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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黑風暴》主演吳越的中年

《掃黑風暴》主演吳越的中年

《掃黑風暴》劇照 。 (資料圖/圖)

演員吳越的聲音很有辨識度。

她說話溫柔明快,讓人很容易松弛下來。笑起來的時候,她的聲音像小姑娘,你很難将它與49歲的年齡挂鈎。吳越說,這是遺傳了媽媽,母女倆的聲音很像,有時人家打電話找吳越,聊了幾句才發覺是她媽媽接的電話。

但賀芸不能這麼說話。賀芸是電視劇《掃黑風暴》裡綠藤市警察局副局長、掃黑辦主任,也是劇中無惡不作的“惡少”孫興的母親,她從人民的好警察,一步步淪為了黑惡勢力的保護傘。

“我這個人性格比較外向,說話應該不會給人一種沉重的感覺。可賀芸是不輕松的人,是以我得給她包裝一下。”吳越說。她沒有找配音,而是自己把自己的聲音“換”掉了,“她發聲的位置應該比我平時說話再低一點,再往下走一點。”

賀芸是包庇縱容孩子作惡的母親,又是外人眼中的好警察,吳越在戲中的複雜眼神、細節演繹,被網友截取制作成各種短視訊,奉為“教科書級的表演”。

她上一次受到這樣大規模的關注,是2017年,在《我的前半生》裡,她出演了一個不那麼鮮亮的第三者淩玲,侵入了陳俊生(雷佳音飾)和羅子君(馬伊琍飾)的家庭。她代淩玲承受了很多——因為出演淩玲,吳越經曆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網絡暴力,惡毒的詛咒、謾罵撲面而來,以至于她不得不關閉了微網誌評論。朋友開導她,這是對她演技的一種認可,她難以接受:“什麼樣的認可不能用鮮花和掌聲呢?”

吳越當演員26年,出道即演女主角,她是《北京深秋的故事》裡讓陳寶國和李亞鵬陷入情感糾結的漂亮女孩陳曉風,也是《和平年代》裡清純的軍旅記者聞璐。至今她每年都有新戲播出,但每部戲有不同的命運。

《我的前半生》是她演的第一個女三号,那年她45歲。演配角在某種程度上讓她獲得了表達的自由,從此她接的角色五花八門。在電影《少年的你》中,她演周冬雨的媽媽,寥寥幾場戲,就演出了一個愛女兒又不得要領、可悲又可愛的母親。

如今喧嚣過去,吳越的生活又恢複了平靜。她重新回到微網誌,時常分享她喜歡的音樂、觸動她的話,她覺得美好的各種事物。她最近分享的是許鈞的一首歌《自己》,歌裡唱道:“切記不要與自身的平凡為敵,也沒有必要把自己變得不像自己”,她還引用了僧人希阿榮博堪布的一句話:“‘第一’‘最好’,都是給别人看的,可誰又會總在那兒看你呢?大家都忙着過自己的生活,你沒那麼多觀衆。”

“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已經不再年輕了。我一路走過來也起起伏伏的,各種甜酸苦辣的滋味一路都受過來,但誰又不是呢?我自己會有一些很固定的粉絲,人也不多,好像彼此還挺欣賞的,就像朋友一樣,我們在一個公衆平台上交流分享,也有點像找朋友的意思。”吳越說。

以下為吳越自述:

2020年9月,五百導演的副導演找到我,給我發了《掃黑風暴》的劇本大綱,說導演希望我來演綠藤市警察局副局長賀芸。我跟五百在2019年合作過一部懸疑劇,叫《在劫難逃》,當時我們合作得很好,互相之間那種信任,包括各種審美,都非常合拍。

還有,我長的樣子,不熟悉我的人會覺得我挺嚴肅,要演警察局長,你就得給人感覺特别正。我以前拍過一部電影叫《夜·明》(2007年上映的中國馬來西亞合拍片,講述了孫中山在革命艱難時在南洋的一段籌款經曆,以及他與側室陳粹芬女士鮮為人知的情感故事,吳越飾演陳粹芬),馬來西亞演員李心潔就說,吳越,你不說話的時候看上去非常嚴肅。我覺得我還挺外向,挺活潑的,我從小到大都是這樣子。

看完《掃黑風暴》大綱,我給導演發了一條微信,我說:“導演好,看了《掃黑風暴》的賀芸,這個人物真的是橫的,也是狠的,她的經曆和苦痛是個女人都很難咽得下去。你之前說生活中每個人都需要演戲,确實,賀芸要演戲,要個人面子,生活裡需要她演的角色真是不少。可憐她拼了命演的角色,沒有一個是真正屬于她自己的,更可憐的是,她也沒有一個真正屬于自己的觀衆。這就像在刀尖上舔蜂蜜的人生,一個不掏點心、挖點肝搞不定的角色。”這是我看完故事梗概的第一反應。我是一個演員,不管是什麼樣的角色,我都是要把她變得複雜一些,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如果她的複雜性是在情理之中的,邏輯之内的,這樣的一個角色越複雜,對演員來說是越興奮的。

很多觀衆說賀芸是有原型的,震驚全國的“孫小果案”,不過孫小果的母親并不是警察局長,隻是一個普通民警,是以在我這裡,賀芸是沒有原型的。但是她倆有一個共同的地方:都是包庇孩子的媽媽、縱容孩子作惡的媽媽。

對我來說,這個人物不需要找原型。劇本裡她的身份是警察局副局長,但她又做了違背她身份的事,這個人是好壞各占50%,非常均衡的一個人物。而且導演當時的設定,如果沒有她兒子的事件發生,以她的能力,應該是一個非常稱職的警察局副局長。她以前就是這樣,從一個好警察到處長到警察局副局長,是靠她一步一步實打實幹出來的,這樣的設定在國内電視劇裡并不多見。

開拍前,我去采訪了一位警察局局長,她就是一位女局長,以前是警校校長。她非常溫柔,會告訴你哪種面包好吃,分享生活中很多有趣的細節,我們聊了很多。但對我來說,她的經曆并不是我關注的重點,我更關注的是我們聊天時的狀态,她所有的待人接物,她跟其他人說話時的神态,她在周圍環境下的表達,我要去捕捉這些。

我記得在《掃黑風暴》拍的第一場戲,是看守所審馬帥。那場戲對我來說非常非常難,因為當時發生了一個演員不應該發生的事情,就是我突然說不了台詞了——可能是我牙齒的原因,或是發音突然出現了什麼故障,到現在也沒找到非常具體的原因,結果就是發音困難,說出來一句話莫名其妙就斷了,話斷了就會慌,它影響到了我作為演員表達人物這件事情。

但是審馬帥這場戲,賀芸說話又必須非常溜,不但要溜,還得有震懾力,還得高高在上,是以當時對我的難度是很大的,那真是拼了命在演。

劇中我最後那場戲,追捕兒子孫興,沒有什麼台詞,我就發揮正常。那場戲是我們一個晚上拍完的,我演的時候是淩晨4點。我那張臉就是淩晨4點的臉,身體已經完全不聽指揮了,我自己能看出來我的肉體和靈魂在打架,有點失去控制了。但那又是一場好戲,當你心裡對于這種感受的體驗是很飽滿的時候,演戲就會像自來水一樣,隻要龍頭一打開就會出來,很舒服。不像有些戲,讓人體驗不到,就算劇本要求你演一種激動、興高采烈,你心裡是空的,什麼都撈不出來,那拍起來才是真的累。

其實賀芸不算我演過的最難的角色,我在今年5、6月份拍了王小帥導演做監制、花菁導演的劇《八角亭迷霧》,如果說賀芸的痛苦很凝重,那個角色的痛苦比她強烈十倍。我演完到現在都沒緩過來,近一年類似的角色我是接不動的,那個角色真的太苦了。

1995年,我主演了《北京深秋的故事》,那也是我正式進入演藝圈的第一部戲。我的運氣好極了。當時我剛從上海戲劇學院畢業,被配置設定到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滕(文骥)導的夫妻來挑演員,我們團的張仙恒老師就推薦了我。他說我們團來了一個小姑娘,你去看一看,她現在在我們團裡演一個話劇。溫老師(滕導的夫妻)就來看,看完沒過多久,就在一個星期天讓我飛到北京去見滕導。滕導到機場來接的我,等于我一下飛機往外走,他就看見我了。他說我看你的時候,覺得這個小姑娘很像我要選的這個角色(銀行信貸員陳曉風)。我就這樣成了這部戲第一個被定下來的女演員。定完我了,第二天我就跟着導演一起去選其他演員,用現在的話說,要看看和其他演員有沒有CP感。後來我就回到上海繼續排演話劇,等到話劇演完了,就進組拍這個戲。

第二年,我又跟張豐毅演了《和平年代》,我在裡面演了軍旅女記者聞璐,跟張豐毅演的軍人秦子雄有一段感情。很多觀衆記住我,大概也是因為聞璐。

(南方周末記者:我當年看的時候,在一部軍旅題材電視劇裡,看出了一種偶像劇的感覺。)我給你講一個秘密,你的感受是超級對的,因為當時我演這個戲之前,有一部風靡一時的偶像劇叫《東京愛情故事》。鈴木保奈美演的赤名莉香,我特别特别喜歡,就想在我的角色裡變成她——聞璐這個角色也是很可愛的,我就把我對赤名莉香的喜歡融進去了,聞璐的身上有她的一顆種子。

我記得《和平年代》裡有一場戲,是我騎自行車,張豐毅跑來給我賠禮道歉,我一路都不睬他。其實我是很喜歡他的,隻是故意不理他,最後他說了句請我吃飯,我馬上就說好吧,那就走吧。當時心裡其實就裝着《東京愛情故事》的模闆。

我演戲演了26年,自己覺得每一個角色我都認真對待,沒有偏向,如果一個角色我一看就特别嫌棄,我也不會接。

放眼望去,《和平年代》裡的聞璐真的是蠻幸福的,因為我當時剛剛大學畢業,我拍完《北京深秋的故事》已經運氣夠好的了,沒想到拍了這個《和平年代》更加好,都是很強的陣容。我跟佟大為演過一個軍旅題材的戲《遠遠的愛》,我演一個軍醫,那個人物是一個冷的人,談了一段姐弟戀,那個我們演得也蠻好的;包括我後來跟耿樂,還有郭京飛,我們演了一個《假如生活欺騙了你》,我演一個姐姐,一家人的命運。其實在那一年收視率蠻高的,我們也拍得蠻好的,那個人物跟賀芸、淩玲完全不一樣,可能跟聞璐有點接近,而且那年我40歲,我還在演一個20歲的小姑娘,我自己看着覺得還算過得去,但是之後我就不想再去演年輕的角色了,我要演符合我自己歲數的角色。

我現在接戲的标準,更自由一些。我年輕的時候,可能一說有戲,而且是很好的戲,我都會去演,不想放過。但是現在不想太勉強自己,順勢一點吧,别太努力了,是以我可能會更加放松一點。

《我的前半生》是我演的第一個女配角,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女三号。因為演員到了一定歲數之後,沒有人能夠保證自己永遠是女一号、男一号,常青樹是極其罕見的。我也不是特殊材料做的,是以我一定也是這樣。

這中間肯定會有心理落差,但我選擇的方式不是反抗,而是接受。我運氣很好,第一個女三号就遇到了《我的前半生》,是以過渡還蠻平穩的,安全着陸。

演完第三者淩玲,大家都說我“火了”,但是我感受到的火,是網上無休止的、惡毒的謾罵。有人說這是對我演技的認可,但是我想請問,誰會願意接受一種認可的形式是惡毒的謾罵呢,什麼樣的認可不能用鮮花和掌聲呢?你給别人鮮花、掌聲,你的世界就是鮮花的世界。

現在我已經無所謂了,作為演員,我在我專業的圈子和我最信任的老師那裡接受到的訊息都是:你演得很好。我這件事情就過去了。因為我是一個比較健康的人,我心裡希望我自己成為一個愛多一點、不要恨多點的人,更不要惡多的人。

其實從我一個演員的角度、眼光去看這個第三者淩玲,我覺得她非常常見,我演的就是一個愛上有婦之夫的女人,生活中這樣的人挺多的,這樣的事情也非常多。在演的時候,我隻是想盡量真實地還原到那個人的樣子,因為生活中也發生很多這樣的事情,你有的時候說不好到底是同情這個妻子,還是同情這個“小三”。

有一些戲需要功能性的角色,沒辦法——你想“小三”這個角色功能不出現,馬伊琍演的羅子君怎麼翻過這個山頭,她怎麼演自己千辛萬苦從全職太太變成了一個獨立女性?淩玲就是一個必需的、功能性的人物。

除此之外的大部分戲,我跟導演還有雷佳音配合,盡量把她演成令人相信的、生活中真實的一類人。馬伊俐演了一個一開始衣食無憂的全職太太,因為衣食無憂,她慢慢忘記了夫妻之間的情感是需要去經營的,然後她變成了一個悲劇,淩玲趁虛而入,再然後,她重新面對自己,生活中這樣的女人也很多。如果我們所有的功課,最後對淩玲的評價隻是簡化到好女人、壞女人的差別,其實作為我們是失望的。

我們看世界名著,如果按照現在的評判标準,安娜·卡列尼娜也是一個“小三”,這部小說怎麼就成世界名著了呢?賈寶玉,那就是“渣男”,《紅樓夢》怎麼就成名著了呢?從藝術創作的角度,不能簡單以“小三”和“渣男”來劃分。我完全站在一個演員的專業角度去看,如果你要演一個第三者,一定得做功課,得演出她這一系列行為背後的動機。

如果我要上一堂課,我肯定會這麼說:什麼叫好人和壞人?你在生活中有沒有碰到過純粹意義上的好人和壞人?其實我敢說沒有,因為你在生活中總是能碰到一個真實的人,有優點,有缺點,你沒有辦法下定義他是好人還是壞人,你最多說這個人的哪些缺點令你無法忍受,但凡成熟一點的人都會這麼去講。這個口子開了之後,表演就有它施展的餘地了。

我拿到角色之後,從來都是先确定她是一個人,我要讓很多地方成立,在人的基礎上再放她的善面和惡面。她什麼時候是善的東西出來,什麼時候是惡的東西出來,惡的東西出來多了就變成了所謂的壞人。

現在我也不認為淩玲是反派,我隻認為我演了一個很真實的人,因為我真的是聽到跟我同齡的一些朋友說起過她們身邊淩玲式的人物,說“我為了他,犧牲了一切,因為我很愛他”。我當時真的是按照這樣去演的,但是觀衆說你是一個壞人,等于在道德法庭上來評判這個東西,但是在人性的河流裡,有的時候道德說了不算的。

《我的前半生》之後,我開始演各種配角。其實配角的類型是多種多樣的,我完全自由地過了好幾年,是以你會發現從2017年到現在,我演的角色五花八門。進入一個角色之後,如果你每天都在演她,每天都去現場,自然會越演越熟,但如果今天這個角色你隻演一天,明天那個角色也隻演一天,你還沒熟,角色就離開你了,這樣的戲我不會去接,除非好朋友一定要你去幫個忙。我接配角戲,一般會選擇完整一點的角色,能讓我進入、熟了,它還在演的那個度裡面。我在這個度裡面把握好。

如果評價我自己,那我就是相貌一般,好看談不上。但是觀衆現在的品位也在提升,很接受《掃黑風暴》裡賀芸這樣的角色,也看到了我們這些“大叔”“大媽”們的價值。但我覺得凡事沒有那麼絕對,不一定老了都是好,年輕一定是不好。哪裡都有100分的,但是大部分可能是60分、65分,各行各業都是這樣,人才是金字塔結構的;也不是我現在年紀大了,我就成了好演員、老戲骨,從專業的角度不應該這麼去評判。

歸根結底,還是“療效”為王吧,這個劇亮出來的這個活,你是不是接得住它,你演的角色生不生動,這才是對好演員最重要的評價标準。

南方周末記者 李邑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