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韓國王正祖李祘（1776-1800年在位）曆來是南韓古裝影視劇中的常客，近年播出的《成均館绯聞》《逆鱗》《思悼》等一系列影視劇更是深刻影響了我國觀衆對這位北韓國王的認識。今年冬季，MBC電視台又聚焦正祖李祘的家庭生活，将他與宜嫔成氏(1753-1786)的故事拍成一部青春羅曼史——《衣袖紅鑲邊》。該劇将正祖李祘塑造成一位癡情之人，他與成氏的愛情故事亦是可歌可泣。然而李祘筆下的成氏究竟是一位怎樣的女性呢？他與成氏的故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衣袖紅鑲邊》海報
按李祘撰寫的《宜嫔墓志銘》與《宜嫔墓表》所言，成氏“踰十歲，選入掖庭”，“以闾巷卑微之地，生此拔類之賢，載誕元良（即文孝世子，1782-1786），寵承嫔位，殆若有不偶然者”，可見成氏出身寒微，在年少時被選入宮。李祘在早年時已看上成氏，他寫道：“（成氏）承恩之初，以内殿（即孝懿王後金氏，1754-1821）之姑未誕育，涕泣辭以不敢，矢死不從命，予感之不複迫焉。”然而君王的忍耐隻是暫時的。待李祘再廣選嫔禦之時，他再次要求成氏應選，不過成氏仍然拒絕。于是李祘“責罰其私屬，然後乃從命，自當夕之月即有身。”可以看出成氏并非像劇中那樣戀慕李祘，而是迫于王命，不得已成為王的女人。
正祖李祘禦制《宜嫔墓志銘》，南韓學中央研究院藏書閣藏品
正祖李祘在納成氏為後宮之前，已有正妻孝懿王後金氏，元嫔洪氏(1766-1779)、和嫔尹氏(1765-1824)等數位嫔禦，但這些女性均未生下任何子女。和嫔尹氏入宮不久後就宣稱懷孕，在徐命善等少論大臣的建議下，李祘下令設定産室廳，等待尹氏生産。與此同時，宮中傳出了内人成氏懷孕的消息。1782年九月，成氏生下一子，這就是文孝世子。
進入18世紀後，北韓的宮廷制度發生了一項顯著的變化，即國王的嫔禦哪怕生下儲君，也無法成為正宮王妃，正妻永遠是正妻，妾永遠是妾。這項規矩是由肅宗李焞（1674-1720年在位）鑒于後宮争鬥而定下的，其實也反映出當時嫡庶制的固化。實際上在北韓前期，文宗（1450-1452年在位）的顯德王後與中宗（1506-1544年在位）的章敬王後都是從妾而升格為正妻，但在成氏生活的18世紀，這是絕無可能之事。
正祖李祘禦制《文孝世子孝昌墓神道碑銘》，南韓學中央研究院藏書閣藏品
成氏得寵時，宮中的長輩有李祘的祖母——王大妃貞純王後金氏、生母——惠慶宮洪氏，此外還有同為王的女人——孝懿王後金氏與和嫔尹氏。可以想象得到，哪怕母以子貴，位居正一品嫔位的成氏在長輩雲集的森嚴宮廷之中絕不敢高調，隻能小心謹慎行事。孝宗（1649-1659年在位）的驸馬鄭載侖（1648-1723）曾在《公私聞見錄》中寫道：“後宮于所産子女不敢爾汝，蓋不敢自母于其子也。”也就是說，後宮嫔禦對自己所生的子女也要使用敬語，不敢以母親自居。這是因為國王的子女自然是身份尊貴的王室之人，而生母依然隻不過是低賤的嫔禦。正祖李祘的親祖母，即思悼世子生母暎嫔李氏就是這麼做的。“（暎嫔）曰：元子（指思悼世子李愃），坤殿（指貞聖王後徐氏）取以為子也；吾，元子之私親也。吾豈敢認以為己子也？”（正祖李祘：《暎嫔行狀》）成氏也延續了這樣的慣例。文孝世子出生後，即由孝懿王後金氏作為己子，而金氏仍令成氏負責養育文孝世子的具體事務。按《宜嫔墓志銘》的記錄，成氏對待文孝世子是“躬執賤役，言語極其尊敬，或言其太過，則曰：儲君也，内殿之子也，我何敢以己出而自尊乎？”
與《衣袖紅鑲邊》中古靈精怪，頗有主見的成氏形象相反，李祘筆下的成氏是一位極為遵守儒教道德，非常順從夫君的女子,并且“敏女紅，善烹饪，即其餘事而筆翰亦自超凡”。李祘也承認，自己有時候并不太好伺候，“禦宮掖嚴而近苛”，也不會示恩寵于成氏，但她仍然能處事圓滿，即“猶能積誠竭力，直前無退，使所執之義理終歸于至當至正之地。”
《衣袖紅鑲邊》中的成氏被塑造成一個頗有主見的女性形象
按同時代的中低階官員黃胤錫（政治上屬于老論）的日記所錄，成氏的名字——“德任”乃宮中所賜名，當時成氏剛剛生下文孝世子。這是一個佳名，“德”字自不用說，與“德行”“品德”相關，而“任”字很容易讓人聯想其周文王之母“太任”中的“任”。在18世紀中晚期的北韓，“蕩平”是最重要的政治關鍵詞，也是君王們為之努力的政治目标。所謂“蕩平”，即“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這出自《尚書·洪範》，在當時指的是不拘黨派，啟用人才，也是王權對臣權的一種壓制。在北韓君臣看來，西周的統治繼承了蘊含“蕩平”原理的《尚書·洪範》，是理想的政治模範時代。（詳參金伯哲：《王政的條件》，Ehaksa2021年版，第86-87頁。）李祘本人也極為推崇西周的政治，認為可以通過“蕩平”在北韓八道實作如西周一樣的儒教理想社會。在這樣的情況下，将儲君之母賜名“德任”，顯然蘊含着李祘對未來政局的期待。
宜嫔成氏親筆《郭張兩門錄》，首爾曆史博物館藏品
實際上國王越強調“蕩平”，反而越反映出政壇上的黨争現象仍然嚴重，而前朝的黨争往往又與後宮的權力争奪聯系在一起。正如前文所說，成氏懷着文孝世子之時，宮中為迎接和嫔尹氏的生産而早已備有産室廳，但尹氏過了兩年多仍未生下子女。與成氏的宮女出身不同，和嫔尹氏出身名門，經過揀擇而直接成為正一品的嫔，并賜有宮号——“慶壽”。但成氏懷孕後，并沒有立刻得到封号。按黃胤錫的日記所錄，惠慶宮洪氏多次向李祘提起：“德任腹漸高大矣！”，也就是催促李祘給成氏一個名分，而李祘隻是“微哂而已”。成氏的父親成胤祐本是惠慶宮洪氏之父洪鳳漢的下人，與洪家關系匪淺，也是以獲得洪氏的青睐。洪氏的催促，自然是為擴張自家的權力而鋪路，而洪家亦是老論中的一員。成氏生子後，才被封為昭容，随即進封宜嫔。此時支援和嫔尹氏的少論大臣徐命善仍然上疏請待尹氏産期，而不願提議将成氏之子封為世子，而老論大臣金尚喆反對徐命善這一做法，上疏請封世子。最終結果是李祘下令封成氏之子為世子，并撤掉為和嫔尹氏準備的産室廳，而徐命善也是以被罷職。如果從和嫔尹氏及其支援勢力的角度來看，成氏生子顯然并非他們樂見之事。
劇中的李祘
随後的數年歲月中，文孝世子獲得了貞純王後金氏、惠慶宮洪氏、孝懿王後金氏的一緻寵愛，而成氏本人的盛寵也在繼續。1784年五月，成氏又生下一女，但這位翁主沒有生存多久就夭折了。1786年五月，漢陽城中疹疫大熾，成氏的命運也迎來了巨變。
雖然當時宮中已下令禁止家中有患有疹疫的卿宰侍從入宮，但月初之時，文孝世子依然感染了此病。一開始時世子的症候尚不嚴重，在醫官們的診治下，症狀皆消，仿佛痊愈就在眼前。然而到了十一日，病勢急轉直下，已藥石難醫。在危急時刻，李祘“手擲東宮玉寶，親詣宗廟後夾門，哭呼曰：請活我兒！”哪怕國王與大臣們的哭聲響徹門内外，也于事無補，文孝世子在次日即死亡。按黃胤錫的日記所錄，當時漢陽城中傳言文孝世子的夭折另有隐情。此前内醫院醫官李挺楫與世子的乳母通奸，乳母是以懷孕而不再産乳汁。李挺楫為掩蓋奸情，暗中向徐命善建議道：“東宮必患乳積之症，不當使之飲乳，請出乳母于外。”不再飲乳的世子身體漸衰，患上疹疫後無力而死。黃胤錫認為這是徐命善等人厭惡成氏生下文孝世子而故意設下的陰謀。但李祘一再拒絕三司對李挺楫的處罰建議，僅僅是以“酌配（酌情流配）”搪塞過去。奎章閣提學金鐘秀對此非常不滿，面谏國王道：“挺楫、乳媪之輩俱是可問之人，而迄今不問，古今天下，甯有是耶？”
文孝世子死後，李祘多次親臨魂宮而立奠恸哭，到了朝廷上下都覺得國王有些過度的程度。成氏此時正懷有數月的身孕，長子的夭折更加刺激到了她敏感的情緒。九月之時，成氏親訪孝章世子的魂宮，經宿而歸，随後感到身體不适。醫女與醫官們入診用藥，卻收效甚微。該月十四日，成氏早産生下一子，未幾子死而成氏亦逝。按李祘的記錄，成氏在臨死前囑咐他以後多與孝懿王後金氏親近，由金氏生下儲君才是正道。聽完這樣的囑咐，李祘深為感動且表示同意。
正祖李祘禦制《宜嫔緻祭祭文》，南韓學中央研究院藏書閣藏品
成氏死後，李祘下令以1764年安葬暎嫔李氏的前例，即以“後庭一等”來辦理成氏的喪禮，并遵照成氏的遺願，将她安葬在文孝世子墓附近。李祘自己也承認，成氏的死亡有些詭異，他對大臣洪樂性說道：“病情奇怪，竟至于此。從今國事尤靡托矣。”史官在《實錄》中也留下了“蓋嫔病症非常, 時疑其有祟雲”的評論。按黃胤錫的說法，時人傳言成氏之死是和嫔尹氏的秘密毒殺，尹氏“僭妬于中宮，暗詛于成嫔”，是以王室要把尹氏“降宮号為房”。但該記錄并不見于任何官纂史料，“降宮号為房”的處罰也未見執行。《實錄》中還提到内官李允默被人舉報在成氏的藥物中動手腳，造成了成氏的死亡。但李祘否定了這一說法，他主張，“至于用藥一款，制之煎之，予必躬撿，此宮中内外之所知”，是以這些傳聞均為無根之言。此後有關成氏死因的流言與争論最終不了了之。
成氏死後的第二年，正祖李祘再納樸氏為綏嫔，樸氏在入宮後第四年生下一子，這就是後來繼承王位的純祖李玜（1800-1834年在位），兩年後又生下一女，即淑善翁主。李祘實際上并未聽從成氏的勸說多與孝懿王後金氏親近，孝懿王後金氏終其一生仍無所出，而和嫔尹氏亦未生下任何子女。李祘在去世前曾召見内定為李玜丈人的金祖淳，拜托他将來多多照顧李玜。按李祘的說法，“人君地極孤危，非妻家則何以為依乎？”（金祖淳：《迎春玉音記》）李祘本人其實未得到來自孝懿王後金氏家族的有效政治支援，是以希望李玜不要重蹈覆轍。然而正是這樣的安排，為19世紀的北韓政局走向外戚專權的“勢道政治”埋下了重要伏筆。金祖淳之女即後來生下孝明世子（後追尊為翼宗、文祖）的純元王後金氏（1789-1857），依仗她的存在與地位，安東金氏家族才得以順利開啟了持續半個多世紀的勢道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