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變中尋找社會學的空白地帶

在深圳龍華三和人力資源市場周邊，大大小小的人力資源公司有十多家，一群“三和大神”們遊蕩于這一帶。圖/受訪者提供

巨變中尋找社會學的空白地帶

本刊記者/李靜

發于2021.12.20總第1025期《中國新聞周刊》

将疊好的毯子張開抖摟一下，灰塵立刻在斜射進來的陽光下飛舞，一股說不上來的味道足以讓人聯想：不知多少人蓋過且沒洗……發黴發黑的床架、黏糊糊的席子、嗚嗚叫的風扇、每個人身上濕漉漉的汗水和手機中嘈雜視訊聲響，組成一幅混雜着不安、無望卻又莫名自洽的沖突圖景。

在深圳三和人力市場周圍的城中村小巷子裡，為了運用完全參與式觀察法對“三和青年”開展田野調查，中國社會科學院2019屆碩士研究所學生林凱玄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田豐的指導下，住進了“三和青年”口中的“挂逼”床位。這樣的床位15塊錢一晚，不足30平方米的房間擺了4張上下鋪，還有一張用幾個大凳子搭成的簡易床。

此前，由于網絡上的傳聞，使得媒體和群眾常以獵奇眼光去尋找這個群體的極端之處。曆經半年調查，田豐與學生林凱玄試圖盡可能掙脫理論束縛，不帶預設，以白描的手法還原 “三和青年”的真實生存處境。以點窺面，了解中國社會劇烈變革之下的城市化問題。

2020年7月，《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出版，這項研究沒有任何科研經費，出版過程也曆經磨難，這是第一部針對“三和青年”的研究報告，或許也将是唯一一部。随着多次整改，“三和”等人力市場的招牌已被拆掉，“三和大神”已經消失。在田野調查和寫作成書的過程中，年輕一代的社會學者開始表露出更為切近當下的關切意識，也面臨着自己的抉擇與困惑。

從“三和大神”到三和青年

不知何時開始，一群被稱為“三和大神”的年輕人出現在深圳龍華三和人力資源市場。他們在這裡尋找日結工作，幹一天玩三天，遊蕩于三和周邊“混吃等死”。“大神”是一種對他們挑戰“人類生存極限”、以極低的收入過日子的調侃。

田豐第一次聽說“三和大神”是在2016年冬天，一個和朋友小聚的飯局上。回到家，他馬上打開電腦上網搜尋，這群人的生存狀态讓他感到無法接受，“仿佛和我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但作為社會學研究者，他不能接受這種主觀的臆斷，于是他開始時不時就搜尋“三和大神”的相關消息，并有意識地儲存下來，常想着有一天可以去做關于三和青年群體的研究。1979年出生的田豐總在想，如果自己年輕十幾歲，也許可以深入這些三和青年之中，看看他們到底是怎麼回事。直到2017年學生林凱玄的到來，他開始找到了深入那群青年人的途徑。

2017年底，師生二人一起來到三和，他們發現三和青年的情況并不像“三和大神”貼吧中寫得那麼誇張，但總體狀态與貼吧的描述相似。商量之後，他們決定由林凱玄深入局中，以局内人的視角融入和體驗，田豐站在局外，觀察、研究并把握方向。

林凱玄第二次出發去三和前，田豐先找來一些社會學經典書籍，其中最有幫助的是美國人類學學者麥高登撰寫的《香港重慶大廈：世界中心的邊緣地帶》。按照此書的模式，田豐制定了觀察、研究架構。其中包括三和作為深圳城中村的功能性，包括生産、消費、娛樂、維系生活等内容在内的具體生态環境以及有代表性的人物和各類人群扮演的角色。這基本是一個圖景架構，林凱玄“潛伏”進三和後，再根據自己的觀察在架構中填充内容。

這個課題沒有申請到任何經費，田豐隻能從其他項目裡“拆東牆補西牆”，給林凱玄提供足夠的生活費。但真正入駐三和的第一天，林凱玄就發現，要想真正了解、融入進而研究三和青年，必須成為他們中的一員。那之後，林凱玄每天跟“三和青年”吃住在一起，住過15元的床位、20元一晚的“棺材房”、30元一晚的單間，還拿着硬紙闆睡過大街。林凱玄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困難在于開始時的自我轉變，不但要在心理上接受所面對的一切，更多的是對三和青年的接納，這種接納不僅僅是不排斥，而是一種行為認同、心理認同。

剛開始，與一些青年聊天，他們總是在嘻嘻哈哈中敷衍聊天内容，他們認為林凱玄沒有“挂逼”。“挂逼”在三和是一個複雜的、使用頻率卻最高的詞彙，意涵豐富，通常形容一種倒黴狀态，最高可以是死亡，逐級降低後可以形容因為犯事被公安帶走或是沒錢吃飯、住宿。便宜的事物前也可以加上這個形容詞，例如挂逼水（2元一大瓶）、挂逼面（最簡單的面，有幾片青菜，5元一碗）、挂逼床位。

直到有一次，林凱玄特意像三和青年一樣長時間不洗澡，不洗頭，被三和青年嘲笑說：“你多少天沒換衣服了，身上都起了一股味，挂逼了嗎？” 他才感覺到，“不是我接納了三和青年，而是三和青年接納了我。” 林凱玄說。在那之後，林凱玄與一些三和青年建立起友誼，跟着他們随處一坐，倚靠在牆邊聊天，聽他們聊自己的往事，他發現，這些三和青年也願意尋找一個用心傾聽他們生活故事的人。夜晚，林凱玄才恢複青年學者的身份，記錄、整理白天搜集的資料，和田豐用微信交流，根據實際情況随時調整工作計劃。

一開始，田豐和林凱玄對三和按功能劃分出幾個區，實地觀察一段時間後，林凱玄發現這種功能區劃分沒什麼用，除了人力資源市場相對獨立，三和的其他功能區全部混雜在一起，例如二樓是旅館，一樓就是網吧。

他們作出的最大調整，是對于研究對象的認識。早期，網絡上傳言三和有一批挑戰人類生存底線的“大神”，田豐和林凱玄曾想找到這樣的“大神”，把他們當作典型對象來挖掘。在長時間完全參與式觀察之後，他們發現所謂的“大神”，某種程度上是網絡傳言的誇張，或者說，這隻是一種階段性的生活方式。挂逼狀态是短暫的且流動性的，一旦有了一點錢，挂逼狀态就會消失，大部分青年仍然保持相對正常的狀态。是以，他們把研究對象從“三和大神”調整為三和青年。

躺平鼻祖

三和青年可以說是“躺平學”的鼻祖。他們的構成複雜，主要是依托于三和人力資源市場。多數人也曾對社會、對工作和生活懷有一些期望，在與招工企業、市場中介的三方博弈中，曆經求職失利、繁重勞動、微薄收入以及證件被騙、博彩失利等大大小小的挫折，陷入了失望、怠惰、沉淪的惡性循環。與此同時，三和的生活似乎格外令人愉快。

研究社會分層和農民工多年的田豐觀察到，很多城市都有城中村，包括北京，但其他城市的城中村更像是個睡覺的地方。三和則不同，日結工作源源不斷，食宿無比便宜，還能找到足夠的娛樂，形成一個完整的自循環生态系統。更重要的是，精神萎靡成為這裡的一種氣氛，沒有朋輩的壓力，讓失落的青年找不到動力。“在巨大的失落與三和生活的強烈誘惑面前，三和青年自然而然選擇了後者。而一旦進入三和，就像陷入一個巨大的泥潭，初入三和的青年一開始還會羞愧、抵觸，不久便會放棄掙紮，任由自己沉淪。”田豐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在經濟騰飛時代，中國城市的城中村始終是社會學家研究的重點議題。田豐的導師李培林是社會學重建後的第一批學者，他在2003年曾根據對廣州城中村的調查寫過《村落的終結：羊城村的故事》一書，剖析了城市化程序中本地農民和外來農民工生活的變遷和生涯轉變。十幾年後，三和仍然與李培林當年在廣州看到的城中村相似，但作為他們研究對象的兩代農民工，卻已經有了明顯的代際差異。

即便有田野調查和架構分析，田豐和林凱玄仍然表示，無法統計出三和青年确切的規模以及來源，隻能摸清的是，三和青年來自全國各地，相當一部分出自第一代農民工家庭。“90後”和“00後”不需要承擔家庭支柱的壓力，還想獲得其他人的尊重，更崇尚自由，忍受不了流水線。是以，在同樣面臨工價被壓低、勞動時間延長、勞動保障降低、勞動環境惡化等勞動權益被侵害的問題時，他們不再像父輩那樣忍氣吞聲，但在又缺乏技能和手段的情況下，“90後”和“00後”農民工選擇了一種新的抗争模式——在大都市裡“混吃等死”。在田豐和林凱玄的研究中，三和青年經常說：不想工作的原因是不願意被剝削、被克扣、被歧視。

在經過半年的參與式觀察和研究之後，田豐和林凱玄收集資料三四十萬字。田豐曾想過将資料轉換為純學術論文，但如果那樣，最終隻能保留一二萬字，太過可惜。最終，他們把重複備援的部分去掉，将全部一手田野筆記整理成書。

2019年初，田豐和林凱玄完成寫作，書稿輾轉多個出版社并删掉幾萬字後，終于在2020年8月出版。書出版的當月，田豐和林凱玄又去了一趟深圳。幾次整改後，三和市場變化很大。網吧、小商店都沒了，招日結的中介分布到了周邊公園。據深圳媒體報道，深圳于2021年對三和進行了最後一輪整改清場，三和人力資源的招牌已經拆掉，附近大大小小的中介也被清理，不允許再有中介拿着招牌去招工。原來聚集于此的青年，紛紛想辦法轉移陣地，去往廣州、惠州等周邊附近的職介市場。

白描社會現象轉瞬發光的一刻

田豐承認，他和林凱玄的作品或許不是最好的研究，但他認為這卻是中國社會劇烈變革過程中最缺乏的研究。或者說，此次研究的設想很大程度上來自現有社會學對社會事實白描的忽略。

社會學是自西方傳入的學科，迄今為止，中國社會學的研究架構、理論架構以及學術評價體系都來源于西方，這套成熟的系統在一定程度上使社會學在中國得以迅速重建并發展，但與中國的社會現實無法避免地産生一些脫節。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一些社會現象在經典社會學理論中難以找到準确參照體系，短期内難以清晰透徹地研判。田豐認為，如果拄着理論的拐杖去尋找理想中因果關系的研究模式都不太适合，不如抛開種種桎梏，使用白描研究的分析方式打開局面。

而自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社會持續四十幾年的巨變也是西方社會無法比拟的。南京大學社會學院社會學系教師陸遠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現在，日本和西方社會學研究，已經細分得非常細碎，因為他們基本已經完成了城市化和現代化的變遷，無論制度還是社會變化相對較小；但中國依然處于巨變之中，中國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層出不窮，很多學者想去研究，但可能還沒研究幾個月，情況就發生變化或是又另有新的事情出來，中國社會變化之快、之複雜是對社會學極大的挑戰和考驗。

在田豐看來，當今的中國社會要求學者要像記者一樣，對社會問題快速地作出反應。否則，整個學術的發展與現實需求之間的隔閡可能越來越大，中國社會處在轉瞬即逝的變革之下，很多社會現象來不及深入研究就已經消逝。這時候，基于社會事實的白描研究有助于研究者抓住社會現象轉瞬發光的一刻，這是中青年學者應該嘗試作出的探索。

但是，中國目前沿用的西方學術評價體系，尚未對學者是否關注當下社會議題作出反應，評價标準更多參考學者釋出了多少論文。

2012年，田豐在美國斯坦福大學做通路學者，遇到著名社會學家周雪光，那時，周雪光已經從定量研究轉向田野調查。談起方法論和學術風格上的轉變，周雪光對他說，年輕的時候有評職稱的壓力，做定量研究隻需要研究資料，不用出去跑，發論文的速度很快，到了現在這個年紀，要去做一些自己感覺更有趣也對整個社會更有貢獻的事。這些話對田豐影響很大，2017年，在職稱全部評完後，田豐啟動了對三和青年的研究。

在美國訪學時，田豐發現西方的論文動辄從19世紀說起，幾乎每個議題都有豐富的曆史調查記錄，而這正是國内社會學研究普遍缺乏的。他贊成那些純學術的宏觀建構，但他覺得當下的議題、細小的群體同樣應該有人關注，哪拍隻是先記錄下來，作為留給後人的資料，也許再過個三五十年，這些白描式的資料就顯得彌足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