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時期，兩個朝代都做了一件類似的事情，那就是遠征高句麗，然而結果卻大不相同。隋炀帝楊廣三征高句麗，卻都以失敗告終，最終引發國内沖突，導緻隋朝滅亡；然而唐朝五次東征，卻成功将遼東收複，盡占高句麗，且唐朝愈發強盛。那麼，同樣是遠征高句麗，為何隋炀帝與唐太宗的結果卻截然不同呢？
最直接的原因恐怕就是隋炀帝與唐太宗兩人懸殊的軍事指揮能力。隋炀帝楊廣雖說不是庸才，也曾上過戰場，建立功勳，但他剛愎自用，好大喜功，聽不進去群臣的建議。在第一次東征時，隋炀帝将龐大的軍隊分為三道，但凡有攻擊軍事行動，必須要三道之間互相通報，且要先向隋炀帝彙報。這種做法雖然讓軍隊更加具有紀律性，但應變能力太差，一旦戰事遇挫，情報部門出現混亂，整個軍隊将如同無頭蒼蠅，不知如何是好，這也是隋炀帝第一次東征高句麗損失慘重的原因。
除此以外，隋炀帝還下令隻要高句麗投降，隋軍就必須先進行安撫與收編，不能繼續進攻。隋炀帝的這個指令導緻隋軍畏手畏腳，高句麗多座城池多次詐降，但隋軍卻受限于指令，不敢進攻，使得高句麗有了喘息的機會。然而當高句麗找到機會以後，卻對隋軍沒有絲毫仁慈，他們将隋軍的屍體築成京觀，以震懾隋軍。與隋炀帝相比，唐太宗李世民卻是一位百戰将軍，而且他能夠虛懷納谏，用人不疑，給予前線将領較大自主權，進而發揮出将領自身的能力。兩相對比之下，唐軍的戰果自然要比隋軍好太多。
戰争的基礎是國力，而這也是楊廣與李世民東征高句麗結果不同的根本原因。隋炀帝不是昏君，他的許多舉措雖然利在千秋但太急于求成了。修運河、建宮殿、東征高句麗，隋炀帝一刻沒有停歇，不管是百姓還是士兵，都對隋炀帝十分不滿。然而唐太宗李世民在登基以後卻進行休養生息，面對諸多外敵，李世民忍辱負重，與他們簽訂和約。李世民繼位以後運用道家思想，頗有漢朝“無為而治”的風範，同時他勵精圖治，選賢任能，虛懷納谏，發展經濟，最終締造出“貞觀之治”。北宋歐陽修在《新唐書》中盛贊李世民與他的貞觀之治道：“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緻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歐陽修将李世民比做湯、武，足以可見李世民深得民心。
隋炀帝東征高句麗前國力經過大運河的開挖已經損耗嚴重，他奢侈無度的宮中生活也使得國家财政入不敷出，是以在東征時隋炀帝隻能依靠橫征暴斂，強行征兵以及徭役，來支撐他的龐大戰争。而唐太宗卻先發展經濟，實行均田制，減輕賦稅，促進農業的發展。與此同時唐太宗帶頭厲行節約，杜絕奢侈，國家财政迅速好轉。在貞觀之治的基礎上，唐太宗與唐高宗開始了他們的東征，有了強大的國力支撐，即使唐太宗與唐高宗共進行五次東征，比隋炀帝的次數還要多，但唐朝卻沒有是以垮掉。
而且，在兩朝國力懸殊的情況下，隋炀帝發動的戰争規模卻比唐朝龐大的多。隋炀帝東征高句麗并非迫在眉睫，然而他卻下诏官吏督促勞役盡快建造戰船。在隋炀帝诏令的督促下，造船工匠在水中不分晝夜的工作，“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資治通鑒》）。除此以外隋炀帝為揚國威，不惜傾全國之力，他将全國大部分的軍隊全部聚集起來，同時征發數百萬民夫，人數多到造成踩踏，《資治通鑒》中記載：“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填咽于道，晝夜不絕，死者相枕，臭穢盈路，天下騷動。”戰争還未開始，活活累死的百姓與士兵就已經不計其數，民怨如何能不沸騰？再加上隋炀帝戰場上的愚蠢指揮，戰争安能不失敗？
然而與隋炀帝相比，唐太宗東征高句麗卻隻發兵十萬左右，連隋炀帝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唐太宗甚至拒絕了主動要求參加東征的百姓，隻率領精銳的陸軍和水軍。軍隊人數少，後勤補給就簡單的多，軍隊的靈活性也高。是以高句麗可以讓隋軍所謂的數百萬大軍潰不成軍，卻無法擊敗隻有十萬的唐軍。之後唐高宗學習父親的經驗，控制軍隊的規模，減少了戰争損耗。唐朝經過貞觀之治國力本就比隋朝強大的多，再加上唐朝戰争損耗小，最終結果自然天差地别。
除此以外，唐太宗與隋炀帝不同的性格也導緻結果的不同。高句麗善于守城，不管是隋炀帝還是唐太宗，在進攻高句麗時都因為攻堅能力不足而沒有達到戰略目的，然而兩人的反應卻完全不同。隋炀帝第一次東征失敗以後惱羞成怒，随即準備第二次東征，而唐太宗卻明白讨伐高句麗無法畢其功于一役，于是他改變政策，實行以偏師襲擾的戰術。在唐軍不斷襲擾下，高句麗不得不全民皆兵，國力損耗嚴重。最終在唐高宗時期，他徹底占領整個遼東和北韓半島。
實際上隋炀帝在戰術、戰略上都犯下巨大的錯誤，他不結合國力，不對戰争情況進行具體分析，剛愎自用、一意孤行，最終導緻國内沖突尖銳，隋朝最終滅亡。而唐太宗目睹着隋朝滅亡，天下民不聊生，是以他吸取隋炀帝失敗的教訓，先發展國力，創造出貞觀之治，再根據戰争調整戰術與戰略，最終取得成功。
參考資料：
《新唐書》
《資治通鑒》司馬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