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内世界中世紀史研究百年曆程

中世紀史是世界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世界中世紀史研究在我國起步較晚，我們不能忘記前輩學者的筚路藍縷之功。直至改革開放後，我國的中世紀史研究才真正發展起來。随着改革開放不斷深化、以前“黑暗中世紀”這一認識誤區的破除，世界中世紀史已成為我國史學界進步最為明顯、成果最為豐厚的學術領域之一。由于其特殊的曆史時段，中世紀史研究一度還成為我國比較史學特别是中外比較史學的重要策源地，引起學界普遍關注。

史學先賢筚路藍縷

鴉片戰争是中國與西方世界碰撞的開始，也成為中國了解西方的标志性起點。至五四運動時期，國人就如何看待西方這一問題已曆數輪争辯，對于西方的認知也逐漸豐富和深入。蔣百裡的《歐洲文藝複興史》、陳衡哲的《西洋史》、高一涵的《歐洲政治思想史》等專著都有中世紀部分，涉及歐洲中世紀不同領域，記載了那個時代的學者對歐洲中世紀史的認識。此外，雷海宗、閻宗臨等學者對中世紀史發表了頗有見地的觀點。盡管如此，民國時期國内學者對中世紀史的認識和了解主要是基礎性的，從事專業研究的學者極少，影響有限。直到20世紀中期，中國大學很少設定世界史，幾乎沒有專門的世界史研究機構。就中世紀史研究的大部分領域而言，當時基本上仍是有待耕耘的處女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曆史研究進入新時期。我國仿行蘇聯教學計劃，各大學都以世界史取代了西洋史。後來，陸續建立了國家級的世界曆史研究所，以及美國研究所、日本研究所、南亞研究所等。随着世界史研究機構和教學體系的設立，培養并聚集了一批世界史方面的專業人才，組成了規模性的專業隊伍。周一良、吳于廑主編的《世界通史》（共4冊）成為大學通用教科書，其中第2冊為“中古部分”。為配合大學的世界通史教學，從1962年起，商務印書館陸續出版了周一良、吳于廑主編的《世界通史資料選輯》。其中，“中古部分”由郭守田擔任主編。在外國史原始資料極其匮乏的情況下，《世界通史資料選輯》特殊的補益作用尤其值得重視。此外，世界史學者還參與了全國關于曆史問題的大讨論，諸如“亞細亞生産方式”“奴隸制向封建制社會過渡問題”“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問題”等。除上述學者和著作外，郭聖銘、齊思和、劉啟戈、蔣相澤、戚國淦等學者在中世紀史研究和培養後學方面，都作出了傑出貢獻，具有筚路藍縷之功。

中世紀史研究發展迅速

20世紀80年代，世界中世紀史研究日趨活躍，進入重要發展時期。八九十年代，歐洲傳統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是國内中世紀史研究的熱點，該問題由探尋近代西方為何率先崛起所激發。與該研究主題相關，中世紀晚期成為主要的受關注時段。人們在研究中傾注了自己的反思，也呼應了國際史學界70年代以來關于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大讨論，彌足珍貴。吳于廑、龐卓恒等學者開始重視傳統社會中農牧業的經濟結構差異與資本主義誕生之間的關系，探讨農業勞動生産率的作用。一些專題性研究堪稱精品佳作。例如，馬克垚著《西歐封建經濟形态研究》、朱寰主編《亞歐封建經濟形态比較研究》等，就是這樣的作品。在都铎王朝議會制度、英國中世紀城市、英國中世紀農村行政和法庭、英國與中國農民比較、教會史、拜占庭史、阿拉伯及伊斯蘭世界等領域，國内學者的研究成果也達到一定深度。

進入21世紀以來，國内的中世紀史研究領域不斷拓寬，傳統領域得到深化，一些薄弱領域得到加強，空白領域得以填補。随着相關研究日趨深入，研究風格也逐漸從基礎性的宏觀研究轉向中觀研究和微觀研究，更加重視實證性研究方法，以研究方法、研究理論和理念的更新開拓為特點，呈現全面發展的強勁勢頭。　近年來，中世紀史研究領域日趨拓寬，研究時段逐漸延伸。人們尋求曆史研究的新領域和新視角，使曆史學研究更加貼近社會與生活。是以，一些新興學科和新的研究方法走進我國史學界，經濟社會史學科即為其中一例，研究成果頻頻湧現。在農民日常生活和消費水準、城鎮化曆程、貿易手段的變革、中世紀女性觀念與婚姻家庭、中世紀宗教生活和信仰、疾病和醫療社會史等領域，相關研究日趨深入。這些研究從不同角度剖析社會生活，其中一些研究領域具有開拓性，一掃傳統話題的老面孔，不僅研究領域空前拓寬，研究時段也得到合理延伸，引發出新的課題。例如，歐洲中世紀早期文明與羅馬文明的關系研究、歐洲民族起源和民族大遷徙研究、對中世紀早期曆史叙事文獻的翻譯和整理、對宗教文化轉型的思考等，此其荦荦大者。近年來，随着研究領域的拓寬，中世紀史學者在日常生活史、鄉村史、城市史、家庭史、婦女史、醫療史、教育史等方面均取得了豐碩成果。

由于受語言障礙束縛，英語地區以外的中世紀史研究以往大多是薄弱領域。進入21世紀以來，這些薄弱領域均有不同程度改善。例如，法國和德國中世紀史領域都有相關成果問世；東歐俄羅斯中世紀史研究亦有突破，關于俄羅斯文化、東歐和俄國農奴制等問題的探讨都有一些新成果；阿拉伯及伊斯蘭問題研究進展明顯，關于伊斯蘭教的興起、阿拉伯國家的建立與擴張、阿拉伯封建土地關系等問題均有一系列論述；北韓史、日本史是學者們密切關注的研究領域，關于日本律令時代身份等級制、日本近代社會轉型等研究均有新意，推動了東亞中世紀史研究；拜占庭史研究繼續得到加強。

同時，一些傳統課題的研究進一步深化。例如，社會轉型和曆史比較研究得到持續關注，而且更加注重分析社會轉型内在因素和觀念的作用。研究更加專題化，例如從某個特定方面讨論社會轉型問題。法律政治史的探讨得到深化，并且出現研究重心下沉的現象，例如對村莊共同體和郡共同體的研究。農業史亦然，研究逐漸深化。文藝複興研究取得新進展，劉明翰主編的《歐洲文藝複興史》12卷反映了這一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關于西歐“封建主義”是否具有普遍意義的探讨，從20世紀90年代初就已經開始。進入21世紀後，讨論更為集中。衆多學者将目光轉向更加廣闊的領域，分别從語義學、學術史和實證史學等方面論述了各自的觀點。此外，還有大量譯著問世，開闊了研究視野。例如，張緒山等學者翻譯了法國曆史學家布洛赫的《封建社會》一書，徐家玲等學者翻譯了美國曆史學家詹姆斯·湯普遜的《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此外，《中世紀文明》（徐家玲譯）、《英國莊園生活：1150—1400年農民生活狀況研究》（龍秀清、孫立田、趙文君譯）、《中世紀與文藝複興》（李玉成、李進譯）和《中世紀的衰落：對十四和十五世紀法蘭西、尼德蘭的生活方式、思想及藝術的研究》（劉軍等譯），都為國内中世紀史研究提供了“他者”的研究視角。

需要繼續努力

在充分肯定國内世界中世紀史研究成績不菲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不足之處。現就需要改善和繼續努力的幾個方面，提出一點兒期待。

其一，要更加重視對于一手資料的使用和積累。近年來，我國不少學者收集和整理了外國中世紀史檔案資料，出現了使用原始卷宗進行研究的可喜現象。由于語言的原因，這對于中世紀史研究者而言具有相當難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國世界中世紀史研究仍處于奠基時期。

其二，盡快補足世界中世紀史研究的短闆和空缺。如果沒有雄厚的中世紀史研究為基礎，就很難有成功的世界近現代和當代史研究。無論對于周邊國家的研究，還是全球主要國家和地區的研究，國内中世紀史研究的短缺現象依然相當嚴重。

其三，研究中存在碎片化現象，原創力度不足。一般看來，當下的研究成果比以前更規範、更專業。同時，也存在問題意識淡薄、就事論事、缺乏探索熱情等現象，視野寬闊并具有指向性内在邏輯關系的作品更是少見。所謂原創性，一定是有内在系統的，獨立地提出具有廣泛影響的原創性概念和範疇。在這方面，當下很少有人做，也很少看到試圖這樣做的努力，這大概是國内中世紀史研究亟待補足的緻命短闆。

（作者系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會原理事長、中國英國史研究會原副會長、天津師範大學歐洲文明研究院資深教授；天津師範大學歐洲文明研究院講師）

編輯：陳宣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