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海洋彭四英帶着孫卓遊廬山：這場遲到的旅行，到底意味着什麼？

一家三口遊廬山

孫海洋彭四英帶着孫卓離開陽谷後，“一家三口遊廬山”的事情引發輿論圍觀，甚至有媒體将其稱之為“遲到了14年的旅行”。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即便這場“認親”已經走進現實，但是旁觀者的叙事依然停留在“錯位的14年”。

實際上，就“一家三口遊廬山”的事情，對于孫海洋彭四英及孫卓來講，隻是傳回深圳途中的休整行為，并非真的是為旅行而旅行。但是當人們看到“一家三口遊廬山”圖景時，就不由得往“小确幸”上套，并且想到“錯位的14年”，便會生發出複雜的感慨。

不得不承認，“尋親”、“認親”、“融親”對于旁觀者來講，它本身即意味着理想主義，也昭示着現實主義。就比如透過孫海洋“尋親”的曆程，雖然結局确實比較理想，但是并不意味着“天下無拐”真能實作。

之是以這樣強調，跟悲觀與否無關，而是在現實的世界裡，我們無法預料的事情簡直太多。要知道，比起“找到孩子的家庭”，那些“找不到孩子的家庭”可能更值得我們去關注。隻可惜，旁觀者的眼睛更樂于聚焦悲喜交加的圓滿結局，而那些徹底絕望的家庭，卻往往難被看見。

在這個問題上，要承認旁觀者的叙事是有選擇性的。那麼多丢孩子的家庭，為何隻有郭剛堂和孫海洋成為媒輿的寵兒，就在于他們倆的尋親經曆充滿戲劇性，以至于電影創作才會選中他們倆（郭剛堂是《失孤》原型；孫海洋是《親愛的》原型）。

當然這裡的戲劇性，主要在于能反映人性的“真善美”：既要有個殊性，也要有共通性。隻是我們會發現，在所有的“認親”實踐上，基本上都是生父母想讓孩子回歸，如果生父母這方面的意願沒那麼強烈，或現實條件不允許，那麼“認親”基本就是确認“孩子還活着”或“孩子過得好”，并且這在“認親”實踐中是常見的結局。

平心而論，人們在看到“一家三口遊廬山”的事情時會不由得感慨，就在于這樣的“小确幸”圖景确實很難得。因為孫海洋彭四英能在14年後再次跟兒子孫卓同框，這對于他（她）們來講可能想都沒敢想，畢竟對于“找到孩子”這件事情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在這個意義上，孫海洋彭四英顯然是幸運的。隻是就“一家三口遊廬山”的心境來講，可能更多是出于對“融親”局促的破解。畢竟對于孫卓的回歸，他回到深圳念書隻是開始，而他之後能不能處理好“内心的撕扯”（跟養家的情感勾連），依然是個未知數。

因為在目前“認親的氛圍”中，孫卓可能顯得比較看得開，但是當媒輿的熱度退卻，生活的節奏平穩下來後，他總還是會反刍過往的瑣碎。這跟養父母買他的“罪惡性”關系不大，更多是基于他（她）們發生過生活上的實質勾連，也就是無法遺忘的“錯位14年”。

另外，不少人強調孫卓已經回歸生父母的家庭，是不是媒輿的關注度該降一降。在這個事情上，其實無需擔憂。因為人們談論孫海洋的“尋親”、“認親”、“融親”等，主要在于對拐賣行為的側面抨擊，也就是“尋親”、“認親”、“融親”等越艱難，就越能反映出拐賣行為的罪惡性。

并且也要明白，孫卓既定的被拐命運，對他來講并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隻要孫卓自己沒有覺得不舒服，就不是什麼大的問題。當然媒體在相應的報道上，輿論在對應的圍觀上是該保持克制：不誇大事實，不偏離因果。

尤其在對孫卓養家的追問上，最好隻針對事實和因果進行論述，牽涉到隐私等方面的問題，最好不要急着抛進輿論，要不然很容易傷害到孫卓。如此強調這點，并不是為保護孫卓的養父母，而是作為孫卓來講，就算他回到生父母身邊，他終究也跟養家無法徹底扯斷。

與此同時，“融親”是個漸進的過程。“孫卓得知孫海洋和彭四英是自己的生父母”與“孫卓感覺孫海洋和彭四英是自己的生父母”是兩回事兒。這對于孫卓、孫海洋、彭四英來講都是一樣的，他（她）們都需要通過更多的日常生活互動來增進感情，而“一家三口遊廬山”的事情算是其中之一。

因為從根本上來講，“一家三口遊廬山”的事情跟“一家三口在飯店吃飯”的事情是沒差別的（這對于孫卓和孫海洋彭四英而言）。但是在具體叙事的過程中，“一家三口遊廬山”的事情因更有圖景感，是以更容易進入輿論視野。

就此而言，我們會發現在“融親”實踐上，旁觀者視角更多是感慨多于感受，也就是更看重“小确幸”的圖景意義，至于“小确幸”中當事人們的感受，已經不再那麼看重，或是認為當事人們已經擁有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