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評論》：創作《在黑暗中躺下》的過程中，你感覺時間的推進問題顯得特别尖銳嗎？斯泰倫：這部小說剛開始就出現了那個叫洛夫蒂斯的男人帶着棺材在車站等待女兒遺體從北方運回的情景，我想把他過去發生的悲劇密集但又完整地呈現出來。是以，問題在于既要深入到過去以及這個男人的悲劇，卻又不中斷故事的程序。我為此困擾了整整一年。後來，我終于想出把時間分成獨立的片段，圍繞女兒佩頓生活的不同階段，切割出四到五個比較長的戲劇場景來寫。
在我看來，時間的推進問題似乎是一個小說家最難應付的事情。《巴黎評論》：你老早就在醞釀這部小說了嗎？你開始寫的時候已經準備到什麼程度了？斯泰倫：很少。我就知道點兒洛夫蒂斯的事，以及他的全部家庭麻煩。我還知道要寫葬禮。我的腦子裡已經有了這個女孩的形象，知道她要在哈萊姆自殺。我也自認為知道她為什麼會自殺。不過，我就知道這麼多了。《巴黎評論》：你開始時把寫作的重點放在人物還是故事上？斯泰倫：那當然是人物了。我對人物的了解就是要刻畫出一個圓形的活人來，而不是漫畫式的形象。E.M.福斯特曾把人物區分為"扁形"和"圓形"兩類，我盡量把自己所有的人物都塑造成圓形的。這需要像狄更斯那樣性格外向的人給變形人物注入生命力。
但是，當今那些離經叛道的作家對故事都特别不屑一顧。故事和人物應該同步共進。我自認為是很幸運的，因為在實際寫出的每個東西中，我都盡量讓這兩個要素均衡地發展。要想給人以某種栩栩如生的印象，這兩個要素必須互長共生，因為每個人的生活都是一個故事，如果你肯諒解這個陳詞濫調的說法。我經常在語詞的秩序問題上長時間地苦心斟酌，試圖寫出漂亮的段落來。我仍然相信漂亮的語言風格的價值。我欣賞那種能夠萌生出不錯的文思轉折的機敏，比如像司各特·菲茨傑拉德那樣。
然而，我對制造某種似是而非和印象主義式的東西——你要願意，不妨稱之為南方特色：充滿了繪畫語言、可惡的南方諸州嬰孩般的呓語，諸如此類的東西——再也不感興趣了。我想，我對人越來越感興趣了。當然還包括故事。《巴黎評論》：你的人物來源于真實生活還是出自想象？斯泰倫：我不知道這個問題能否回答。坦率地說，我認為，我的人物絕大部分出自純粹的想象而非得自其他途徑。也許這是因為他們似乎到頭來全都更像我本人而不是我在實際生活中觀察到的人們。有時我感覺自己塑造的人物不過是本人某些方面的折射而已。我相信很多小說的人物都是這樣創造出來的。
《巴黎評論》：你必須與自己描寫的題材保持多遠的距離？斯泰倫：很遠。我認為作家很難立刻寫出并且寫好在情感上很近的經曆。比如，我就感覺自己寫不出在歐洲的那段經曆，非得回到美國後才能動筆。《巴黎評論》：你認為自己與其他作家有競争關系嗎？斯泰倫：沒有。"我的一些最好的朋友就是作家。"在美國似乎存在一種偏見，認為寫作就是各種手藝不同的從業者之間進行的一場巨大的貓狗之戰。大家都想在這片森林中占地為王。我是一個農場主，認識的作家寥寥無幾，也讨厭作家。
就是這麼回事。我覺得，跟在其他行當一樣，作家們同樣會勾結奉承，拉幫結派，最後變得神經兮兮的，甚至變态，互相戳弄對方的脊梁。有一次，在倫敦，我參加一個聚會，來的全都是文學名流、親朋好友，如果這地方忽然被炸得稀爛，肯定會把大英帝國文人中的精華給一鍋端了。我覺得美國作家不妨保持點兒上個世紀流行法國的那種姿态。福樓拜、莫泊桑、維克多·雨果、缪塞，他們不會因為彼此認識而感到痛苦。屠格涅夫認識果戈理。契诃夫認識托爾斯泰和安德烈耶夫，而上述三人高爾基全都認識。我記得亨利·詹姆斯談到霍桑時這樣說，如果他哪怕偶爾與其他同行交流一下，恐怕會寫得比現在更出色一些。美國的這種單打獨鬥的哲學可以說是一種無聊的姿态。
我并不主張設立韋弗利廣場的那種作家晚餐俱樂部，那完全是為這個行當的密友或者聯盟而服務。但我認為美國作家并沒有因為這種姿态而受益：見鬼去吧，我們是因為共同的愛好才在一起，而不是，我的哥們兒都是在第三大道的酒吧招待。其實，我還真有個好朋友在第三大道的酒吧當招待，不過他是在業餘時間兼職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