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是他試圖通過經濟手段掩蓋政事問題，結果因為沒有對症下藥反而使沖突更加激化，最終發展到北宋末年的徹底黑暗，最後覆沒了之，現在也都承認王安石變法的反對者們原本也是支援變法的，那麼為什麼會遭到他們群起反對呢？那是因為，之前為變法打通輿論之路的那些如範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司馬光等人，眼裡的積貧積弱與現在贊美王安石變法的人眼裡的積貧積弱是不一樣的。他們眼裡的積弱，是朝廷為軍隊花了這麼多錢，可是軍事卻毫無起色，是以軍事問題不是投入錢多錢少的問題，而是軍隊體制出了問題，不解決這個體制，再為軍事花多少錢也不解決問題，而積貧，他們眼裡的大宋朝是曆代刻薄百姓之法本朝無不具備，老百姓在趙宋王朝重重盤剝之下生存困難，這裡貧的是老百姓，而不是趙宋朝廷。
是以他們在社會宣傳的改革主張，是控制趙宋中央财政支出的鋪張浪費，減少盤剝，讓百姓喘口氣，實際上他們提出要解決的，都是涉及趙宋立國開始确立執行的錯誤的治國方式的政事問題，他們這不是為了反對王安石變法才編出的說辭，而是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廣泛宣傳并得到全社會主流的贊同的。其次，天時地利人和不在，是以失敗，宋遼和平期，西夏大理越南與回鹘都是滅不了宋但宋也滅不了他們，宋與周邊國處于力量相對平衡期，外患不重，來自外部的變法壓力不強；宋朝的财政長期緊張，但這是宋多設官員多雇軍人厚待士大夫造成的，實際上宋朝的農業稅收、壟斷國企利潤、對外貿易都搞得有聲有色，實在緊張了，裁撤一些人員就又能過，來自内部的變法決心并不強，最根本的，就是用理想的狀态去套到現實需求當中。
比如說青苗法，最理想的狀态是當青黃不接的時候，國家給以低息給農民提供種子，來年收獲後農民再還給國家，這樣國家可以增加收入，老百姓也免除了錢的盤剝。可是現實中是存在巨大的漏洞的：首先，青苗法規定今年借，來年還本身就存在很大的變數，比如說，萬一明年也是災年呢？老百姓今年借的來年還不上，不僅沒幫上忙，還徒增很多負擔，過去借錢還不上，大不了一跑了之，還能有個活路，可現在是借國家的，你跑的了嗎？是以當青苗法實行沒多久，宋朝的犯罪率就飙升了。其次，為了适應法律，就要增設職務，宋朝本來就存在冗官難題，現在這麼一搞，宋朝的官僚機構更加龐大，行政效率更加低下，而為了養這些人，又要增加不少财政負擔，為了彌補财政，又必須向老百姓加稅。
宋朝失去了北西南三個方向的邊地，地緣安全不穩固，但宋朝也占了絕大部份的優質可耕地，對外拓展的動力不強，宋朝内部以小自耕農為主，本身對資本的需求不大，國家的土地多樣性大，易遭水旱災害，一方面依賴中央集權，一方面需要發揮耕作者的主觀積極性，收成有上限，中央從土地中可得的稅利空間并沒有想象中大。還有人說，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是王安石擅于得罪人而不擅于聯合人，有書上說王安石有偏執型人格障礙（王安石是刺頭，和他在一起的人不是僞君子就是刺頭，曾有人評價孟嘗君，說孟嘗君手下有雞鳴狗盜的人，關鍵時刻讓孟嘗君逃出秦國都城，王安石卻說，正因為孟嘗君手底下有雞鳴狗盜之徒，是以他沒成就大事。）
再加上，北宋财政困難的原因不是，經濟來源少，也不是賦稅收的低，而是有冗兵，冗官，再加之浪費，王安石的做法是，增加更多的經濟來源（司馬光覺得，節約才是解決财政困難比較好的手段，是以他反對王安石變法，隻要變法，就一定會受到利益集團的反抗（變法不可能不觸犯利益）。宋朝以科舉選拔人才，文學素養高但對經濟的了解不深，長年累月，龐大的官僚地主階層，逐漸聯網，保護私産的能量很強，官員薪奉不低，但是不足以維系對高層官員的賄賂及家庭的奢華生活，集體敗壞是必然發生的，挖空心思收刮百姓是大部分官員的主動選擇。王安石變法失利，是大時代的各種因素共同決定的，宋神宗的支援很強大，但宋神宗及其父祖沒有遭受過秦孝公父祖遭受過的連番戰争失敗與亡國危機，不變法不會亡國，變法不确定性大，是以思想深處對于變法有保留
王安石借改革呼聲高漲之風上台後的變法各項新法措施，本身是與獲得廣泛認同的改變方向完全擰着來的，就是現在最頑固的王安石擁趸，也不得不承認，雖然變法打着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口号，新法實施後也加重了底層百姓的負擔，這不是一般的向相對富裕的民戶稍微收點浮财，而是對本就被趙宋剝削的家徒四壁的老百姓口裡搶食；他沒有解決老百姓積貧的問題，反而讓老百姓更貧。原本是淘汰統治集團内部分食利階層、減少無效财政支出以提高行政效率的問題，被王安石試圖通過增加财政收入來滿足統治集團各分利集團貪婪胃口的創收問題；但是統治集團内食利集團越來越龐大、胃口越來越貪婪，最終還是吞噬掉王安石費盡心機玩盡花樣從老百姓口中劫來的财富，等靖康時金軍攻來，變法的最終結果，就是沒錢、沒兵。
再次，天高皇帝遠，很多偏遠地區的百姓本來不需要借青苗，但是負責青苗法的官員為了完成績效，就強行攤派下去，老百姓需不需要都必須借，否則就是抗旨，于是，原本是為了百姓好的法律，結果變成了另一種賦稅，可不就是壓榨百姓嗎？最後因為青苗法定的利率比民間低，這就造成了有利可圖的局面，一些地主、商人本來不需要借，但是由于存在利差，他們就會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囤積居奇，狠狠的薅國家的羊毛，最終的結果一定是需要借青苗的借不來，不需要借的借一大堆。直接原因有兩點，一是因為新法漏洞很多，執行中出現很多問題，比如青苗法，農民最終借官府的青苗錢反而不比借地主的錢少多少，而且手續繁瑣，二是用人不當，王安石用的呂惠卿等人都是奸詐唯利之徒，王安石缺乏識人用人之明。
其實，最根本的原因是，王朝到中後期，已經積重難返，改革困難重重，失敗是正常，成功反而是奇迹，不止王安石變法失敗，國家古代封建社會經濟改革很少成功。因為古代的官員選拔一直都是以儒家學說為标準，沒有經濟、科學方面的教育，國家治理是以德治國，注重禮、孝，帝國的經濟是小農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會出現土地兼并，稅收減少，經濟困難，特别是出現戰争、災荒，經濟會陷入崩潰。但是國家也沒有經濟人才，不能按市場經濟規律改革，是以大部分會失敗，成功比較少，這方面，張居正算是比較成功的，但是張居正之後不過10年，改革制度就大半被廢棄，大明朝再次陷入土地兼并潮，之後40年大明朝就崩潰滅亡了，是以張居正的改革也不能說成功。
張居正其實更多的是一邊改革一邊妥協，是以基本的政事制度沒變化，隻要最高推動者不在了，改革成果就會被全部吞噬，是以張居正改革很難說就是成功了，更多的是打斷或者說暫緩了當時的土地兼并潮。王安石變法與商鞅變法有差別，秦朝的地理位置讓其有足夠的荒地去開墾，在戰亂紛争的戰國時期商鞅變法激勵底層人多殺敵，商鞅變法在戰場上會有大作為，而王安石來到了宋朝就完全不一樣了，且執行不力，必敗。變法無非是為了改革，改革必然要動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是以縱觀國家曆史，任何一次變革成功的背後都有兩個字集權，很明顯宋神宗不是，不改革就會革命，改革就是通過不流血讓蛋糕重新合理配置設定，因為随着發展，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如果出現一個人懷才不遇沒有什麼，如果出現大面積的人懷才不遇就會出問題，而改革就是消除這個問題，如果沒有消除解決沖突就是注定失敗。
王安石的政策雖好，但不能發展生産力，也沒有能力去嚴格落實，最終變成增加苛捐雜稅，加重百姓負擔，作為一個小老百姓我還是期待這樣的改革少一點，畢竟如果我生活在那個時代肯定是被盤剝的命。有的人圖财，想要富甲天下，有的人圖名，想要名垂青史，有益百姓的，無論求财求名都無可厚非甚至應該大加贊賞，通過盤剝百姓得到财、名的，都應該引起後人警惕，變法高潮的時候覺得用力過猛，事實也是如此，變法失敗，指出還是有可取之處，但确實也是有可取之處。變法與否及到什麼程度，需要明确全面更細緻、更進一步的資料支撐及在此之上的推進時間表，這樣才能使相關利益勢力形成共識，隻印象及訴求需要是不足憑的，否則大幾率是陷入黨争與清談。
王安石變法的危害，是在北宋需要政事變革時，沒有走精兵簡政提高效率這條路，而是繼續了鋪張浪費驕奢淫逸這條死路；黨争之是以激化，恰恰是路線之争而不是一般的個人權利恩怨之争；南宋改革，都是口口聲聲崇元祐之術的，也就是至少口頭上承認得走精兵簡政、減輕民困的這條路。當北宋原有核心統治集團被金人一鍋端抓到北方後，已經沒人敢再繼續王安石的做法，王安石變法的那條路被不想做亡國奴的人們最終抛棄，算是失敗了吧，不過可惜失敗的也太晚了點。總而言之，王安石的設計确實很先進，很出色，但是人是最大的變數，你不能指望封建社會的人多麼的公正廉明，也恰恰是人的因素，導緻其變法内容必然會從好事變成壞事。
王安石個人能力很強大，但沒有龐大的同鄉、同學、學生等堅定支援者群體，隻能依靠皇帝與宰相的行政力量影響現有官僚隊伍中的變法同情者和希望借變法求得升遷者，良莠不齊，宋朝的國企壟斷、小農經濟、官僚地主莊園等都不需要市場調劑與金融支援，法令太超前，知音難覓。變法利于國家，但不利于維護國家穩定的官僚階層，又無法依靠軍事力量或政事力量完全取代現有官僚隊伍，是以自上而下的支援都不是持續而堅定的，失敗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