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圖|沈醉晚年
1981年5月7日，年近七旬的沈醉身體才剛剛好了一些，就準備動身去看望杜聿明。
才剛出門，碰到另外一位政協的老友，這位老友告訴他：
“杜聿明已于淩晨去世。”
沈醉一聽，立馬頭暈目眩，剛說了一句“我跟你們一道去”，便一下子坐在地上，衆人趕緊把沈醉七手八腳的擡到辦公室。
一直到5月23日舉行遺體告别儀式，沈醉才在家人的陪伴下到了北京醫院。
進門後看到杜聿明的遺體，沈醉不由得痛哭失聲。
5月25日杜聿明追悼會結束後，沈醉在杜聿明骨灰盒和遺像前伫立良久，心中默默的說：
“你沒完成的遺志，我将替你努力來完成，等到那天到來是，我一定會趕到你的靈前，向你報告這一特大喜訊。”
功德林的交情
沈醉與杜聿明的交情，始于建國後。
沈醉的女兒沈美娟稱：
“杜聿明伯伯年長我父親十歲，新中國建立以前父親與杜聿明并不太熟，隻交往過兩次，因為杜聿明當時位高權重，我父親對他隻有敬畏，談不上什麼友情。”
“
新中國成立後，在戰犯管理所裡，杜聿明不僅成了我父親的良師益友，而且彼此情同手足。
”
圖|沈醉年輕時
1949年1月9日，淮海戰役最後階段，杜聿明在第五軍司令部，糾集殘部打算突出重圍，當晚杜聿明帶着身邊副官、衛士十來人單獨行動，于第二日淩晨被我軍俘虜。
1949年12月9日，國民黨雲南省主席盧漢在昆明起義，
沈醉原本也在起義通電上簽了字，并配合協助逮捕了許多在雲南潛伏的特務，但最終卻被盧漢一同被當做戰犯扣押，與沈醉一同被扣押的還有軍統西南區正副區長徐遠舉、周養浩以及軍統經理處處長兼重慶辦事處主任郭旭。
沈醉與杜聿明，在當時的情況下來看，确實都有非死不可的理由。
杜聿明是新華社公布的43名戰犯之一，而且位列第36。
沈醉更是軍統特務出身，在軍統局中素來便以年齡小、資曆老而著稱，28歲便升任少将，在軍統局中可謂是前途無量。
更為關鍵的是，沈醉幹的是見不得人的買賣，即便是在雲南最後的日子裡，沈醉還下令逮捕了一些進步人士，并槍決了特訓班的幾名學生。
沈醉被抓之初，确實也有人表示，要将他槍斃，考慮到沈醉乃是被迫起義，起義後又協助逮捕了大批特務，最終還是決定放過他。
當然沈醉一開始也确實是以為自己必死無疑。
可後來遇到的事情，卻又讓他猶疑不定。
圖|杜聿明
沈醉從昆明轉移到重慶白公館關押時，中午機務曾給他們一人發了一盒點心，沈醉狼吞虎咽的吃完，似乎是有些不夠吃，周圍的乘客把吃不完的都讓給了他。沈醉吃了一些，把剩下的典型都裝到一個盒子裡。
結果到了白公館監獄，看管的一男一女兩個幹部看到沈醉手裡拿着點心盒于是問了一句：“晚飯吃了沒有？”
沈醉還沒回答，旁邊押送幹部就替他回答了：“在飛機上吃點心吃飽了。”
旁邊那個女幹部又說：“光吃點心怎麼能吃飽，還是給他弄點面條吃吧。”
一席話說的沈醉十分感動，于是他連忙說：“吃飽了，吃飽了，不需要再麻煩了。”
時隔多年，沈醉回憶起這樣的場景時，還無不感慨地說：
“一個犯人，在軍統的監獄裡，是不當人看待的，今天，我同樣以犯人身份走進這座過去軍統囚禁犯人的監獄，他們卻這麼關心我，吃了點心還怕我沒有吃飽。雖然隻是一兩句話，我這時的感受真像是嚴寒的冬天遇上一陣暖風吹拂過來一樣，頓覺心裡熱乎乎的。它使我永遠不會忘掉。”
當然這一件小事斷不能改變沈醉的想法。
在白公館關押期間，監獄組織他們這些戰犯一起學習。
沈醉看到一篇文章上寫着
“我們即是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心裡不由得緊張起來。
“以往他們抓到共産黨後，常常是嚴刑拷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還要進行人身侮辱，。毛人鳳在逃走之前，還不止了重慶大屠殺，好幾百人慘遭殺害，看來共産黨是不會放過我們的。”
沈醉始終認為，獄方之是以組織他們學習，就是為了事先讓他們認識到自己的罪惡，然後在處決他們。
“讓我們死了還覺得自己罪有應得。”
圖|1979年沈美娟夫婦調回北京後與沈醉夫婦合影
不過沈醉這些擔心明顯是多餘，随着學習的深入，沈醉的思想逐漸地有了些許改觀。
當然對沈醉最大的震撼，還是在見到杜聿明以後。
1957年國慶節後，沈醉等四人一起被轉移到北京去。
一次偶然的機會，沈醉聽到第一組房内傳出王陵基的聲音，兩人之前還在一起關押過，彼此十分熟悉。一進門沈醉就注意到，一個床鋪上放着一個半個床鋪那麼大的石膏模，杜聿明在裡面躺着不動。
見沈醉走進來，杜聿明也坐起來同他打招呼，兩人激動地握手。
事實上令沈醉詫異的是，杜聿明為何還活着？
1952年，沈醉還在重慶時，就讀到過一本《名人字典》，上面寫着杜聿明在淮海戰役突圍時，擅自下令釋放毒氣，被俘後，經戰士全體請求，杜聿明被槍決了。
直到今天看見杜聿明，沈醉才曉得，杜聿明一直活着好好的。
不過看到他躺在床上的石膏模裡，不明就裡的沈醉還以為是監獄方面的懲處，故意折磨他。
幾天後，當幾人聊起來，沈醉才恍然大悟。
有一次沈醉問杜聿明、王陵基等幾個熟人：“你們說，在北京好，還是在重慶好。”
王陵基、廖宗澤都十分肯定的回答：“北京好。”
“為什麼？”
“功德林的幹部政策水準高。”
沈醉好奇地指着杜聿明身後睡的石膏模問：“這是什麼意思？”
杜聿明哈哈一笑說：
“這是為我治療脊椎病的呀！我患了脊椎結核後，脊椎變形，管理所特意為我定做了這樣一個石膏模，用來矯正我的脊椎變形。”
圖|杜聿明晚年
杜聿明的回答大出沈醉意料之外，要知道當時的功德林中，關押的全部都是國民黨軍以上的軍官，這些人被關在這裡，既不審、也不判，這種日子，對對沈醉來說最是難熬。
沈醉後來才了解到，杜聿明被俘時，身患四種病，幾乎是已經到了病入膏肓的階段。
杜聿明作為蔣介石信任和栽培的心腹愛将，心裡也存了必死之志，到功德林後，還打算隐瞞病情，打算來一個慢性自殺。
可沒想到的是，功德林管理所耐心細緻的為他治療了疾病，治療肺結核的特效藥鍊黴素，當時國内還不能生産，于是政府就派專人到香港、澳門等地設法購買。
不僅如此，醫生、護士經常來給他看病，管理人員也給他天天送來鮮牛奶補充營養。
到沈醉問的時候，杜聿明一身疾病中，隻有脊椎結核尚未痊愈，為了矯正已經畸形的軀體，管理所專門定制了個石膏模，杜聿明已經在裡面躺了3年多。
“共産黨真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杜聿明的這番話，使得沈醉大受震撼：
“倘若不是共産黨改造政策的英明、正确不是共産黨的胸懷寬廣，真誠相待，杜聿明這個赫赫有名的國民黨司令官，忠心耿耿效命蔣家王朝的将軍，怎麼會說出這樣一番話語？怎麼會發出這樣的感慨，相比之下，我對共産黨的認識還遠不如他啊！”
圖|沈醉與女兒沈美娟
首批特赦，榜上無名
1959年9月16日下午收工後，徐遠舉興沖沖的跑過來，手裡拿着一張報紙，王耀武一把搶過報紙念起來，隻見報紙上寫着：
“在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的時候，對于一批确實已經改惡從善的戰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實行特赦是适宜的……”
聽到王耀武口中“特赦”兩個字，沈醉也不禁心潮澎湃。
可到了1959年12月底，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名單時，第一批名單中，并沒有沈醉的名字。
散會後，一些沒有獲得特赦的人心情十分郁悶，連中午飯也不想吃。
“我也流汗水，寫材料，哪件事不如人家……”
徐遠舉脾氣最暴躁，來回在屋子裡忍着不住念叨。
沈醉搖搖頭，心裡想着：
“是啊，我們那點不如人家，為什麼他們能獲得特赦，我們卻不能。”
很快大家就五花八門地探讨起來。各種各樣的猜測也随即出現。
“特赦這批人，不一定都是改惡從善的，而是為了對台做工作，因為陳誠還在台灣，是以陳誠的部下能獲得特赦。”
“陳長捷是傅作義的部下，一定是傅作義保出去的。”
“特赦的都是級别高的戰犯。”
……
大多數人因為沒獲得特赦，也都做出許多揣測。
圖|1947年沈醉與妻子粟燕萍以及女兒、保密局同僚合影
沈醉感覺有些失落，卻還有些理智：
“如果說是因為陳誠在台灣，就特赦他的部下，那麼黃維也是出身土木系，為什麼不把他特赦出去？”
“如果說陳長捷是傅作義保舉出去的，那麼傅作義的舊部也不少，這些人為什麼也沒有獲得特赦呢？”
沈醉仔細地回憶，忽然想起來一件小事。
戰犯管理所最初按照中央制定的要求，實施“思想改造與勞動改造相結合”的辦法，先後成立了縫紉、理發、補鞋、洗衣十來個小組。
杜聿明也報名參加了縫紉組。
那時候整個屋子裡，沈醉與杜聿明的關系最好，兩人也時常交流未來的命運。
讓沈醉也沒想到的是，杜聿明一個将軍，操作縫紉機居然得心應手，後來沈醉才知道，抗戰時他在部隊，妻子曹秀清在他那兒當縫紉廠廠長，受妻子影響，杜聿明很快就學會了縫紉機，不僅會還會修。
因為表現好，杜聿明很快就當上了縫紉組組長。
有一次，管理所讓縫紉組縫制他們穿的鞋襪，沈醉一開始以為都是給他們穿的，好壞都由自己說了算，縫的有些馬虎，杜聿明看見了，當即将不合格的都退了回來，還勸說沈醉：
“成功靠的就是認真兩個字，一定要改掉馬馬虎虎的毛病。”
圖|1975年7月21日杜聿明等人在西安人民搪瓷廠參觀
在功德林時，杜聿明可以說是完成了由身到心的巨大轉變，沈醉扪心自問，自己達不到這樣的水準。
“杜聿明、宋希濂對工作學習都認真負責，周振強、鄭庭芨幹活時不嫌髒，不怕累……他們每一個人都有各自的突出表現，确實都是值得學習的榜樣。”
就在沈醉情緒低落。冥思苦想自身的問題時，杜聿明關切的地對他說：
“你不能洩氣，也沒有理由洩氣，既然有第一批特赦，那就有第二批、第三批，你今天還不符合特赦的标準，就好好争取嘛。”
杜聿明一席話，給了沈醉很大的鼓舞。
1960年11月28日，管理者通知他們到幹部食堂去布置會場。
沈醉心情莫名激動，因為他知道，要宣布第二批特赦的人的，忐忑不安之餘，沈醉失手打碎了一盆花，慌慌張張的沈醉連忙向管理者檢讨。
哪知管理者卻笑着拍了拍沈醉的肩膀說：
“沒關系，沒關系。”
在這個關鍵時刻，沈醉真怕因為自己一個舉動，又錯過了這次機會。
不過他的擔心明顯是多餘的。
圖|宋希濂、杜聿明、溥傑、溥儀在全國政協文史專員室
當台上法官念到沈醉的名字時，沈醉還是猛然味覺，法官連念了兩面，沈醉這才站起來，激動的雙手接過了特赦通知書。
“這不是一張普通的紙，這是共産黨天高地厚的恩情，這是自己11年改造的結果，是我獲得第二次生命的見證！”
“你未盡之事業，我将替你完成”
被特赦後，杜聿明對沈醉的幫助不少，幫助他很快的融入社會，兩人也成為至交好友。
說起來沈醉在大陸身邊幾乎無親屬，隻有一個女兒沈美娟，後來經人介紹，認識了第二任妻子杜雪潔，兩人相伴着度過了晚年歲月。
沈醉與前妻粟燕萍最初感情很好，一開始确實也寄希望與她，希望兩人能破鏡重圓。
可沈醉被關在功德林期間，粟燕萍在香港已經另行成家。這讓沈醉忍不住心生失望的情緒。
圖|1991年沈醉在北京家中與家人合影
1980年中秋，沈美娟告訴沈醉：媽媽在香港又來信了，希望她能到香港去看看。
“那你寫個申請報告試試，看能不能行。”
沈醉帶着報告，第二天找到文史辦公室的負責人去批。
一開始，沈醉以為，這事兒八成不會被準許，哪知負責人問了他一句：
“你為什麼不一同申請呢？”
這一下大出沈醉意料之外。
很快他和女兒的港澳通行證就都辦了下來，有關部門還考慮到兩人開銷問題，還提前預支了一比稿費，等日後回憶錄出版後，再行抵扣。
沈醉到香港後，很快引起巨大的轟動，沈醉見到了在前妻粟燕萍身邊的幾個孩子，對當年的事也表示了諒解。
在香港期間，有不少老友都問起了杜聿明的情況。
圖|1986年，沈醉與女兒沈美娟以及前妻粟燕萍在珠海市飯店合影
沈醉在香港時，有不少老朋友他們雖然領取着台灣給的美元薪俸，卻很希望看到祖國早日統一，他們一些在全國政協的原國民黨軍進階将領寫的東西，在台灣雖然看不到，但是在香港卻能看得到，他們也很喜歡看這一類型的文章。
于是沈醉回來後第一時間便去找了杜聿明，他希望杜聿明也能寫一兩篇文章，帶到香港去發表。
令沈醉沒想到的是，杜聿明病情已經相當嚴重，雖然女兒女婿從美國帶回進口的特效藥，但杜聿明病情仍不見好轉，沈醉一連去了三次，才見到了杜聿明。
見沈醉過來，杜聿明躺在病床上拉着沈醉的手問長問短。
沈醉知道，杜聿明是關心一些在香港的老朋友，兩人說着話，杜聿明卻忽然提出一個請求：
“我這幾天都在等你來，想你幫我寫一篇東西去香港發表。”
圖|1978年第五屆全國政協孫蘭峰、董其武、杜聿明、程思遠、朱大純合影
本來是沈醉請杜聿明寫幾篇文章，沒想到反而成了杜聿明拜托沈醉。沈醉還開玩笑說“不給他做代筆”。
兩人開了一會兒玩笑，沈醉耐心的勸他：
“現在唯一的是吧身體養好，寫東西以後再說。”
沒想到杜聿明卻收斂了笑容，一連嚴肅的對他說：
“我急于想要寫的，是有關祖國的統一問題，你能不帶我寫、勸我不寫嗎？”
“自你回來，我便有此打算，讓你代寫文章，你總算是親自接觸到一些台灣方面有關的親友，比我更能了解台灣朋友、老同僚的心情。”
圖|杜聿明與妻子曹秀清
說到動情處，杜聿明眼眶不由得留下淚來，沈醉也深深為他這份熱愛祖國的熱忱而感動。
“老弟，祖國的分裂，過去數以千萬級的人民死亡，現在許多同胞骨肉不能團圓，甚至連通一封信都不可能……這一切我們都要負責任，我是想告訴台灣的一些老長官、老朋友、老同僚和舊部，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一定要把祖國的統一大業，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中完成，這是一個既複雜而又簡單的問題，不能讓它留到我們下一代去解決，否則，那會讓後人永遠不能原諒我們，曆史将譴責我們。”
“今天趁我們還活着的時候，我們就有責任、更有義務把這一光榮任務挑起來，這才符合祖國和人民的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是以要用隻争朝夕的精神，立刻動手，再拖下去，就更對不起人民了。”
圖|1985年3月沈醉接受記者采訪
沈醉回家後，深感責任重大，立即動筆寫起來，也許是香港之行過于勞累，沈醉一下子病倒，以至于寫文章的事情一拖再拖。
5月7日這天，沈醉病情稍好一些，立即動身去看望杜聿明。
沒想到這一次沈醉沒能再見到老友。
沈醉默默伫立在杜聿明遺像前，心中默默表示：
“你生前想些而沒有寫完的東西，我将一字不漏地寫出來，你沒有完成的遺志，沒有能親眼看到祖國統一。我也将同海峽兩岸的老長官、老同僚、老朋友一起，在中國共産黨的英明政策下，努力來完成，等到那天到來，我一定會趕到你的靈前，想你報告這一特大喜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