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底，拿下勝利的列甯躊躇滿志，但此事的他卻說了這樣一番話：“除了空想社會主義者，沒有人會說，不遭到反抗，不經過無産階級專政，不用鐵腕來對付舊世界，就可以獲得勝利。”乍一看，列甯想要采取一些強硬手段維護年輕的蘇維埃政權的穩固，這本來是很容易了解的，然而考慮到前因後果，這段曆史反而顯得十分糾結。
原來，在蘇維埃政權初期，在契卡領袖捷爾任斯基的主張下，高層接連提出了多項決議，其中包括《告勞工、士兵和農民書》《和平法令》以及《取消死刑法令》3條在曆史上分量極重的法令。當時蘇俄高層很痛快地就通過了前兩條法令，然而讨論到《取消死刑法令》時卻犯了難。也許是不舍得死刑的震懾力，相當一部分人認為現在還不是談廢除死刑的時候。不過，捷爾任斯基雖然手握大權，甚至直接聲稱契卡本身就是一種暴力手段，但他根本上卻是個相當仁慈寬厚的上司者，在他的影響下，人們還是半推半就地通過了《取消死刑法令》。
值得一提的是，對于這一決定，列甯在最初時還是給予了極大的支援。他說：“有人責備我們，說我們采取恐怖手段，但是，我們還沒有采取法國革命者所采取的那種恐怖手段，把赤手空拳的人送上斷頭台，我希望我們将來也不采取這種恐怖手段。我希望不采取這種手段，是因為我們有力量。”
俗話說“強扭的瓜不甜”，當時蘇維埃高層内部暗流洶湧，捷爾任斯基緻力于将契卡打造為一個獨立而公正的政權保障工具，而列甯卻希望将其掌握為領袖手中的統治手段。目前者一絲不苟地按照自己的意願制定這個新國家的法律法規執行尺度，聲稱“蘇維埃不應把那些從事小偷小摸和投機倒把的勞工直接送到監獄，而應留在工廠被好人感化；除非從事恐怖和公開的暴力活動，政治犯不再立即槍決”時，一場驟變悄然降臨了。
就在1917年底，列甯那番“不用鐵腕手段就無法獲得勝利”的言論發表後，另一位舉足輕重的大人物托洛茨基也幫腔道：“（廢除死刑後）用不着一個月的時間，恐怖将仿效偉大的法國革命者，采取極端強化的形式。等待我們敵人的就不僅是監獄了，還有斷頭台。”随後，事情出現了大反彈，蘇維埃政權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當權者開始采用各種嚴苛手段對敵人進行打擊，整個國家陷入一片陰霾，這後來被曆史學家們稱為“紅色恐怖”，而推行這一政策的便是雅可夫·米哈伊諾維奇·斯維爾德洛夫。
斯維爾德洛夫在15歲時被迫外出打工，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他接觸了勞工運動思潮，投身于無産階級革命之中。21歲時，斯維爾德洛夫就成為了一名地方小上司，由于在工作中展現出的業務能力實在是太出色了，他的晉升趨勢看起來仍然勢不可擋。然而好日子似乎就此打住了。從1905年開始，斯維爾德洛夫就成了沙俄政府的重點照顧對象，幾乎是隔三差五就把他關進局子裡開小竈。1909年，剛剛被關了3年出獄後不久，他又被判4年流放。據統計，斯維爾德洛夫一共被逮捕14次，這個記錄可以說是十分令人震驚了。
如果說傷疤是一名軍人的勳章，那麼被捕記錄恐怕就是當時的無産階級革命者的一種另類榮譽了。果然，1910年，斯維爾德洛夫就被列甯賦予重任，奔赴聖彼得堡地區重建已幾乎被搗毀的革命組織。1918年，斯維爾德洛夫被推選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通俗來講，這便是當時蘇俄名義上的國家領元首了。此時的斯維爾德洛夫不過33歲，這樣一個年輕人是如何力壓比他資曆更老的實權派人物，位極人臣的呢？
斯維爾德洛夫最令人欽佩的一點，就是事無巨細，隻要由他負責，他一定會一絲不苟地完成。雖然作為重要的國家領袖，他并不喜歡高高在上，而是經常深入基層考察，聆聽普通人的意見。其次，他具有極其出色的領袖能力與氣質，尤其是在制定大的決策方面，他總是能夠考慮到各種因素，拿出最适合的方案。當然了，為了達成目的，斯維爾德洛夫也有他手段強硬甚至是有些嚴苛的一面，這也令他稍稍有些被诟病。
在當時，斯維爾德洛夫同列甯、捷爾任斯基并成為蘇維埃政權早期的“三巨頭”，他的個人聲望也達到了巅峰。值得一提的是，斯維爾德洛夫絕不是後來的加裡甯這樣“花瓶”式的國家元首，他對國家發展起着至關重要的影響。雖然在過程中遭受了不少曲折，但局勢總體還是向好的一面發展。然而就在此時，年輕的斯維爾德洛夫卻蹊跷地逝世了。
1919年3月，他不慎染上流感，按理來說這也不算啥大不了的事情，他卻堅持要帶病工作，從哈爾科夫傳回莫斯科的途中，途徑各大城市都要親自與當地上司會面。抵達莫斯科後，高燒39℃的他仍要堅持出席重要會議，最終導緻病情突然加重。1919年3月16日，斯維爾德洛夫病情惡化，難以醫治，最終竟令年僅34歲的他一命嗚呼。
“這是一個重大損失，我們以後要另外組織一個幾十人的機構才能完成他一個人的工作。”列甯無比遺憾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