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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回望曆史，總會獲得一種悲涼的感受。因為我們知道那些名流大夫的宿命，知道他們無論多麼慘淡或豐富的人生經驗都終将走向消亡。 可即便如此，那些曾經在曆史舞台上展現出自己人生光輝的人物，就像夜空中閃耀着光芒的星星。哪怕曆經千年也不曾蒙灰而失色。宋朝作為曆史上少有的非常重文的朝代，出現了不少卓越的文化名人。我們從小熟知的“砸缸”司馬光就是其中一位。
文質彬彬這個詞是出自《論語》。孔子認為，一個人太質樸而少學識，就會粗魯。相反，一個人若是文采太重也難免會流于虛僞。質樸和文采相得益彰才能是君子。司馬光就是這樣文質彬彬的人。
1、司馬光的父兄
司馬光的父親是司馬池，真宗景德二年的進士，仁宗時期做知府。在史料中有提到，相傳司馬池是西晉平獻王司馬孚的後代。祖輩司馬陽葬在了山西夏縣，是以司馬池一脈成為了夏縣人。司馬池小時候就很與衆不同。他早年喪父卻将父親留下的數十萬家産分給了宗親，隻專心念書。可見，司馬池是一個不看重錢财志存高遠的人。
司馬池入朝為官以後，也不求加官進爵，仁宗稱他“人皆嗜進，而池獨嗜退，亦難能也”，是朝廷中的清流之士。後來司馬池在杭州任職時，受到了張從革的關于他處事不當的彈劾而被貶職。後來張從革的親戚犯錯受查，本有機會借此拖張從革下水的司馬池卻沒有寫紮子彈劾張從革。司馬池為官的心中并沒有個人恩怨，隻有為人的公正廉潔。
司馬池第一次考中進士，在殿試前收到了母親過世的消息沒能參加殿試。第二次再次考中進士後去永甯縣做了主簿。二十六歲得子司馬旦，年近四十歲得子司馬光。在司馬光二十二歲的時候去世。司馬池去世後，長司馬光十三歲的哥哥司馬旦承擔起了父親的角色。
哥哥司馬旦受父親庇佑做過秘書省校書郎，鄭縣主簿，後來一直在山西做官。司馬光在洛陽，司馬旦在夏縣，二人也互相走動。弟弟去世的第二年，司馬旦緊接着去世了。此前司馬光被朝廷委任門下侍郎，司馬光原本要推辭，是司馬旦勸解他，要為君王出力不能推辭。司馬光頓悟，前去赴任。
司馬旦為人正直且與人為善。他曾接濟一位因罪丢官的官員家人生活，還幫助他女兒出嫁。哥哥的為人處世之道給司馬光也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從史書上我們可以看出司馬一家盡是忠厚、剛正不阿之人。是這樣的家庭氛圍塑造了司馬光君子之風貌。
2、司馬光的教育經曆
司馬光很早就受到了父親的教育，很喜歡讀書。小司馬光很嚴肅，宛如小大人一樣，對《左氏春秋》很感興趣。七歲的時候就能講出《左氏春秋》裡的故事大概。宋朝的小神童很多，和司馬光同朝為官的宰相文彥博小時候懂得灌水取球。而司馬光小時候也懂得砸缸救人。我相信這種智慧不僅僅是源自小孩子的機敏，更是源自當時寬松的文人社會環境提供給孩子豐富的學習内容和開放的教養方式所帶來的影響。
邵博在《邵氏聞見後錄》裡提到五六歲的小司馬光被父親教育的事情。小司馬光玩核桃，他姐姐想替他把皮兒剝掉，沒能扒下來。他姐走後他家婢女用開水将核桃皮燙掉。他姐姐回來問是誰剝掉的。司馬光卻說是自己剝的。然而司馬光沒有想到的是，父親司馬池瞧見了剛才那一幕。嚴聲呵責司馬光小小年紀怎得撒謊！這個事情給司馬光帶來了不小的影響。此後的幾十年裡，司馬光誠懇如一，皆源于此。成年後的司馬光賣馬，雖然馬看上去色澤很好也很高大，但實際上生過肺病。司馬光堅持讓仆人如實告訴買家，不得隐瞞。
家庭環境的影響對于一個人的成長十分重要。孩子的世界觀是沒有對錯的。如果無法及時糾正，那日後帶來的隐患無可估量。司馬光所受的教育也絕非僅僅是有記載的這幾件。更為深刻的影響他一生成長的是司馬家所受到的儒家文化熏陶。
3、家訓《訓儉示康》
司馬光娶了尚書張存之女，育有一子司馬康。司馬光見奢靡之風四起，寫了一篇家訓專門告誡兒子要“以儉立名”。司馬光拿自己中進士戴花說起，到當朝李文靖，張文節，再到先賢正考父、孟子等闡明了儉的重要性，侈的毀滅性。一千多字的敦敦教誨，側面反映出了司馬家對子孫教育的重視程度，也更加深刻地展現出司馬光“克己”的程度。正是因為這樣的儒家思想，才能有士大夫們“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的領悟。并且向後影響了一千多年。
1、初入廟堂，孝字為先
1038年，快二十歲的司馬光高中進士，比王安石大一屆。剛剛進入朝堂，司馬光去陝西他父親旁邊的縣城當判官。是以經常去隔壁縣看父母。1039年，司馬池調去了杭州，司馬光就請調去了蘇州。同年，司馬光的母親去世，司馬光開始了三年丁母憂。1041年，司馬池去世，司馬光扶靈回到了夏縣，為父丁憂。司馬光的青年時光，從二十歲到二十六歲，他本應在官場曆練，卻痛苦地經曆了雙親相繼去世。等到服喪期滿，他回到朝堂的時候，黨項人李元昊建立的西夏國已經成為宋朝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
2、從地方到中央再到地方，跟随龐相走四方
回到朝堂的司馬光被派去了地方做判官、監主簿，任職兩年。後被龐籍推薦回京做大理評事。龐籍是司馬池的朋友，在司馬池死後，很注重培養司馬光。在龐籍做樞密副使時貝州王則發起農民起義，司馬光就給龐籍寫了一封《上龐樞密論貝州事宜書》，“論以脅從之人，有能捕斬首惡，若唱先出降者，待以不次之賞。”二十八九歲的司馬光有一腔政治熱情。1051年，龐籍把司馬光派去做館閣校勘。從這裡開始司馬光開始以官方的角度接觸古籍文獻，後來做了史官。
龐籍被罷相後，貶去了山東做知州，司馬光就随之去做了典學。次年，龐籍去了并州，司馬光也就改任并州通判。在這期間，發生了一件令司馬光無法釋懷的事情。宋和西夏邊界不安甯，但中央又不想出兵幹戈。司馬光在巡視邊境時聽信了貢生的建議，給龐籍出主意，建議修築堡壘，拒絕互市。這邊龐籍還在猶豫，畢竟邊境事情比較敏感，還未下指令，邊将郭恩就出兵攻打西夏，結果慘敗。事後龐籍護了司馬光，自己被貶，司馬光被調回中央。
回京的司馬光幾次上奏仁宗請求承擔責任，但龐籍一人攬過了所有罪責。足見，龐籍是把司馬光當兒子一樣看待。為官時處處提攜，獲罪時也不忘撇幹淨司馬光。于司馬光而言時是師是父。但不得不說，司馬光朝中的這十幾年被龐籍保護得太好了。在他羽翼下成長的司馬光，失去了本應屬于他刀槍劍戟般的官場曆練。于司馬光的一生而言，也說不出這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司馬光在龐籍死後，盡心孝敬他的妻子，如同對待母親一般。很難不說，這種行為是受哥哥司馬旦的影響。
1058年，快四十歲的司馬光在開封府做推官，做了兩年後，改做起居舍人，專門記錄皇帝言行，君臣進對，也做知谏院的谏官。因為仁宗沒有兒子，總也不立儲，司馬光身處輿論中心處，自然也要承擔起谏官的職責，多次上書提醒皇帝子嗣的事情。說的次數多了仁宗也很煩，就把司馬光派去了中書省。
司馬光是一位艱苦樸素的人，做起居注的時候看見宮廷之風很奢靡，就上紮子希望皇帝能别搞這些宴會浪費财富。因為先去地方曆練，是以司馬光深知地方疾苦。1062年，司馬光寫了五千字的論文《論财利疏》給皇帝指出百姓艱難，“農者不過二三，而浮食者常七八”，并提出一些惠民建議：要選理财能臣；要減輕農民賦稅徭役；要反對揮霍，提倡節儉。比王安石名震天下的萬言書——《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晚了4年。
仁宗駕崩後，英宗即位，他的執政生涯就堅持了四年。年輕的神宗坐上皇帝的寶座，希望大刀闊斧地創造一番新天地。他的執政理想和王安石不謀而合。王安石的萬言書雖沒沒有被仁宗看重，卻被神宗封為瑰寶。王安石開啟了他的“熙甯變法”。
司馬光和王安石雖為嘉祐四友，但早在包拯手下做判官的時候他們倆就顯出了不同的性格。兩紮不同的給皇帝的信更加看出二位的價值觀差異。于司馬光而言，錢是省出來的。而于王安石而言，錢是賺出來的。司馬光認為想要國富不能坑百姓，王安石的變法恰恰會損害百姓的利益，是在“奪民利”，尤其是青苗法。司馬光曾寫書給王安石告訴他變法的諸多弊端。王安石則回道：“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于衆為善。”士大夫們因循守舊，隻求表面一團和和氣氣，他王安石無法做到，改革勢在必行。1070年，司馬光同王安石，同神宗據理力争無效後，自請離職。
王安石變法給沉悶的王朝确實帶來了一定的财富積蓄，但王安石個人能力無法到達興邦的高度。神宗想要的開疆拓土沒有達到。1082年，宋軍戰西夏，敗。三年後神宗抑郁而逝。哲宗即位時才十歲，太後高氏聽政，她是反對改革派的保守派。推翻王安石變法後随即啟用司馬光，聘請司馬光出任門下侍郎，此時距離司馬光去世已不足一年。
在他去世之前病重之際，卻仍想要為王安石正名。“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诋毀百端。光以為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司馬光和王安石雖政見不同，但各自所為實則是為大宋王朝的積貧積弱而努力。端方君子，司馬光是也。
《資治通鑒》作為一部編年體史書，在史書界的地位非常之高。南宋胡三省評價道“為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而起初在編撰《通志》時，司馬光的意圖還是想要上呈皇帝，以期警示帝王。雖然宋神宗拿到書的第二年就去世了，但是《通鑒》卻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1、十九年編撰
1064年，英宗元年，司馬光呈《曆年圖》，1066年，英宗三年，司馬光呈《通志》。英宗看了大喜，希望他能繼續修下去。并且支援他辦書局，可借閱皇家藏書。小時候的司馬光喜歡看《左氏春秋》，加上多年以來的文化素養，使得司馬光積累了豐厚的曆史文化學識。這些促成他把撰寫《通志》當成了後半生的人生追求。
司馬光自請離京去了陝西做知軍，後來好友範鎮因反對王安石被罷官，司馬光呈給神宗谏言以鳴不平。他希望皇帝能及時止損，并且此前也将自己在地方因變法而導緻的不公見聞一一上達給神宗。可諸多作為依然無法撼動神宗改革的決心。心灰意冷的司馬光退到洛陽，不再參與政事議論，安心修書。
司馬光組的書局随他到洛陽，範祖禹等助手幫助他編撰《通志》。司馬光從周烈王（公元前403年）開始寫至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止，記錄了1362年逐年發生的重要史事。攥有二百九十四卷，三百多萬字。1084年，司馬光将史書修完上呈給神宗，神宗認真翻閱，并且賜名《資治通鑒》，為其寫序。
近十九年的史料分析耗費了司馬光全部的精力，“日力不足，繼之以夜”。我們所能看到的成卷，必然是司馬光一衆在背後逐一複核審定過的。史書的編纂不僅需要出處，更多的是佐證其實。這背後的辛苦我們無法想象。畢竟即便是資訊數字化的今天，這都是不小的工作量。編寫完《資治通鑒》，司馬光已經六十五歲了，此時的他“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旋踵而忘”。
、司馬光的曆史觀
在王安石猛力推進改革的時候，司馬光在史書裡試圖尋找到一條能幫助大宋王朝解決問題的出路。是以《資治通鑒》裡我們能看到政變、中興、複辟等興亡故事，是一本給皇帝看的教科書。而作為一名儒家士大夫，司馬光的心裡“禮法”尤為重要。《資治通鑒》裡卷一提到“天子之職，莫大于禮，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這個禮就是綱紀。而綱紀就是所謂的“名義”，是限制力，是行為上下限的價值觀。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看禮法，我們知道它缺失了立法的強制力。可仔細想來，如今的法制不能丈量出文化思想所能達到的高度。儒家思想對于公序良俗和社會穩定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是其他意識形态無法企及的深刻。其核心直到現在仍有參考的意義。
、張居正講《資治通鑒》
明朝張居正再給萬曆皇帝當老師的時候，選的讀本就是《資治通鑒》，後經整理成《通鑒直解》。同樣作為神宗的大臣，一位是宋神宗，一位是明神宗。曆史總是相似在神奇的地方。難得的是這兩位相臣都懷有救世之心。張居正在給小皇帝講授《資治通鑒》時循循善誘，逐字翻譯，并加上背景人物介紹和行為點評。相信張居正繪制《帝鑒圖說》的靈感應該也是源自此。
就如同你我，這世上所有的人是有局限性的，或自私或自負，或目光短淺無法展現大局觀，或過于理想主義而無法落地執行。即便如此人千差萬别，可還是有人懂得将自身的才能發揮到極緻，使自己成為一個對社會對家庭對朋友有益的人。這正是君子所為，也正是君子的可貴之處。司馬光曆經四朝，是一名典型的儒家士大夫，為臣雖無優秀的政治才能，卻也沒有消極頹廢。他曆經十九載撰寫于國家于後世有益的史書，将他那個時代所能想到的曆史智慧記錄下來。司馬光講“臣之精力，盡于此書”，是用一生來完成“忠”。想如今的我們，進入了價值體系多元化的現代。看似繁花錦簇，但實際上我們似乎正在失去一些可以砥砺前行貫穿一生的精神信仰。希望我們能向司馬光學習，可以成為一名正人，一名君子。
參考文獻《宋史·司馬池傳》《宋史·司馬旦傳》《宋史·司馬光傳》《邵氏聞見後錄》《上龐樞密論貝州事宜書》《訓儉示康》《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九十二·嘉佑七年》《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七十九·元祐元年》《資治通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