，創業創新的主體，隻能是有預見、有抱負和有想象力的，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和企業。如果用傳統的計劃模式和政府主導的模式，取代企業家來搞創業創新，可能行不通。
第二層含義是，在一個不太大的地區，可以集中地将企業家精神，成功地轉換為科技創新所需要的環境條件。在這樣的環境裡，管制性的規章制度更少，企業家受到的限制也更少；同時，領先的研究型大學，創新型企業的關系也更緊密。高品質、高流動的人才也更多；再加上金融、法律、稅收等一系列的專業化服務，創業創新的“栖息地”就*本成型了。
用錢教授的話來說，矽谷不是計劃造出來的，也不是産生于僵化的體制，而是企業家充分發揮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産物。
好，到這裡我們了解了錢穎一教授，是如何看待美國矽谷的創業創新邏輯。根據錢教授的自述，他對創業創新的整體看法，其實來自于兩位奧地利經濟學家，哈耶克和熊彼特。
這些看法的核心就在于：充分利用市場的效率，鼓勵自下而上的、分散的創業和創新。
哈耶克最著名的理論，就是利用市場，更有效地配置資源。因為市場效率，來自于個人和企業可以充分利用分散的市場資訊進行決策
熊彼特的核心主張是，市場創新和創業，主要靠有冒險精神和務實行動力的企業家，企業家精神就是創業精神
錢教授說，如果把哈耶克的思想運用于創新，自然就會得出一個結論：自下而上的開放式創新，是最好的利用分散資訊的創新方式。
在中國，盡管從1992年起市場經濟體制正式取代傳統計劃經濟體制，2013年中央檔案也明确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但是錢教授發現，其實當時的中國，依靠政府來主導經濟的觀點，影響力依然很大。
比如在創新領域，從政府部門、高校研究機構，到部分企業，對于政府主導創新和政府支援創新的渴望，仍然十分強烈。
在錢教授看來，“大衆創業、萬衆創新”的雙創浪潮之是以對中國很有價值，并不在于那是醫治中國經濟問題的靈丹妙藥，而是在于“雙創”本質上是自下而上的草根活動，主要依靠民間力量，依靠市場機制。
同時，他還提醒：不能指望大衆創業和萬衆創新完全自發形成，因為還有不少制度性障礙，事實上會影響“雙創”的發展。
一方面，政府不必主導或管理具體的創新
另一方面，政府在制度安排和環境建設等方面要有恰當作為，盡可能減少影響創業和創新的制度性障礙。
結合錢教授的相關闡述和建議，政府可以有所作為的制度性安排和環境建設，至少包括兩個方面：
一是搭建開放競争的平台。這就要盡可能減少對民間投資和創業創新的限制，在更多領域鼓勵個人和企業進入，同時保護并鼓勵公平競争，反對壟斷。從這幾年的實踐變化來看，确實有更多領域在向民間投資和創業創新開放，比如新能源産業、城市交通、人工智能、醫療健康等，這些行業也在過去幾年爆發出驚人的活力和創造性，産業規模巨大。
二是建構服務型政府，這一點對創業創新至關重要。過去，政府習慣于對大量具體的經濟活動進行管理，主要目标不是友善企業創業創新。比如個人要注冊一家企業，在2015年之前仍然非常繁瑣，從送出注冊到驗資核查，短則兩三個月，長則一年半載才能完成。但這幾年政府部門大大簡化了流程要求，公司注冊可以在一個月内完成。再比如工商部門規定，企業每次變更股東，所有股東都要當面簽字。錢教授認為，這對于新創企業就極不友善。工商部門有這樣的要求，可能是此前有股東僞造簽字，出現法律糾紛。但僞造簽字是違法事件，理應由司法部門處理，工商部門應簡化要求。
除了上述兩點，錢教授還特别提到，清華經管學院從2002年起參與的一個“全球創業觀察”調研項目，這個項目覆寫70多個國家和地區。從2015年的調研結果來看，中國在有關創業創新的“教育教育訓練”和“商務環境”兩個方面，得分較低，明顯落後于美國等經濟體。
先來看教育教育訓練。比如創業者的受教育程度，中國擁有大學大學以上學曆的所有創業者，隻占創業者總數的9.2%，而美國這一比例是51.7%。
再來看商務環境，針對創業創新者的金融支援等環境條件，在中國其實也亟待改善。比如，大量中國創新型企業獲得的主要投資，來自于個人、家庭和各類風險投資，融資管道相對狹窄。
是以錢教授在書中多篇文章裡反複強調的是，自下而上的創業創新對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至關重要，鼓勵企業家精神并保護企業和企業家權益，對創業創新至關重要。這不僅涉及産權安全，更重要的是推進制度和環境不斷改善，推進中國經濟體制的深層次改革。
矽谷并沒有特殊的先進科技和技術突破，之是以能聚集那麼多高科技企業，主要是有能使企業家精神轉換成科技創新的環境條件。
大衆創業、萬衆創新之是以對中國很有價值，因為“雙創”本質上是自下而上的草根活動，主要依靠民間力量，依靠市場機制。
政府不必主導或管理具體的創新，但可以在制度安排和環境建設等方面有所作為，盡可能減少影響創業和創新的制度性障礙。
之前在《經濟學》這本書中我們講到，針對傳統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種體制的優缺點，經濟學家薩缪爾森提出了一個介于兩者之間的“現代混合經濟”，重點就是把市場競争和政府幹預相結合。
但從2000年起，錢穎一教授對此進行了新的思考，提出了他的新看法。錢教授認為：在計劃經濟和傳統市場經濟兩種體制之外，人類社會真正努力建設的，實際上是以法治為*礎的“現代市場經濟”。
換一個思路來看，世界上有很多國家在實行市場經濟體制，但實際上有的是“好的市場經濟”，有的是“壞的市場經濟”。在曆史上，絕大多數國家曾長期停留在壞的市場經濟中。
那麼，究竟如何區分市場經濟的好與壞，為什麼法治是現代市場經濟的*礎，是邁向好的市場經濟的關鍵？我們一起來看。
錢教授認為，有了良好的法治建設，就能有效地保護産權。這一點非常重要。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隻有自己的産權能得到法律保護，企業家對投資的回報才會有相對穩定的預期。否則，企業生意做大了或個人财産多了，企業家都會不踏實。這不僅關乎企業家的激勵，也是檢驗市場經濟制度的試金石。
是以，有了良好的法治，企業家更願意放手投資，經濟會更有效率和活力，更容易實作好的市場經濟。
與此同時，良好的法治，還可以防止兩種掠奪對經濟造成的破壞。是哪兩種掠奪呢？
第一種掠奪，是私人掠奪。比如鄰居偷了你家東西，或者生産者以次充好，又或者欠農民工的工錢，以及知識産權得不到保護，等等。這些私人掠奪之是以存在，要麼是無法可依，要麼是有法不依。
第二種掠奪，是政府掠奪。比如費用攤派和亂收費，腐敗、惡性通貨膨脹、關稅保護，以及政府不公平的補貼，等等。如果制度設計不當，沒有公平性，那就是對個人和企業的掠奪。
導緻這兩種掠奪的原因其實也不複雜，要麼是政府不作為、社會混亂；要麼是政府權力過大，過多幹預市場。最終，這兩種掠奪影響激勵，毀壞效率，打壓活力。
比如19世紀中期，歐美國家的傳統市場經濟，上述兩種掠奪都很猖獗。資本家們發家緻富，但是大多數勞動者利益受損，結果就是社會不穩定，沖突很尖銳，經濟呈現一種低效率。
但是，在傳統的市場經濟中，想要限制這兩種掠奪并不容易。為什麼呢？因為經濟實體之間的合作，靠的是雙方的信譽和關系，而不是專門的機構，比如國家或者法律。
一句話總結就是，傳統的市場經濟，它的運作不是*于法治，而是靠權力、利益和人際關系，這些維系因素有明顯缺陷。而錢教授所強調的“現代市場經濟”，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國家與經濟的關系，是*于法律規範。
通過立法和執法，限制私人，也限制政府。讓私人和政府都不能随心所欲，在一定的邊界内做事，才能實作好的市場經濟。
總結一句話：現代市場經濟的實質就是以法治為*礎，以獨立自主的企業為主體的自由交易經濟。這是錢教授的一個核心闡述，這句話包含了四個重要資訊，我們一一拆解來看：
一是以法治為*礎，而不是靠中央計劃、權力、利益和人際關系；
二是企業要有獨立自主的權利，自行決定生産經營，即使是國有企業，也應當有更獨立自主的經營授權；
三是企業是真正的經濟主體，而不是政府；
四是市場規則主要是自由交換，而不是管制或歧視。
很顯然，這其中的首要和核心特征，就是以法治為*礎，因為法治可以在市場經濟中起到兩個關鍵作用。
第一個作用，就是限制政府。如果政府行為完全不受制約，經濟自由就無從談起，也就沒有現代意義下的市場經濟。
第二個作用，就是讓政府公平執法，為此政府與經濟、與市場之間要保持距離，進而起到在經濟交易雙方之間的第三方作用。
既然好的市場經濟是以法治為*礎，是以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下，錢教授認為政府就一定是有限的政府，同時也必須是有效的政府。怎麼了解這句話呢？
所謂有限，就是不能讓政府覺得無所不能。如果政府包辦一切，什麼經濟事務都要介入，那這種市場經濟和傳統的計劃經濟就沒有本質差別，從結果來看，政府也隻能有限作為。
所謂有效，就是政府把該管的都得管起來。比如我們之前分析過美國市場經濟為何有效，最重要的是從制度安排上，既要充分保護私有産權，更要明確定護那些發明創新者的知識産權。
從有限和有效這兩個重要次元來看，一方面表明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成就是顯著的；另一方面表明中國的經濟制度，在全球仍處于相對低品質的水準上，因為政府對經濟的幹預還是偏多。
同時，很多關于市場制度建設的名額，比如政府的透明度、司法的獨立性、産權的保護程度，以及政府的監督能力等，在中國都還需要加強。這些問題不解決，好的法治的市場經濟離我們還會有距離。
既然法治如此重要，那它能不能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自動形成呢？當然不可能。不過錢教授通過進一步分析得出，在市場經濟體系下，有三種主要力量可以推動法治建設。
第一種力量，來自于内部利益相關者對自身利益的關切。比如，有财産的人，一定希望法律保護個人的合法财産；買了房的人，會要求在小區的物業管理中有合法的話語權；買了股票的人，會希望獲得媒體對于上市公司的資訊報道，甚至曝光上市公司的惡劣行為。
第二種力量，來自外部壓力。比如，中國加入了WTO，處于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下，那就必須遵守中國加入的國際公約，必須對知識産權等有法律限制意義的事，提供對内和對外的雙重權益保護。
第三種力量比較獨特，它來自知識。這很容易被人忽略，總覺得知識不一定有那麼大的作用。錢教授說，比如學者的研究成果和媒體傳播，不僅是資訊的交流，也是知識的創造。特别是有關市場經濟理念的啟蒙，有關競争、價格、産權、激勵等具體經濟知識的傳播，可以開啟民智，讓市場經濟的常識逐漸深入人心，進而推進法治。
很顯然，從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來看，正是内部利益、外部壓力和知識，這三種力量的結合和互相作用，推進了中國的改革。同時，這三種力量也在改革過程中，促進了市場經濟的法治建設。
錢教授認為，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潛力是巨大的，但政府、企業和個人的很多行為，是否有充分的限制，也還有争議。
說到底，所謂好的法治的市場經濟，就是政府、企業和個人，各自歸位，各司其責，也各有所止。讓政府的歸政府，讓企業的歸企業，讓個人的歸個人，努力讓三者各得其所，是值得不斷努力的大方向。
好的市場經濟就是現代市場經濟，其實質就是以法治為*礎，以獨立自主的企業為主體的自由交易經濟，是有效率和有活力的經濟。
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下，政府一定是有限的政府，同時也必須是有效的政府。私人和政府都不能随心所欲，都需要有行為邊界。
内部利益、外部壓力和知識，這三種力量推進了市場經濟的法治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