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王樹聲來到女兒所在部隊看望她，可能是由于穿得過于樸素，門口的衛兵沒有認出他的身份，聽王樹聲說明來意後，衛兵給了他一張探親表讓他填寫，随後讓他在外面排隊等候。
王樹聲沒有絲毫抱怨，也沒有表明自己的身份，他就像一個來探親的普通家屬一樣，按照流程在外面排隊等候。
等女兒接到電話出來時，已經是一個小時之後了，那時還是寒冬，王樹聲的女兒王季遲看到父親就這樣在外面受凍，心疼又有些氣憤，但她知道以父親的性格是絕對不可能亮出身份求便利的。
其實，類似這樣的事情數不勝數，開國大将王樹聲就是這樣一個既有原則又大公無私的人。
王樹聲，1905年出生于湖北麻城乘馬崗項家沖，1923年考入了麻城高等國小，在校長和堂兄的引領下，王樹聲開始閱讀進步書籍，參加反帝愛國運動，走上了革命道路。
畢業之後，王樹聲留在了家鄉的私塾擔任老師，不久後升任了乘馬崗初等國小的校長。
1926年，王樹聲正式入黨，擔任乘馬崗地區的農民協會組織部長，帶領農民開始武裝運動。
在此期間，他多次帶領農民自衛隊打擊土豪劣紳、懲治土匪惡霸，将近萬人的土匪黑惡勢力打得抱頭鼠竄，再也不敢回鄉作亂。
1927年，王樹聲參與組織了麻城起義，戰後起義軍被改編為工農革命軍鄂東軍，由他擔任第二路軍的分隊長，随後王樹聲帶着這支部隊在木蘭山一帶開始遊擊鬥争。
1930年，中共鄂豫皖邊特委正式成立，王樹聲被任命為特委委員、工農紅軍第1軍第1師第1團的團長，與兄弟部隊聯合作戰，先後參與了京漢鐵路、楊家寨、揚平口、花園鎮等地的突襲戰鬥，獲得了三戰三捷的好成績，殲滅敵軍多達2600餘人。
1931年11月，紅四方面軍采用“圍點打援”戰術發起黃安戰役，王樹聲臨危受命，負責最艱難的“打援”部分，帶領部隊阻擊援軍。
經過長時間的奮戰，三個師的援軍被擊退，1.5萬敵軍戰士被殲滅，這次戰役大獲全勝，黃安正式解放。
1936年，紅四方面軍東渡黃河，成立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準備發動甯夏戰役，王樹聲當時雖然還在病中，卻堅持随軍參戰，先後擔任了西路軍副總指揮、軍政委員會委員等職務，多次參與指揮河西走廊的戰鬥。
可惜，西路軍最終慘敗而歸，身為進階指戰員的王樹聲自責不已，毛主席聽說他的情況後，将他接到了延安，讓他暫時遠離前線，去往抗大進修學習。
抗日戰争爆發之後，王樹聲重回前線，先後擔任了晉冀豫軍區副司令、太行軍區副司令、河南軍區司令、中原軍區副司令等職務，帶領部隊與日軍展開血戰，為抗日根據地的發展和抗日戰争的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解放戰争時期，王樹聲曾參與中原突圍，帶領左路軍先後突破了敵軍重點防守的兩個鐵路防線，破壞了敵人的運輸便利，随後他跟着劉鄧大軍一起挺進中原，為重建大别山根據地掃清了障礙。
1949年5月，王樹聲升任湖北軍區副司令兼鄂豫皖邊剿匪指揮部司令，統一指揮湖北軍區與三野、四野部隊，徹底殲滅了大别山的殘留國民黨部隊，活捉了國民黨中将司令王憲。
建國之後，王樹聲依然奮鬥在軍隊建設管理的一線，組織軍械研究制造、制定現代軍隊管理條例和訓練内容等工作，先後出任了湖北軍區司令、中南軍區副司令、國防部副部長、總軍械部部長等職務，1955年被授予開國大将軍銜。
随着王樹聲官職越升越高，找他攀親戚、走後門的人也越來越多，希望他能用權力地位幫忙弄個一官半職，這些人顯然還停留在舊社會的“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中。
王樹聲是個極為嚴肅的人，對于這樣的無理行徑，全部嚴詞拒絕，王樹聲說：“我的職權是黨和人民給的，主旨是為人民服務，怎麼能用來謀取私利呢？”
除了親戚朋友，王樹聲對于子女地限制也十分嚴格，不允許子女因為他的身份享有任何的特殊待遇。
在國家困難的時候，許多糧食物資隻能用票來購買，而且這些票的數量都是有限的，王樹聲作為進階上司，分到的票自然是比較寬裕的，但他卻禁止家裡使用這些糧票、布票，吃穿用度都按照普通百姓的标志來，不允許搞特殊化。
他作為進階上司是有配車的，但他從來都不允許孩子坐他的車出門，甚至連他自己坐車，都要求每個月在他的工資裡面扣除車費，堅決不占國家一分一毫。
在擔任國防部副部長期間，王樹聲經常出訪或接待外賓，經常會收到外賓送來的禮物，王樹聲每次都是很禮貌的收下，然後全部充公。
外賓有時候會直言這個禮品是送給個人的，但王樹聲從來沒有接受過，就算是收到一顆黃豆，他也會上交國家。
王樹聲的言傳身教，造就了孩子們的勤勞低調，王季遲進入軍隊時，沒有人知道她是大将的女兒，而她也沒有任何的優待，在部隊中的所有成就都是自己拼搏出來的。
1974年1月7日，為國家奉獻一生、剛直不阿的鐵血将軍重病離世，享年69歲，黨中央為他在北京八寶山公募辦了隆重的追悼會，舉國悲痛。
王樹聲臨終前的最後一個要求，就是将他的骨灰送回家鄉，回到那個他最開始奮戰的地方，上級上司準許了他的要求，将他的部分骨灰帶回了麻城烈士陵園，與曾經并肩作戰的戰友葬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