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為何會影響秦朝興衰？從“主張法治，反對禮治”入手分析
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百家争鳴”的空前盛景，以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等為代表的各學術流派，在不斷“争鳴”的過程中，締造了一場輝煌燦爛的思想盛宴。各流派的知識分子彼此诘難、争芳鬥豔，不僅豐富了當時的學術思想，同時也為後世留下了一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當時的思想開放程度以及學術發展，不僅為封建統治階級提供了政治思想武器，同時也為各行各業的發展奠定了必然的基礎。但由于當時處于封建社會，是以無論哪個流派的學說還是思想，要想得到長久的發展，都必須符合封建統治者的統治需要。
法家、儒家等思想流派，正是基于這樣的原因，才在“百家争鳴”的混亂局面中脫穎而出。尤其是在秦朝統治時期，“法家”思想更是被作為“統治思想”所推崇。這與法家所提倡的“以法代禮”，也就是“主張法治，反對禮治”，對于秦朝發展和強大具有十分積極的作用。
但是我們在看到任何曆史事件和問題的時候，都要站在客觀的角度并運用辯證思想，隻有這樣才能更客觀的去了解當時的思想和做法。秦朝運用“主張法治，反對禮治”的法家思想，從一開始積貧積弱到最後統一六國，這說明法家思想具有一定積極性。
但是在秦朝末年卻因為“法家治國”的理念，導緻秦朝由一個“大一統”國家，在秦二世的時候就土崩瓦解，正所謂成也法家敗也法家。秦朝是法家思想的忠實信徒，雖然秦朝因推崇法家而盛又因推行法家而亡，但這也不能全盤否定“法家思想”的指導性和實用性。
一、法家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法家學派的雛形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商時期，但史學界普遍認為法家思想形成于先秦，在春秋戰國時成熟并形成體系。之是以這樣說是因為，在春秋戰國時法家與其他學術流派，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百家争鳴”之戰。
為了能夠說服其他學說以及統治者，法家以申不害、商鞅、韓非為代表，不斷闡述和完善法家的學說和思想。法家學派其實代表了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他們以“富國強兵”為己任，主張通過變法進行革新。
法家學派将理論和實際相結合，從“主張法治，反對禮治”入手，強調加強封建統治者的權利，同時，提倡積極發展經濟、鼓勵“耕戰”。這種思想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可以達到加強和鞏固地主階級專政的目的。
《漢書·藝文志》将法家思想列為“九流”之一。從法家思想體系上來看，法家思想可以用包羅萬象來形容。涵蓋法家思想、倫理思想，社會發展思想以及政治思想等諸多方面。如果從細微角度剖析法家思想，不難發現這個流派所包含的思想十分豐富。
上至君臣下黎民百姓，既有對上層建築的統治構想，同時也有涉及到社會方方面面的實際應用。政治、法律、經濟，社會改革、金融、貨币、國際貿易及運籌學等。這其實也是秦朝統治者，能夠大力推崇法家治國的根本原因。
二、法家思想對秦朝中興的影響
秦朝秦孝公時期重用商鞅變法，是秦朝統治與法家思想的“蜜月期”。商鞅根據秦國當時的實際現狀，向秦孝公提出“主張法家，反對禮治”的基本治國思想。秦孝公和商鞅為了能夠讓法家思想在秦朝順利實行，通過“徙木立信”的方式，讓秦國人認可了法家治國的可信性。
商鞅變法是春秋戰國時期，各個國家變法中比較徹底、效果比較明顯的變法強國典範。在文化教育方面商鞅認為，“禮樂”、“詩書”、“仁義”、“修善”、“孝悌”等儒家思想，不僅不利于國家發展，而且還很容易禁锢思想，并成為禍國殃民的罪魁禍首。
秦孝公對商鞅所提出的“主張法家，反對禮治”不僅持肯定态度，而且通過統治權利對其變法行為大力支援。商鞅在《農戰》中提出“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在向秦孝公上表的
《畫策》中認為，“禮治”所提倡的“不作而食，不戰而榮，無爵而尊”，不僅不利于國家發展，甚至還會帶着國家走向覆滅的深淵。
在秦國當時的社會大環境中，商鞅變法無疑是一種具有進步性的創舉。秦孝公大膽任用商鞅變法，也說明作為當時的秦朝統治者，他為了能夠讓國家早日擺脫困境，并且有朝一日能邁入強國之列的改革決心。
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援下，堅決主張采取“燔詩書而明法令”的手段，對支援“禮治”的人進行打擊和鎮壓。無論秦孝公還是商鞅，其實所代表的都是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而崇尚“禮治”的舊貴族，為了能夠保持現狀和既得利益，卻在不斷阻撓和破壞變法。
秦孝公和商鞅所堅持的變法活動，其實也是舊貴族與新興地主階級沖突的展現。為了能夠順利變法，商鞅在秦孝公的訓示下，不斷培養能夠支援變法與革新的人才。“任其力不任其德”、“官爵必以其力”，“禁遊宦之民而顯耕戰之士”，其實就是當時支援變法與反對變法的一場争鬥。
以秦孝公和商鞅為代表的改革變法派，為了對抗崇尚“禮治”的舊貴族，不得不培養和提拔“耕戰之士”。這其實也是商鞅以法治思想為中心的一次變革手段。除了“獎勵耕戰”改革之外，其實“遷都鹹陽、設立郡縣制、開阡陌”等變法活動，為秦朝中興打下了非常堅實的基礎。
三、法家思想與秦朝滅亡的關系
秦朝興于法家也敗于法家，出現這種現象既有曆史偶然性，當然也無法逃離曆史的必然性。秦朝在秦孝公時期大膽任用商鞅變法，在變法之後以朝從一個邊陲弱國，遷都鹹陽為證明秦朝開始中興之路。這也為後來秦始皇“掃六合”，建立中國第一個封建“大一統”國家埋下了伏筆。
這不得不說是當時統治者、變法者的一次完美結合，秦國統治者的支援和商鞅變法的成效，都是秦朝中興的必然結果。在變法之後不僅加強了中央集權統治，同時，農業生産的發展也達到了一定高度。
但是在秦始皇時期，雖然依然堅持“以法治國”的法家治國思想。但由于秦始皇個人好大喜功、驕奢狂傲的性格，再加上當時秦朝過于嚴苛的律法，其實都與當時的時代發展格格不入。“主張法家，反對禮治”的意識形态其實并沒有任何錯誤。
隻不過這種法家思想已經成為了不合時宜的統治思想而已。時代在不斷變化統治思想也應該随之變化，隻有這樣才能符合國家發展利益。但是在秦始皇以及秦二世時代，卻一味拘泥于“法治”而不懂得變通，導緻秦末社會沖突極度激化。這其實也是秦朝一統天下之後，繼續實行法家治國思想的必然滅亡之路。
四、結語
秦朝與法家思想共生共存，在符合曆史發展的時候，就會讓秦朝由弱變強。正如秦孝公重用商鞅變法，使秦朝走上中興之路。但如果不根據客觀形勢進行判斷，而是一味的堅持法家思想，正如秦始皇統一全國之後，此時的形勢已經發生變化。
正所謂騎在馬背上可以争天下，但奪取天下之後依然騎在馬背上治天下，而沒有給國家和黎民百姓休養生息的機會，這種做法的結果隻能是導緻國家覆滅。秦孝公是秦朝的中興之主，秦始皇是秦朝大一統的功臣，而秦二世卻是秦朝走向覆滅深淵的劊子手。也就是說順着曆史潮流發展國家就會中興，而逆着曆史潮流行進，最終隻能是自取滅亡。
【參考文獻】
鄧學忠《商鞅改革度量衡制的曆史功績》
王政祥《商鞅變法是怎樣取得勝利的?》
範雲松《''秦王掃六合''與統一度量衡》
張華中《中國古代史上的三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