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宋元”面孔

同治七年（1868年）2月21日，剛上任江蘇巡撫的洋務派得力幹将丁日昌，發起了一場查禁焚毀“淫書”的活動，意在重新控制曾經在太平天國治下的江蘇人民的思想。在得到朝廷批複後，丁日昌列了兩批禁毀書目，共計268種。其中《三國演義》和《水浒傳》合刻的《漢宋奇書》赫然在列，強調“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北定中原，複興漢室”的《三國演義》因為立場的原因被列為禁書，在思想禁锢的清朝這并不意外。這本誕生于元末明初的長篇小說，内容圍繞在正統與篡逆、正義與不義、英雄與奸雄的對立中，這種對立引申出的争議，恰恰寄托了一種長期來自于人民大衆思想中的共識性内容。

董每戡先生是中國著名的戲曲家、戲曲史研究專家，他從民間流傳的戲曲出發，将中國古典文學涵蓋其中，《三國演義》的著名片段誕生了中國戲曲史上的一幕幕名篇。董每戡先生對《三國演義》的研究也格外深入，從《三國演義》時代、作者和藝術諸多問題入手，對《三國演義》較為容易引起争議的諸如正統觀念、忠義觀念、愛國主義、曆史真實和藝術創作等作品熱點問題，提出了個人的見解。而今，北京出版社将這本《試論》收錄在“大家小書”這套書系中，讓人們重新了解上一輩名家對《三國演義》這部經典著作的各種研究成果。

正統與篡逆在《三國演義》中，雙方各有一個代表，正統的代言人為劉備以及他的蜀漢政權，反面則是曹操和他的曹魏政權。這種簡單的二進制對立建立在中國傳統的曆史觀上，“正統論”的概念不言而喻，在曆史上各種新政權絞盡腦汁的去尋找自己所建立政權的合法性來源。古人想出無數辦法來證明自己的合法性，血緣、定都地點、國号、神話、異象等，無數的強取豪奪者隻要尋找到了被大衆認可的合法性，他所做的一切都被賦予了正義的光芒。而曹操恰好沒有這些，他生于宦官家庭，定都選在許昌自己的勢力大學營内，以魏為号，一度稱王風頭壓過漢室皇族，沒有神話沒有異象，年輕時還被當做潑皮頑童，這一切讓後世對于曹操始終難以正眼相看，時間讓曹操失去了話語權，難以在曆史上為自己辯護。而後世對于曹操的諸多負面評價董先生在書中對此進行了考究。

曹操的負面評價由來已久，在董先生的考據中發現，在距三國時代不久後的南北朝時期，曹操的評價就已經“毀譽參半”，劉宋時期劉義慶所著的《世說新語》中，有關曹操的記載約有14條，恰好毀譽各7條。對于曹操的負面評價是有的，但沒有後世這麼多，也可見在當時對于曹操這個人該如何評價就有着相當大的争議。董先生認為至少在距離三國時代較近的南北朝對于曹操的定論是有的，“曹操便是兩罪相兼，既好且壞的人；後世強調他的壞處，隻能是誇大了，卻不能說是絕對‘歪曲’了。”

直到兩宋時期，曹操的形象卻急轉直下，負面評價急劇增多，在文人士大夫筆下逐漸成了奸賊的代表。他們放過了有稱帝心思的孫堅，也放過了實踐篡逆的袁術，而是将炮口對準了曹操。曹操成為宋代群眾的情緒發洩口。在董先生看來，擁劉反曹的思想，不光是羅貫中有意而為之的創作手法，也是自宋至元長久以來人民心中更願意相信的三國模樣。宋朝在當時屢被北方少數民族欺辱，領土被侵占，“靖康之恥”印在當時每個宋人的心裡，中華大地被割裂為南北。而三國故事中，曹操作為北方統治集團，屢次想向南向西掠奪領土，但在孫劉的聯合下被拒之門外。諸葛亮窮盡蜀中人才、資源，六出祁山希望收複漢地，那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的誓言，讓失去故土的宋朝人民有了強烈的認同感。在南宋著名愛國詩人陸遊的《得建業倅鄭覺民書言虜亂自淮以北民苦徵調皆》中，第一句就是“邦命中興漢，天心大讨曹。”而在羅貫中生活的時期，元末的蒙古政權統治可以說是十分黑暗，漢族人民被歧視被壓榨，人民苦不堪言。在各地不斷的人民起義、軍閥割據中，羅貫中和元代人民一樣，對于三國的故事内容有着較為深刻的感受和了解，宋代的精神象征仍舊影響着人們。是以，對于曹操形象的定型并不是由《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所決定的，而是宋、元兩代人民的思想情感。是以董先生對此評價道：“這部曆史小說在我們心目中之是以有極高的評價，也就為了它能表達群衆的理想和願望，因而充滿了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

董每戡先生這部書出版已經60年了，書中有些觀點可能與《三國演義》這些年的新研究有些差異，但當我們讀《三國演義》這種經典作品時，書中的疑惑還是會有，而這本書恰恰是針對這些疑問，以董先生的學識和研究為《三國演義》一代又一代的新讀者解答其中的疑問。

本文首發《北京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