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又一個災難性的情人節檔期以後，我們終于迎來了電影《花束般的戀愛》（以下簡稱《花束》）。一年前，這部電影在日本公映時，就曾引發觀影熱潮，連續六周蟬聯日本觀影人次冠軍，并入選當年的日本《電影旬報》年度十佳電影。而就目前在國内的表現來看，影片扛住了湧入的大衆觀衆的口碑，豆瓣評分居高不下，徘徊在了8.7分。
電影《花束般的戀愛》海報。
這其實也絲毫不令人意外，因為《花束》天然的是一部沒有觀影門檻、題材貼近生活、表達細膩真實的電影。沒有戲劇化的限制，它反而更接近每一段感情普世性的核心：兩個人，兩顆心，愛是怎麼産生的，愛又是怎麼消失了。
在本文作者看來，愛情羅曼史的底色，是成長命題。如果把男女主人公看作是同一個人的不同分身，那麼《花束》其實更像一部成長電影，而非愛情電影。它講述的就是從畢業到工作的社會化曆程中，一個人作出的不同選擇所帶來的結果。
撰文｜雁城
01
愛情與自由：
後青春期的自我
顯然《花束》的第一主題就是愛情。一段可供所有青年男女代入的感情，以至于看到開頭就想到結尾。最妙的一點是，人們往往認為觀衆渴望新鮮的故事，但事實上，他們并不介意，甚至渴望觀看自己早已知道的東西：
開端青澀的遇見、一拍即合的夜晚、不合群的兩顆心的互相映照，不是沒在《最好的時光》《安妮霍爾》裡見過，熱戀期的纏綿缱绻、分分鐘都妙不可言也不是沒在《情人》《和莎莫的五百天》裡見過，而最後當愛已成往事甚至負累更不是沒在《婚姻故事》《愛》裡見過。
電影《婚姻故事》劇照。
比這些電影裡的遇見更直接的體驗來自于觀衆自己的生活，經曆一段戀情，或觀看一捧花束的盛放與凋謝。正如電影符号學學者克裡斯蒂安·麥茨認為銀幕等同于鏡子，即使《花束》裡并不直接倒映出觀衆的面影，他們還是循着男女主角交替的内心獨白識别了自己。
《花束》講的不是一個“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的故事。沒有負心人，沒有第三者，沒有疾病天災車禍，沒有棒打鴛鴦的家長（他們隻是短暫的出現，又迅速地離場，留下結果未定的波紋）。剝離了這些戲劇化和特定情景的限制，《花束》反而更接近每一段感情普世性的核心：兩個人，兩顆心，愛是怎麼産生的，愛又是怎麼消失了。
說“真實”，并不是說《花束》如同新現實主義電影般樸素地模糊了因果關系、展示出無差别的日常。相反，它的劇情編排，包括諸多前後呼應引人感慨的細節，都是高度戲劇化的。比方說男女主角的相遇，就是在諸多巧合之下：末班車開走的夜晚，無意間印證的相似的電影偏好，一模一樣的兩雙鞋、兩張過期的門票。
電影《花束般的戀愛》劇照。
這些巧合和主人公略帶誇張的語調創作出一種稱之為“命定”的氛圍，看似失真，反而某種程度上接近着“愛情的本質”——無論經過多少帶有合理性的鋪排，真愛的發生都永遠被認為是“偶然事件”。
沒有人會冷靜理性、早有預期地“墜入愛河”。
齊澤克有本書叫《事件》。事件（event）在他的定義中，是“一些超凡的事情發生的場景”（something extraordinary takes place）。墜入愛河，在他眼中，就是這樣一種事件：
“這在人生中是一件大事。比方說，你有一個開心的生活。你很幸運。你有一個工作。你經常和朋友們見面。你沒有戀愛。你有時候會有一夜情。你在晚上和朋友們聚會。你可以喝得酩酊大醉。你可以去各種各樣的地方。突然，在完全偶然的情況下，你在街上摔倒了，有人扶你起來。他/她可能是年輕的男孩/女孩。這是你的人生摯愛。這是完全的偶然的情況，但是你的人生改變了。沒有事情是一樣的了。就像他們說的，當你回首過去的時候，你會發現自己的人生都是在為這個時刻做準備。愛情的幻象之一就是‘我這一生都在等你啊。’”
對齊澤克僅有粗略印象的人，可能很難想象他這個大胡子結巴學術搖滾天王能說出這麼戀愛腦的話。明知是“幻象”，戀愛中的人們還是會毫不猶豫地為這樣的事件買單。
2021年恰好有另一部熱門的日影，是濱口龍介的《偶然與想象》。片中，濱口用三個介于現實和超現實之間、靈光乍現着宿命感和想象力的故事，展現了他捕捉到的日常中的magic moment（奇妙時刻）。它們有些摻雜着色欲，有些則有點令人尴尬的無厘頭，有些甚至有點離奇科幻。《花束》看來更樸素貼地，但某種程度上異曲同工：愛情是生活中的magic moment。它本身已經是平凡中的傳奇。
電影《偶然與想象》劇照。
《花束》裡我另一個喜歡的點，是它論述的愛情與自由的關系。影片初始，素不相識的男女主角心有靈犀地反對了陌生情侶分聽兩隻耳機的行為。在相識并戀愛之前，他們都不了解為什麼會有人願意和對方分享不完整的音樂——這也太愚蠢了！左右聲道的音軌明明是殘缺的！然而，在喜歡上彼此之後，他們卻非常自然地成為了自己曾經鄙夷的、分享耳機的男女。
這個細節很妙，妙在後一個時刻發生的時候，當事者之間甚至沒人察覺。愛是分享，是讓渡，是犧牲，最神奇的是，這是一種無需思考的、先驗性的本能。齊澤克這時候又要說話了（他怎麼老說話）：“在戀愛之中，意味着放棄其他形式的自由，因為愛已經是最美妙的自由。你如果兩者都想要，那麼獲得的就永遠不是真愛。”
形成對照組的，就是《花束》裡耳機的第三次現身：已經同居的男女主角，面對工作的壓力，又不想打擾對方，就再次選擇戴上自己的耳機。這個平靜無聲的時刻其實石破天驚，盡管出于好意，但标志着在此之後，他們不再無邊界地融入對方的生活。構圖上，他們也在相識後第一次彼此獨立地出現在攝制同一空間的鏡頭中。
這一刻，其實勾連出了影片的第二主題，或者不如說，也是底層主題——後青春期的自我。
02
一部一個人的電影：
成功學與楊德昌
《花束》是一部兩個人的電影，也是一部一個人的電影。
《花束》的男女主人公有非常經典的文青式相識：因為彼此喜好的驚人比對而相識（押井守、瓦斯罐、今村昌平），同時也是因為彼此鄙夷的驚人比對而相愛（分享耳機的愚蠢情侶、不認識押井守而喜歡《肖申克的救贖》的“僞影迷”）。自我身份認同總由愛和恨，他者與自我的次元共同組成。是以男女主人公在自我搭建的譜系和象限内互相指認對方為soulmate（靈魂伴侶）。這其實在某種程度上，相當于攬鏡自照的納喀索斯——他們太相像了，更像一個人愛上了自己。
愛情羅曼史的底色，是成長命題。如果把男女主人公看作是同一個人的不同分身，那麼《花束》其實更像一部成長電影，而非愛情電影。它講述的就是從畢業到工作的社會化曆程中，一個人作出的不同選擇所帶來的結果。
如果說愛情對許多人來說還隻是一個聽過沒見過的“鬼故事”，那麼成長其實是一種更加普世的經曆。影片不勝其煩地使用具體的文藝作品和男女主角對其态度的變化，來辨別這種社會化程序對他們産生的影響：《塞爾達之勇者鬥惡龍》、今村夏子的《野餐》、《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曾經都是錨定他們“文藝青年”自我認同的重要證明，在進入社會以後，卻轉變成了被收起的switch、積灰的畫筆和“電影什麼時候都能看”的自我寬慰。
對于學生或者文藝青年來說，這其實是再具有代表性不過的一種轉向：曾經他們往往傾向于從文學/影視/遊戲世界裡汲取養分，這是一種向内的趣味。但畢業指引他們走向實際的生活，就要求他們擁有向外的定位。他們曾習慣從創作者的二手經驗材料中汲取養分，而如今不再通過其他人的叙事、濾鏡、視角、轉譯來認識所處的世界。
盡管都告别了無憂無慮的象牙塔，男女主人公還是各自作出了有代表性的選擇。曾經顯得甚至更堅定、更理想主義的男主人公，在被“一張插畫1000日元”的報價擊垮後果斷地成為了一名企業雇員。相較之下，女主人公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生活和趣味——影片對于她的工作的描述是更加模糊的，你隻能猜測這大概是一份薪資不高但清閑的工作。
影片多次描寫兩人在生活觀和趣味上的漸行漸遠，其中讓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書店裡的場景：女主角在檢視文藝類書籍，一回頭卻看見男主角在看《人生的勝算》，字面意義上的成功學。
然而《花束》最溫柔的一點是，盡管創造對比，甚至對立，但它其實沒有苛責年輕人應對社會化時的任何一種反應。雖然女主人公的選擇毫無疑問是更理想化或貼近他們初心的一種，她在感情中的溫和、敏感和無可奈何也讓她更像是那個被辜負的“無過錯方”，但影片卻給了這個作出不讨喜決定的男主角更多的關注。循着鏡頭，你能看見他熬夜、加班、應酬、點頭哈腰地被前輩教育“先努力五年，五年後就輕松了”——每個初來乍到的社會人都被畫過同樣的餅。
影片中還有一個隻活在轉述裡的司機。他和男主角同歲、來自相同的故鄉、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在某天上班時，他毫無預兆地把所有貨物扔進了東京灣，被逮捕時隻說了一句話：“我不是勞動者。”男主角注視着新聞報道，若有所思。
“我不是勞動者”，并不是說反對勞動者的價值、站在勞動者的對立面。相反，這可能才是來自于被壓榨、被異化的勞動者的宣言。不想成為螺絲釘，是因為做螺絲釘太苦了。
是以，《花束》并不是勸分小組裡那些标題為“我的文青男票畢業後隻看成功學了怎麼辦”且高贊評論為“不分等着組團加入樊登讀書嗎”的熱門帖。相反，它對于這熙熙攘攘的成年社會中的一切，都投以了解的、溫柔的、無奈的凝視。
正像我有一位朋友，在畢業後讀起了《疲勞自救手冊》《被讨厭的勇氣》這類她之前或許會嗤之以鼻的書。看完《花束》，她也感同身受地表示：讀成功學或許并不是一種需要被指控的幻滅時刻。因為對持續處于與生活搏擊中的當事人來說，那也許是一種求救的訊号。
讀成功學容易讓人覺得粗鄙，像大學生一樣沉迷電影文學也容易讓人覺得幼稚。那些沉迷電影文學的歲月，在有些觀衆眼裡看來不是一種天真浪漫的象征、純真時代的特權，相反是一種消費主義和刻意姿态，在真正的資本主義社會的重擊前立刻展現出幼稚和脆弱的一面。就像網友“SLJ的豆瓣”的短評中所說：“一起看個楊德昌電影，一起讀個小衆作家，甚至一起穿匡威開口笑，這多可笑，這不是一種成熟的浪漫觀，這恰恰是一種幼稚的，刻奇的，自戀的表現。不要把生活和責任放在浪漫的對立面，保衛周遭，保衛和正視現實生活也是一種浪漫的表現。”
楊德昌導演的電影《一一》劇照。
其實我覺得這位友鄰說得對，我也已經過了覺得電影是我的全世界的年歲了。但看完《花束》，我突然懶得用什麼本雅明的靈光來辯解文藝對在異化中掙紮的人可能就是救命稻草，我也同樣懶得去旗幟鮮明地抨擊一些幼稚和刻奇，仿佛自己從來沒有幼稚和刻奇過。
看着“成功學”和“楊德昌”，我前所未有地感到輕松，免于審判和被審判的壓力，因為看起來無論選擇哪本書，他們都可以好好地活。其實要我說，《花束》最理想化的一面，倒不是讓一對情侶好心分手，而是讓他們都認同了自己的選擇——劇烈成長中的自洽哪有那麼容易？誰沒有在“初心”和“欲望”之間咬牙拉扯的時刻？誰能夠那麼果斷堅定地走某一條路？隻是土井裕泰柔化了這一切，讓很多輾轉難眠間的悔恨變成了下次見面時默契的一揮手。這是愛情的表态，也是成長的表态。何其潇灑，像徐志摩所說：“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這也是為什麼，《花束》給我的寬慰最終超過了傷感。“像花束一般的戀愛”不隻是說，戀愛與花束一樣，終将随風而逝。它也是在說，即使知道它即将随風而逝，也仍然情願駐足過這樣的美。這喻體也可以同樣換成青春，換成成長。這是一場難以預見的、創傷性的遇見（按齊澤克說的，an totally unpredictable traumatic encounter），但即使一早便知，也無悔再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