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文博考古界而言，2021年無疑是值得銘記的一年：無論是仰韶故裡的中國考古百年盛會，白鹿原上漢文帝霸陵的重新确認，還是三星堆祭祀坑“再醒”驚天下，既是考古學界的大事，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昔日冷門的文博話題持續成為社會熱點的背後，是社會與公衆對文化尋根的渴望與追求。
澎湃新聞藝術評論編輯部盤點的2021年十大文博熱點中，有對“最早中國”的探源與讨論，有對家園、考古遺址的守望與發現，也有革命文物與紅色遺址的保護利用，更有文物追索與回流的思考。
1 在仰韶故裡，見證中國考古百年的筚路藍縷
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遺址的發掘，标志着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誕生，發現并命名了中國第一支考古學文化——仰韶文化，由此拉開仰韶文化研究的百年曆程。經過百年來的不斷探索，仰韶文化的重要地位已被初步揭示，仰韶文化是我國分布範圍最廣的考古學文化，涉及10個省區，延續時間最長達兩千餘年，大體可分為初、早、中、晚四個發展階段，在其廣闊的分布區域内可分為不同的“類型”或稱為文化，是一支巨大的文化叢體或文化系統，内涵極其豐富。
1921年10月，安特生鏡頭下的仰韶村
1921年10至12月，經中國政府準許，安特生和考古學家袁複禮等一起進行了首次發掘。根據出土文物，确認是我國遠古文化的遺存。按照考古學慣例，把發現地作為該文化類型的名稱，故名“仰韶文化”。“仰韶村遺址的發現，将中國史前社會發展史從文獻記載的夏商時期，向前推了至少2000年，成為研究中國早期文明化程序的承上啟下的重要支點。”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說。
經過百年來的不斷探索，仰韶文化的面貌逐漸清晰。作為中國分布範圍最廣的考古學文化，仰韶文化涉及10個省區，延續時間長達兩千餘年，大體可分為初、早、中、晚四個發展階段，在其廣闊的分布區域内可分為不同的“類型”或稱為文化，是一支巨大的文化叢體或文化系統，内涵極其豐富。有學者認為，仰韶文化在黃河流域持續穩定發展，并強力向四方施加文化影響，為後來統一文明的建立提供了重要根基，形成了“早期中國文化圈”或者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
事實上，仰韶村遺址的百年考古曆程反映着中國考古與中國的整體曆史命運緊密相連。仰韶村遺址的第一次考古發掘是在中國新文化運動開始後的1921年，這一年中國共産黨誕生；30年後，新中國初建的1951年進行了第二次考古發掘；再30年後，改革開放初期的1980年至1981年進行了第三次考古發掘；又40年後，中國發展進入新時代，世界又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今天正進行着第四次考古發掘。四次考古發掘的時間節點與中國曆史發展重大階段時間節點同步，這既是曆史的巧合，也是曆史發展的必然。“仰韶村遺址的考古展現了中國考古學前進的步伐。第一次考古發掘拉開了考古探索中華遠古文明的序幕，但沒有區分出遺址内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第二次考古發掘初步确認了遺址具有仰韶和龍山兩種文化因素。第三次考古發掘确認遺址存在仰韶和龍山兩個考古學文化、四個不同發展階段，第四次考古發掘是配合當地農村建設而開展。”
“‘中國文化西來說’曾深深刺痛了當時的很多中國學者，也更激發出他們通過考古資料重建古史的熱情。”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曾說，“中國上古有什麼樣的人文和政治景觀，中國文化的源頭到底可以追溯到什麼時候，成為國人熱切期盼解決的問題。”
仰韶文化 人面魚紋彩陶盆 國家博物館藏
“百年考古，發現了從舊石器時代到青銅器時代一系列重要遺址，建立了考古學分期标尺，理清了發展譜系，證明從古至今中國文化的發展是一脈相承、不曾間斷的。”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說，“以考古發現為基礎，通過整合考古材料和文獻材料，中國考古學界提出了有充分依據的更為可信的中國上古史基本架構。”
在中國現代考古學迎來百年之際，10月18日，“第三屆中國考古學大會”在河南省三門峽市舉行，開幕式上公布了“百年百大考古發現”。北京周口店遺址、仰韶文化遺址、良渚遺址、上海青浦崧澤遺址、秦始皇陵等100項考古發現入選“百年百大考古發現”。
2,“最早中國”的呈現與讨論：從二裡頭到陶寺與石峁
對于最早“中國”的探索一直是近年來考古學界關注、讨論的熱門話題。2021年10月18日，新石器時期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陝西神木石峁遺址與夏商時期的二裡頭遺址均入選了“百年百大考古發現”，而這三個考古遺址正與考古學界關于最早“中國”的探讨密切相關。
有意思的是，山西陶寺遺址與陝西石峁遺址去年曾以“黃河文明的辨別——陶寺和石峁的考古揭示特展”在山西博物院展出。呈現了石峁和陶寺兩處遺址的出土文物對比展，也讓人設問：石峁是否為黃帝居所？陶寺是否就是堯都？而在今年11月，陶寺文物又繼續出現在二裡頭，與不少考古學者認為的夏都二裡頭文物進行對比，兩大展覽，都是對“最早中國”的一種探源。
雙面人面石柱 石峁遺址出土
曆史上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國内外學界都認為堯、舜、禹是一個存在于文獻或傳說的時代。這個時代到底是不是一段中國信史？如果是，他們的都城在那裡？有遺留文物嗎？
在尋找唐堯與夏禹都城的過程中， 新石器時期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與夏商時期的二裡頭遺址逐漸進入了考古工作者的視野，結合遺址考古與大量發現，被一些專家學者認為分别是堯都與夏都，與“最早中國”直接相關。
陶寺遺址，距今約4500～3900年，位于山西省襄汾縣陶寺村南，是新石器晚期龍山時代的大型聚落遺址。考古學家曾在這裡發現了已知最早的測日影天文觀測系統，發現了到遺址發掘為止最早的文字，發現了中原地區已知最早的龍圖騰，發現了到遺址發掘為止世界上最早的建築材料——闆瓦，發現了黃河中遊史前最大的墓葬……“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曾評價道“沒有哪一個遺址能像陶寺遺址這樣全面擁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标志。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與堯都相當契合，是實證5000多年中華文明曆程的重要支點和基石。”
銅蛙 陶寺遺址出土
2021年3月14日，陶寺遺址博物館奠基儀式暨塔兒山生态修複與保護工程啟動儀式在山西臨汾襄汾縣舉行。在建築設計上，博物館的外形是一個“中”字，突出“最國中國”的理念。建成後的博物館主建築為兩層，将以“今日中國 陶寺走來”為展陳主題，全面展示陶寺文化和帝堯文化。
陶寺遺址博物館規劃效果圖
石峁遺址是以“皇城台”為中心、内城和外城以石砌城垣為周界的一座罕見大型石頭城，是陝北已發現規模最大的龍山文化晚期人類活動遺址，也是中國發現史前時期規模最大的城址，距今已有4000左右的曆史，面積約425萬平方米。石峁城址被譽為“石破天驚”的重要考古發現，引發了學術界關于中國文明起源與形成過程多元性的再反思，對于探索早期國家的形成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石峁皇城台東護牆北段上部纴木洞
石峁遺址自被發現以來，學界對城址主人進行了探讨，其中有一種說法認為“石峁遺址與黃帝或舜有關”。雖然這不是主流的觀點，但石峁遺址與陶寺遺址，雙城并峙數百年，土城恢宏，石城巍峨，人口密集，規劃井然，社會分工明确，初現王權和禮制，以及中國早期國家基本面貌。石峁與陶寺，隔河遙望，南北呼應，在交流與碰撞中，共同推進了中華文明一體化格局的形成，成為黃河文明的顯著辨別。
二裡頭遺址，距今約3800～3500年，位于河南洛陽盆地東部的偃師市境内。殷墟的發現，徹底推翻了疑古派對商朝存在的質疑，商朝早已找到，那麼《史記》中的夏朝又在哪裡呢？1959年夏，考古學家徐旭生在河南洛陽偃師調查傳說中的夏墟時，在二裡頭村發現了一種晚于龍山文化但早于商文化的大型遺址，這就是後來的“二裡頭文化”。
乳釘紋銅爵 夏代 禮器 1975年二裡頭遺址出土
經過數十年的考古發掘，發現了大型宮殿基址、大型青銅冶鑄作坊、制陶、制骨遺址，與宗教祭祀有關的建築以及400餘座墓葬，出土了成組的青銅禮器和玉器，證明了它是一處早于洛陽商城的具有都城規模的遺址，二裡頭遺址和二裡頭文化成為公認的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關鍵性遺址。
由于二裡頭遺址所處的年代正是中國曆史上的夏商時期，是以從發現開始，圍繞它的争論一直沒有停止，其中最大的懸念是：它是夏都還是商都西亳。“夏商周斷代工程”結束後，二裡頭文化的主體為夏人遺存的觀點逐漸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學術界也都傾向于認為二裡頭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
二裡頭夏都博物館 澎湃新聞記者 李梅 圖
雖然對“夏都”之名仍有部分争議，但二裡頭持續不斷的考古發現，使得二裡頭一直成為中國考古界的熱點。包括二裡頭文化與夏商文化的關系問題，也一直存在着較大的分歧。“學術争議是好事，雖然有的完全是兩個聲音，但有一點值得放心，無論持什麼觀點，沒有人懷疑二裡頭新發現的價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裡頭工作隊隊長許宏此前接受采訪時說，“從新發現中，人們幾乎可以觸摸到中國第一個王朝的脈動了。”
3, 革命文物資源基本摸清，紅色遺址受到關注
知所從來，方明所去。今年是中國共産黨成立百年，革命文物與紅色遺址也一直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如何保護、管理、利用好革命文物，在傳承紅色基因中汲取奮進力量。
國家文物局今年3月宣布，全國不可移動革命文物3.6萬多處，國有館藏可移動革命文物超過100萬件/套，北京、上海等20個省（區、市）相繼公布第一批革命文物名錄。革命文物史實研究和價值挖掘得以提升，保護管理狀況顯著改善。“十三五”時期國家文物局共實施263項全國重點文物保護機關革命文物保護項目，2021年已批複近200項。
周恩來送給國民黨軍政部主任參事李華英的平型關戰鬥繳獲的淮安地形圖 國家一級文物
1970年代的井岡山革命博物館舊影
各地對革命文物的重視程度也在持續提升，廣東5年計劃投入15億元、安徽2年累計投入2億元用于革命文物保護利用，與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在黨史研究上、與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在職稱改革上、與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在營區文物保護上加強合作。
井岡山革命博物館展廳中的紅軍軍服等
此外，革命文物展示展陳漸成體系，全國文物保護機關革命舊址開放率接近94%，革命博物館、紀念館總數超過1600家，“十三五”時期平均每年推出革命文物展覽4000餘個。圍繞抗戰勝利70周年、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建軍90周年、改革開放40周年、新中國成立70周年、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等時間節點，推出系列主題展覽。
上海中共一大會址、北京大學紅樓舊址等一批重大黨史舊址保護修繕工程當年完工并開放，中國共産黨曆史展覽館也在今年開放，百年黨史文物大展得到全面布陳，多角度生動展示百年黨史。
地處上海的中共一大會址
4,“再醒驚天下”：從三星堆新發現到一系列考古發現
今年3月，三星堆遺址考古工作取得重大突破性進展，衆多媒體連續進行現場直播，引起國内外極大關注。
三星堆遺址位于四川省廣漢市三星堆鎮三星村，是先秦時期的古蜀國中心區域。但在傳世文獻中，戰國時期以前的古蜀國多是以一種模糊的史影狀态出現，其史迹皆屬古史傳說的性質。較為有據可循的叙述來自于晚商和西周時期的甲骨文。依甲骨記錄，商王朝和周王朝都曾征讨蜀人，表明在當時的四川盆地确實已經存在一支中原王朝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然而，這些甲骨文依舊為外源性的叙述，而來自于蜀地本身内源性考古學證據的出現，則與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的發現直接相關。
三星堆新出土文物
1986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1号坑和2号坑的發現“一醒驚天下”。2020年10月9日啟動的三星堆遺址祭祀區考古發掘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2021年3月20日，“考古中國”重大項目工作進展會釋出了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重要考古發現與研究的階段性成果，新發現6個“祭祀坑”及坑内珍貴的金器、青銅器、玉石器和象牙等文物，讓三星堆遺址“再醒驚天下”。
三星堆遺址的發現和發掘，一方面從根本上改變了世人對古蜀國發展水準的傳統認識，另一方面也極大的豐富了中華文明的内涵。就文明的發達程度，對後世以及周邊地區的影響而言，三星堆文化整體來說沒有達到中原地區夏商周文明的高度，但在藝術的想象力和創造性、大型銅器的鑄造，黃金制品的制作和利用等方面，則在相當程度上超過了當時的中原。
三星堆新出土黃金面具
“三星堆遺址的考古發現會影響四川考古、中國考古甚至世界考古很重要的發現。”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華認為，三星堆“祭祀區”的新發現有助于解決長期懸而未解的學術問題，比如最基本的年代問題和性質問題。過去我們隻發現了兩個坑，這次新發現從兩個坑增加到八個坑，并且對周圍進行了詳細的勘探，有助于複原當時“神廟”或“祭祀區”内部的空間，對完整認識當時的禮儀空間，宗教思想，乃至于反映的宇宙觀念，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資料。
線上“再醒驚天下”的三星堆，線下三星堆也吸引了衆多遊客前往參觀。2021年國慶節期間，三星堆博物館門票連續三日售罄，5日參觀人數達到19705人次。
讓人措不及防的是，三星堆遺址新發現6座“祭祀坑”的新聞釋出後，“三星堆”商标竟引起了新一輪的“搶注”熱潮。對此，三星堆博物館相關負責人表示，發現多家公司申請“三星堆”相關商标後，他們向商标管理部門提出很多異議，希望相關部門能加強對文化品牌的商标管理工作。
值得期待的是，随着三星堆遺址不斷有新的考古成果，三星堆博物館新展館的建設也被提上了日程。三星堆博物館新展館征集項目的建築面積約35000平方米，其中三星堆古蜀文化遺址博物館(三星堆博物館新館)建築面積約30000平方米，遊客中心建築面積約5000平方米。
未來，三星堆遺址還将與金沙遺址聯合申報世界文化遺産，共同推進古蜀文明遺産的保護與傳承。
三星堆以外，還有一系列考古發現值得記錄：山西垣曲北白鵝兩周墓地以出土最萌文物（5件貓爪形金飾）與發現周代女性化妝品盒兩次登上熱搜榜；海拔高度達到3750米左右的四川稻城皮洛遺址發現13萬年甚至20萬年前的近萬件石制品和用火遺迹等。
稻城皮洛遺址
5 白鹿原上“江村大墓”，重新确定為漢文帝霸陵
除了“再醒驚天下”的三星堆，2021年，“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進展也取得重大突破。12月14日，國家文物局在北京召開線上釋出會聚焦漢唐時期重要考古發現。其中，漢代第三位帝王漢文帝的霸陵無疑是關注度最高的項目。
多年來，考古工作者一直圍繞文獻記載的“鳳凰嘴”尋找漢文帝陵墓，在沒有确認墓主人身份之前，陝西省西安市白鹿原的這處墓葬一直被稱之為“江村大墓”。考古隊員通過精細發掘和缜密分析，判斷出“江村大墓”就是漢文帝的霸陵。另外兩個項目分别是，隋唐洛陽城正平坊遺址，以及在甘肅武威發現的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的最新研究成果。
江村大墓地形圖
江村大墓陪葬墓出土的陶俑
江村大墓位于陝西省西安市灞橋區。2016年江村大墓外藏坑受到盜擾，為确認墓葬儲存狀态及周邊文物分布情況，經國家文物局準許，考古工作者對江村大墓及其附近的窦皇後陵、薄太後南陵和相傳為漢文帝霸陵的“鳳凰嘴”地點，進行了系統的考古調查、勘探，并對陵園外藏坑進行了考古發掘，目前确認江村大墓為西漢早期漢文帝劉恒的霸陵。
據考古隊領隊馬永嬴介紹，此次确認江村大墓就是漢文帝霸陵是一系列的證據鍊構成的。首先，是從位置來講，它離窦皇後陵比較近；第二，它有四條墓道，是帝王級别的；第三，有大量外藏坑，這也是皇帝墓葬的特點，坑裡出土的官印、陶俑都是級别非常高的陪葬品；最後也是最為關鍵的證據是，考古人員在窦皇後陵和江村大墓的周圍發現了一圈更大的夯土院牆，形成了一個大陵園，将皇帝和皇後圍在了一起，而漢代陵墓特征就是皇帝和皇後葬在一個陵園内。
原本被認作是霸陵的鳳凰嘴
江村大墓
這次考古工作确定了漢文帝霸陵的準确位置，解決了西漢十一座帝陵的名位問題。霸陵雙重陵園、帝陵居中、外藏坑環繞的結構布局，與漢高祖長陵、漢惠帝安陵顯示出明顯的差異，奠定了西漢中晚期帝王陵墓制度的基礎，對中國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有關學者認為，漢文帝霸陵放棄渭北祖陵區，選址白鹿原的原因不是因為受到“昭穆制度”限制被迫别葬，而是為了解決其母薄太後的喪葬禮儀問題，并兼顧扼守交通要道、防禦東方諸侯的政治需要；同時，文帝的個人情感因素也影響到霸陵的選址。
6 風雨之中：山西古建築受到威脅，如何“共同守望”
2021年也是“共同守望”古建築的一年。10月上旬，山西多地接連不斷的大暴雨導緻山西不少全國重點文物都受到影響與損壞，如晉祠多處建屋面漏水，山西運城鹽池禁牆東禁門甕城大面積坍塌，運城解州關帝廟崇聖寺門樓漏雨，春秋樓二樓大面積漏雨威脅到“夜讀春秋”塑像……山西10月共有1783處文物不同程度出現屋頂漏雨、牆體開裂坍塌、地基塌陷等險情，9座博物館紀念館（古建築博物館）也出現小面積漏雨等情況。
尤其是，此次受暴雨災害影響較為嚴重的，絕大部分為低級别和未定級文物。達到比較嚴重狀況的有 750 處，其中 84%為市、縣級“低保”和未定級不可移動文物。
連日來，随着話題“風雨中山西古建築正受到威脅”沖上熱搜，山西古建築的修繕保護與活化利用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
山西晉中昌源河大橋橋台被沖垮，鐵路雙向中斷。 經過緊急搶險，上行線已經可以通車。 圖/人民視覺
作為文物大省，山西不可移動文物在冊登記數量約53875處，其中古建築達三萬餘座，素有“中國古代建築的寶庫”之稱，與壁畫、雕塑等依附古代建築而存在的藝術形式，共同組成寶貴的國家曆史文化遺産。知名建築學家梁思成和林徽因早在民國時期多次帶隊前往山西考察古代建築四次。在這裡，他們發現了佛光寺東大殿，改變了日本人“中國境内無唐代木建築”的說法。
據此前當地媒體透露，山西省文物保護的資金由之前的每年1000萬元增加到了1.7億元。盡管如此，文物存量大、人力财力不足的沖突在一些地方依然突出。尤其是一些縣級保護文物，修繕資金缺口較大。也有學者撰文認為，此次山西古建受損有諸多遺憾，文保機關對此類災害缺乏應對預案，“而且不能把責任完全歸為降雨，因為那些倒塌的鄉村古建築此前損毀已經很嚴重，這次降雨隻是加速了倒塌。”
山西闫家莊魁星樓已在大雨中倒下去了，不複存在。 澎湃新聞資料
2021年10月，首屆“共同守望”山西論壇在山西高平舉行，探索社會力量參與文物保護利用的新路徑。論壇主要内容包括“共同守望”山西論壇啟動儀式、“文明守望工程”研讨會和“米燭之光”社會力量參與文物修繕推介會三部分。
“在剛剛經曆了一場無情秋雨的侵襲後，大家相聚在古建遺珍的彙集地高平，以‘共同守望’為題，探索共同參與文物保護的新路，在這個村村有古廟、山山藏古建的寶地，讓我們在千餘年微風的熏陶下，一起為‘守望山西’出點力。”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理事長劉玉珠在論壇上介紹，山西暴雨洪災，基金會攜手各方參與災後古建保護修繕，目前已落實捐贈資金1500萬元。
7 更多文物回流：從天龍山佛首到明代陶俑
流失海外的文物一直是國人心中的痛。2021年2月11日晚，農曆春節除夕夜，流失海外近一個世紀的天龍山石窟第8窟北壁主尊佛首，作為2020年回歸祖國的第100件流失文物，亮相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春節聯歡晚會。
天龍山石窟流失佛首回歸祖國，經曆了曲折又振奮的過程。2020年9月14日，國家文物局監測發現，日本一拍賣行拟于東京拍賣一尊“唐 天龍山石雕佛頭”，後啟動追索機制，确定“叫停拍賣、争取回歸”的工作目标，并與拍賣行負責人取得聯系，鼓勵促成文物回歸。
山西太原天龍山石窟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機關，開鑿于北朝晚期至隋唐時期，是中原地區代表性佛教石窟，在中國石窟雕塑發展藝術史上具有重要地位。20世紀20年代，在日本古董商“山中商會”驅動下，天龍山石窟遭到大規模盜鑿，超過240尊雕像被盜，幾乎所有造像頭部，甚至造像全身被盜運境外，現收藏于日本、歐美博物館以及私人手中，破壞程度在中國石窟寺中最為慘烈。此次回歸佛首，是近百年來第一件從日本回到祖國的天龍山石窟流失佛雕，具有重要意義。
天龍山石窟流失佛首
天龍山第八窟外景 太原市天龍山石窟博物館提供
2021年7月24日，天龍山石窟佛首回歸儀式在山西太原舉行，流失海外近一個世紀的天龍山石窟“第8窟北壁主尊佛首”終歸故裡。與此同時，“複興路上 國寶歸來”特展也在太原天龍山石窟博物館開展。
到2021年歲末，又一起文物回流讓人感懷，國家文物局12月13日主辦文物捐贈入藏儀式，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蘇珊娜·芙拉圖斯（Suzanne Fratus）女士捐贈的兩尊明代陶俑入藏上海博物館。
上海博物館其後還配合展出館藏明代彩色釉儀仗俑隊陶器共計66件，有人物俑、騎馬俑和儀仗隊所需要各色人等，與回流文物共同展出。
兩尊回流陶俑亮相上海博物館“儀象萬千——明代彩色釉陶俑特展”
國家文物局表示，促進流散海外的中國文物回流的同時，國家文物局在“十四五”期間還有諸多文物對外交流合作項目已在計劃之中。在流失海外文物追索中，我國探索多樣化的文物追索路徑，為國際社會提供追索成功案例和經驗。近年來，國家文物局逐漸建立綜合使用外交斡旋、協商談判、執法合作、司法訴訟等方式追索返還流失文物，促成了30餘批次近4000件套流失文物回歸祖國。圓明園鼠首兔首、秦公晉侯青銅器、大堡子山金飾片等文物的成功追回，為宣傳流失文物追索返還原則理念、保護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據中國文物學會統計，1840年鴉片戰争以來，超過1000萬件中國文物流失到歐美、日本和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除了成功追回的“國寶”，還有更多的文物，期待“回家”。
8,大遺址的規劃保護：從網紅打卡地變為文明教科書
圓明園、良渚、殷墟、大運河……每逢節假日，這些“網紅打卡地”從風景到文創，總是引人關注、頻上熱搜。這些“網紅”其實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大遺址。
大遺址主要包括反映中國古代曆史各個發展階段涉及政治、宗教、軍事、科技、工業、農業、建築、交通、水利等方面曆史文化資訊，具有規模宏大、價值重大、影響深遠特點的大型聚落、城址、宮室、陵寝墓葬等遺址、遺址群及文化景觀。
良渚古城遺址公園
良渚玉器上的神人獸面紋
事實上，大遺址折射中華文明5000多年的璀璨光芒，它們的保護、發掘、展示工作，與公衆生活、特别是精神文化生活緊密相關。國家文物局連續制定實施了“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大遺址保護專項規劃，持續指導各地開展大遺址考古研究、文物保護、展示利用、文化傳承等工作，初步形成了以“六片、四線、一圈”為核心、以150處大遺址為支撐的大遺址保護格局，評定公布了36處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大運河、絲綢之路和良渚、殷墟、老司城、元上都等7處大遺址被列入世界遺産名錄。而在11月釋出的《大遺址保護利用“十四五”專項規劃》，對未來五年大遺址保護利用工作進行謀篇布局，并明确提出“十四五”期間大遺址保護利用工作的考核名額：如建設20處國家重點區域考古标本庫房、完成100處重要大遺址基礎資訊采集、出版20—30部重要大遺址考古報告、進一步實作60—70處大遺址對外開放、新增10—15處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等。
周口店遺址
一言以蔽之，從過去強調大遺址的開放數量，轉變為重視開放服務品質和效果。
5000多年歲月如歌，中華民族并不缺少精彩的文明傳奇。我們盼望的，是悠長曆史的精彩講述與創新表達。
正如一些評論所言，大遺址開放服務品質的提升，最根本的要求是在考古工作的堅強支撐下講好文明故事，使大遺址成為一本本人人愛看的“文明教科書”。一個一流的遺址博物館，不會滿足于客流量達到多少，不會滿足于低層次文創産品銷售。它所呼喚的，是用心傾聽、用心品讀的觀衆。
9，泉州申遺成功，中國世遺清單上再添明珠
2021年，說到文博界最令人振奮人心的時刻，那一定是在7月25日下午，在第44屆世界遺産大會上，“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項目在送出大會審議正式獲得通過，成為新的世界文化遺産。至此，中國的世界遺産清單上再添一顆璀璨明珠，共有56項世界遺産。
第44屆世界遺産大會現場
文化和旅遊部副部長、國家文物局局長李群在“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遺産名錄》後說，“我國世界遺産總數升至56項，我們備感喜悅和振奮。宋元泉州是當時世界海洋貿易中心港口的傑出範例，具有獨特的發展智慧和卓越成就，展現了10-14世紀港口經貿的蓬勃發展，對該時期的世界商貿往來和文化交流，以及亞洲社會文明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是全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産和寶貴财富。”
據介紹，此次“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項目是二度申遺。2018年，中國申報“古泉州（刺桐）史迹”未獲成功。同年6月，在巴林舉行的第42屆世界遺産大會上，世界遺産委員會對泉州項目的審議結果為“補報（發還待議）”。此後泉州申遺在總結上次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就遺産價值、系列遺産的要素構成邏輯與整體關聯，以及可持續的保護管理途徑等方面進行了深化研究和完善。
泉州開元寺
二度申遺的泉州，申遺遺産點從16處增加到22處，遺産區面積總計536.08公頃，緩沖區面積總計11126.02公頃，分布在自海港經江口平原并一直延伸到腹地山區的廣闊空間内，完整展現了宋元時期泉州富有特色的海外貿易體系與多元社會結構，多元度地支撐了“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這一價值主題。
老君岩造像
22處代表性古迹遺址包括：九日山祈風石刻、市舶司遺址、德濟門遺址、天後宮、真武廟、南外宗正司遺址、泉州府文廟、開元寺、老君岩造像、清淨寺、伊斯蘭教聖墓、草庵摩尼光佛造像、磁竈窯址、德化窯址、安溪青陽下草埔冶鐵遺址、洛陽橋、安平橋、順濟橋遺址、江口碼頭、石湖碼頭、六勝塔、萬壽塔。其中，開元寺位于泉州市鯉城區西街，是中國東南沿海重要的文物古迹，也是福建省内規模最大的佛教寺院。
10,全國石窟寺專項調查：陝西、四川等多省市發現新石窟
我國石窟寺分布廣泛、規模宏大、體系完整、内涵深厚，主要分布在四川、陝西、重慶、山西、西藏、甘肅、山東、河北、浙江、河南、新疆、甯夏、雲南、内蒙古等省份。石窟寺是我國輝煌燦爛古代文明的集中展現，是中華文明同其他古代文明交流互鑒的曆史見證。經過70餘年的探索與實踐，我國石窟寺考古與保護工作取得顯著成績。但由于曆史欠賬多、基礎薄弱，目前石窟寺保護工作仍然存在一些突出問題：中小石窟寺保護滞後，結構失穩、風化、滲水、微生物等病害多發，部分儲存狀況欠佳。盜竊盜割石窟寺文物的犯罪活動、石窟寺造像違規妝彩重塑等問題時有發生，安全形勢依然嚴峻。部分石窟寺過度強調旅遊開發，超過文物承載能力。
全國石窟寺專項調查工作現場
為全面掌握我國石窟寺現狀，從2020年9月到2021年6月，在一項前所未有的全國石窟寺專項調查工作作中，陝西、山西、山東、江蘇、四川、新疆等地新發現多處石窟點。
據國家文物局資料顯示，截止2021年2月，共計完成4532處石窟寺及摩崖造像的現場調查工作，覆寫了第三次全國不可移動文物普查資料的80.96 %，已完成1366份調查報告。在充分調查的基礎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标綱要》和《“十四五”文物保護和科技創新規劃》，國家文物局編制了《“十四五”石窟寺保護利用專項規劃》。
2021年12月7日，國家文物局印發《“十四五”石窟寺保護利用專項規劃》的通知，要求堅持“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針，深刻認識石窟寺保護利用工作的新特點新要求，實施“石窟中國”保護工程等，到2022年，石窟寺管理體制機制創新取得重要進展，石窟寺重大險情全面消除，重點石窟寺安防設施全覆寫，風險防控水準和應急處理能力顯著提升。到2025年，石窟寺儲存狀況明顯改善，安全防範能力持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