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幽靈，一個娛樂主義的幽靈正在世界上空飄蕩。
娛樂早已不再是一種具體的活動，而是一種傾向、一種解讀思路、一種生活姿态。既然是一種傾向和姿态，那麼它已不再受任何場域或平台的限制。迄今為止，這種姿态幾乎可以應用在所有場合中。
這時，如果我們仍僅僅把研究局限在社會學層面，那麼我們和電視時代的人有什麼差別呢？
娛樂不是一種社會現象甚或産業，它已經成為一種時代精神，它必須進入哲思領域。
什麼是娛樂？
所謂娛樂就是對意義的淡化和消解。
理性總是試圖為世界編織一個意義之網，讓荒蕪的世界顯得有秩序起來。然後将人類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活動也放置在有意義的位置，以使其變得值得了解或可以了解。
但是我們總有一些行為在理性之外，當然也在意義之外。
我是如何認識到這一點的呢？
多年前一個午後，我因為病痛不得不請假去醫院，開好藥後急匆匆的趕回學校，因為耽誤了事情感到懊惱，一邊趕路一邊計算這一個小時的損失。遠處傳來笑鬧聲——兩個三四歲的小孩子，他們在塑膠袋裡裝了一個小石子，打上結，奮力往天空抛，比賽看誰扔的高——其實根本就沒有像樣的競争，沒有任何積分規則，沒有任何行動效果回報，一遍又一遍輪換着撿起來扔上去、撿起來扔上去。
我震驚地站在旁邊看了很長時間，直到牆上的陽光由白色變成金黃色。
整整一下午時間，竟然就這樣被消耗掉了，這是任何一種理性所不容許的——它沒有任何意義。
這是一種典型的娛樂活動（我們稱之為“遊戲”）。其典型性就在于它不帶絲毫意義（甚至不是為了鍛煉身體）。
任何一種活動，其所附着的意義越少，娛樂性就越強。
理性不容忍娛樂，但卻能了解娛樂，接下來我試圖了解娛樂的精神動因。
娛樂是意義的淡化，那麼娛樂精神就是一種對意義的拒斥性姿态。
注意，我們首先應該在這一姿态中看到一種解放性的沖動，它含有對權威的“和平否定”。
權威的存在本來就是不合理的。在人類曆史上，有些權威曾經依靠先天的優越身份和職位獲得，但現在他們已經難以為繼了。但是還有一些權威是靠以往的成功或其他領域的成功來為自己背書的。這些權威的形成不是靠經驗或理性的直接證明，而是靠不在場的功業實作間接支撐的，它利用了群衆的懶惰和盲目。
真正的權威包括價值權威和知識權威（通過恐吓和威脅建立起來的政治權威不是權威，隻能叫實力優勢）。不論哪一類，它們都壟斷了思考的權利，聲稱能夠提供唯一正确的言行方式。現時代中國社會中大到對邊緣人群的批判、對異己言論的批判；小到“紳士淑女”的要求；“經典必讀書目”的要求，這些都展現了權威對生活标準的壟斷。
對言行标準的壟斷實際上是對意義的壟斷，它完全不尊重個人選擇和個人好惡，将很多事務簡單劃出對錯之分。
這些權威并不來自一個殘暴的政府，更多的是來自于長輩、親人。
年輕一代既要捍衛自己的個性，又要将鬥争控制在溫和的程度上。娛樂精神所帶有的戲谑性調侃和解構就成了他們“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最趁手的武器。
“惡搞”行為最常見的對象往往是那些經典作品，它們是宏大叙事的代言人，是意義的權威形象。
網絡語言的盛行展現了對官方叙事的反叛，這種語言縮略的程度類似暗語，其更新速度強到似乎想擺脫什麼東西，如果真是這樣，它要擺脫的就是來自成人世界“權威”的追捕。這無疑是新時代的白話文運動。隻不過後者的目的是代替舊語言，帶有很強的革命性；而前者并不想推翻什麼，它隻是想建構一個識别性超強的、滾動的文化社群，這個社群不容忍強大的話語權——這是一個平權社群。
除了對權威的和平反抗之外，我們還要在娛樂精神中看到對生活壓力的免疫性反抗。
在小說《白鹿原》中，白嘉軒是一個正直的、不苟言笑的人，他對黑娃一家恩重如山，但是做了土匪的黑娃卻要把他的腰打斷，因為覺得白嘉軒的“腰杆太直了”。
理性為世界提供秩序和重量，但一個意義飽滿的世界卻顯得過于肅穆、過于沉重。它不允許出現漫無目的的、輕佻或戲谑的事情。但一件事情帶有過于明确的意義時，目标性、功利性使其成為一個任務，和執行人也産生了疏離感。
意義并不是存在的支柱，無意義才是存在不可擷取的部分。原因很簡單，在原始時代，我們尚未産生關于意義的自覺意識，直到距今2000多年的軸心時代，我們才開始為世界标記意義——先有存在，然後有意義。
壓力的本質并不是疲倦感，而是由意義導緻的個人與世界的距離感。
為什麼我們會在忙碌一天後的深夜裡，頂着倦意毫無目的地刷手機？如果這個時候不玩手機甚至會産生對自己的虧欠感。
我們虧欠了自己什麼？虧欠了與自我相處的時間，虧欠了與自我的親近和互動。這一整天，我們将自己出賣給了外部的意義世界，而意義承諾的東西永遠與自我保持距離，這種距離就是壓力的泉眼。
如果意義是一種病毒，那麼無意義的娛樂就是對外在意義和壓力的自我免疫，是一種對生活意義的稀釋，我們的精神機體依然保留着原始祖先對空白的執着，仍然會時不時地産生對文明社會“意義”的排異反應。
娛樂精神通過對意義的削弱和調侃，暗示這些意義其實并沒有那麼必不可少。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娛樂精神才是清醒（正如中國的一句古詩所言“别人笑我太瘋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意義本來就是一種人造情境，它是人類文明白手起家、從無到有建構起來的，一定程度的削弱甚至失落在大尺度時間範圍内并不是一種損失——就像損失那些一開始并不屬于你的财産一樣。
其實我想說的第三點已經不再是娛樂精神所産生的精神動力，而是社會動力，但它幾乎是造成以上兩點精神動力的始作俑者，不講清楚這一點，很難讓讀者相信：為什麼直到現在，娛樂精神才開始在各種精神和社會事務中肆虐？
資本主義并不僅僅是經濟發展模式，而是一整個社會動力機制。它通過市場有效地将人的欲望轉化成社會前進的燃料，它不計後果地慫恿和擴大欲望，以加速自己的“進步”。
在漫長的傳統社會中，人類對欲望充滿了警惕，不管是複雜的道德倫理還是偏執的宗教熱情，無一不以防備欲望為己任，為此不惜犧牲個體自由。
然而資本主義似乎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欲望不僅變得合法，甚至變得光榮，每個人都不諱言自己想要争搶和做“人上人”的欲望。在欲望的眼睛裡，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被分成“應該被占有的”和“應該被舍棄的”兩大類，而決定占有和舍棄的标準就是個人的利益。
所有事物都被貼上價簽，待價而沽、等價交換，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個意義民主化的過程。在實用主義者看來，傳統社會竟然把意義分成三六九等，認為不同僚業、不同知識的意義竟然有深淺之分，這是愚昧和教條的。
意義意味着獨特性、不可替代性，不可替代就是不可通約、不可比對，最終必然形成“一個蘿蔔一個坑”的等級世界。資本主義用金錢重估了所有意義，使得它們可以互相通約、互相比對，并被資本的眼光挑揀和掂量。從此再沒有什麼神聖性和獨特性可言，也沒有意義可言——資本主義對傳統的祛魅，就是對意義的圍剿。
既然無所謂莊重、無所謂深刻，所有的見識都是平等的，那麼娛樂精神就可以對所有知識遺産開刀，嘲笑它們端正的姿态和故作高深的腔調。資本主義抽掉傳統知識結構的根基，娛樂精神将它們打翻在地。
如果說在傳統社會，娛樂隻是感性對理性昙花一現的暴動，是天性對秩序注定徒勞的叛逃。那麼在資本主義社會，娛樂已經成為時代精神，是這個時代動力機制的衍生物，就像超級跑車發動機噴出來的尾氣。
我們是吸着汽車尾氣長大的一代人。
我們将面臨兩個問題：首先，汽車尾氣會不會對身體造成危害？第二，這輛汽車有沒有人在駕駛，它還在我們的控制中嗎？
第二個問題屬于更大層面的問題，不是這篇文章的職能，我們可以就第一個問題展開探讨。
如上所述，商品化像病毒一樣在各個領域蔓延，知識早已經成為一個産業鍊，它的生産、傳播和消費無不圍繞着個人利益展開，娛樂精神使得知識進入生産與消費的經濟領域。
對于生産方而言，知識作為産品，其價值并不在于其内涵的豐富性和深刻性，而在于“客戶的體驗感”，即大衆的喜愛程度。他必須注重對知識商品的包裝和口味加工，也就是增強知識的娛樂性，盡量降低知識的了解門檻。生産知識的人，他們不是啟蒙家，不對輿論健康狀況負責，他們要迎合大衆，而不是引導大衆，他們追求的是讓大衆忍不住為自己的産品買單，至于消費者會是以擷取教益還是誤入歧途，則不在他們考慮範圍内。
至于消費方，我們也不必過于擔心，他們當然知道知識是當不得真的，知識并不是使他受益的東西，而是使他“感到舒服”或“獲得好處”的東西，他不是在學習，而是在消費（或投資），這一點他相當清醒。
傳統社會追求的是“智慧”，而現代社會享用的是“資訊”。
“智慧”這個概念本身包含有非功利的特征，推動我們追求智慧的動力隻有一個，那就是純粹的好奇心。那是些杞人憂天、不切實際的問題，得到的答案難免玄虛、宏闊，最終也難免陷入形而上學的辯論泥潭中。
而資訊社會根本不會發生辯論，真和假、對與錯已經不是我們關心的問題，沒有人去理會一個理論的真假，隻計算它帶給我們的利潤，如果利潤太低立刻下馬——資本和真理不是一路人，這是一個超越真相的社會。這裡沒有庸人自擾的問題，隻有腳踏實地、步履匆忙的商人。
在傳統哲學家看來，理性應該是獨立自由的，而現在，理性就像套上籠嘴的馬，貢獻自己的力氣，朝着我們要求的方向往前跑。
如果說，娛樂時代中理性知識的功能轉向利弊尚未可知，那麼娛樂精神中包含的無政府主義苗頭就明顯值得深思了。
如上所述，娛樂精神拒斥意義，當然也就不承認差别，那麼當然也就不承認曆史的進步。在娛樂精神面前，人類文明史中大書特書的苦難和輝煌是惡搞和嘲諷的絕佳素材，民族精神譜系中的思想遺産更是它大展身手的好地方——娛樂精神是曆史虛無主義的沃土。
娛樂精神來自于反對權威的解放沖動，但這畢竟是一種沖動，“反對權威”很容易發展為“反對原則”。權威是展現在社會等級上的身份壓迫，它理應被蔑視。但是原則應該是每個人心中的秩序，在這其中，他有所崇尚有所鄙視，為言行提供名額和依據。娛樂精神不加差別的反對秩序，結果就是将社會秩序和個人準則一股腦兒抛掉。最終的結果必然是思想-行為層面、個人-社會層面的無政府主義。
娛樂來自個性的解放和意義的民主化，散發着人性的光輝。但與此同時它不加檢點的消費話題，卻透露出另一種殘忍。
現在，任何一則社會新聞都可以迅速娛樂化，甚至一場火災、一件醜聞都可以被嘲笑、被惡搞，當事人無法參與并且反對無效。任何一個人的遭遇，不管多麼悲慘，當被公衆帶着娛樂的放大鏡圍觀之後，他就已經被物化成“創作”的素材（注意：他不是作者，而是素材，他沒有版權，無處申訴）。
于是娛樂精神内部出現一個荒唐的背謬：它本是為了反抗權威，發揚個性而生，但現在卻引發了對個體的傷害。
公共輿論本身就具有“多數暴政”的傾向，娛樂精神使其幾乎成為必然。它根植于現代人的精神中，形成我們“尊重自我，漠視他人”的人格狀況。
康德對絕對指令是這樣表述的：“不論做什麼，都要做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準則永遠同時能夠成為一條普遍的立法原理”。
這個世界要想不成為欲望的垃圾堆和惡毒的取樂場，我們必須把康德請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