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欲專一行，先通其史。拿破侖建議軍人們反複研讀亞曆山大、漢尼拔、凱撒、古斯達夫等名将的戰史，并效法他們，他說：“這是成為偉大統帥和尋求兵法奧秘的唯一途徑！”研究美國創投史，對中國創業創新，能有哪些啟發？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1972年，瓦倫丁（Don Valentine）離開國民半導體公司，在沙丘路上安營紮寨。此前，他小試牛刀，順着半導體業上下遊，投了幾個小項目，賺到一些錢。瓦倫丁自感摸到了投資的門道，決心投身這一行，以度餘生。于是他加盟Capital Group，建立了風險投資分部，也就是今天的“紅杉資本”。
為了搞到錢，瓦倫丁敲開所羅門兄弟（Salomon Brothers）的大門。年輕的銀行家翹着二郎腿，掃了一眼瓦倫丁的履歷，輕蔑地說：“抱歉，我們隻投哈佛商學院（HBS）畢業的！” 就把瓦倫丁打發了。
瓦倫丁畢業于福特漢姆大學，相當于美國“二本”。在所羅門的恥辱遭遇，他記恨了一輩子。他對哈佛商學院有了特殊的印象，在他主政那些年，紅杉不招HBS畢業生。
所羅門銀行家并非矯情。那個年代，風投的确是哈佛人的天下。
一、女王與捕鲸：風險資本的原始形态
風險資本，顧名思義，就是冒着極高的風險，投資股權的資本形态。這是願打願挨的遊戲，投資人付出資本，創業者獲得之，雙方遵守嚴苛的約定，你情我願。即便失敗，也兩相無怨。一旦成功，雙方彼此成就，大恩不言謝！
這種模式極其簡單，卻威力無比。
風險投資雛形，可以追溯到西歐文藝複興時期。彼時商人雇用船隻，開展海外貿易，船長和船員分得部分利潤作為酬勞。Carried Interests即來源于此，意指船隻“承載之收益”。
1.西班牙女王：偉大的“風險投資家”
史上首個重大風險投資事件，乃國家意志的産物。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一世美豔驚人，才思靈活。她經由聯姻和軍事手段，于1492年統一了西班牙。同年，女王同意哥倫布的再三請求，命他奉船出海探險。經年的戰争，國庫空空如也，女王毅然變賣首飾，拿出私房錢，慷慨資助哥倫布。
這一英明的決定，回報無比豐厚：哥倫布竟然發現新大陸，滿載而歸，極大地拓展了西班牙領地，帶來源源不斷的黃金收入，西班牙一躍成為歐洲霸主，女王由是成為偉大的“風險投資家”！
但系統化采用類風險投資模式的，當數美國捕鲸業。
2.捕鲸業的風險模式
獨立戰争後，美國内需旺盛，人們将目光投向海上。鲸魚渾身皆為寶，捕鲸回報驚人，但風險巨大：捕鲸船與給養需要投入巨資，往往出行二三年才能往返，海上天災人禍頻發，一不小心就會葬身大海。根據文獻，19世紀從麻省新貝福出發的787艘船，三分之一沉沒或損毀。
電影《海洋深處》劇照
影片《海洋深處》改編自小說《白鲸》與同名獲獎作品，叙述驚心動魄的海洋悲劇。1819年，Essex号捕鲸船航行了一年，捕獵一條碩大無比的抹香鲸，憤怒的大鲸強力反擊，摧毀了主船，二十一名船員棄船逃亡。他們曆經艱險，忍受數月的饑餓、病痛和殘殺相食，最終僅八人生還。
既然捕鲸如此兇險，共擔風險才是好辦法：多位投資者合作提供絕大部分資金，船長也投入少量資本。捕鲸業的激勵機制與今天VC業相若，投資者拿走一半至三分之二的利潤，剩餘利潤由船長和船員支配。捕鲸業的整體投資回報率，居各行之冠，年化高達15%，最高甚至60%。
捕鲸業可觀的回報，吸引了無數資金進入，成為十九世紀美國五大支柱産業之一，高峰期美國捕鲸船隻數量占全球八成之多。
捕鲸業的資本大冒險，奠定了美國風險模式的經驗基礎。
十九世紀下半葉，美國的風險資本開始活躍，從大修鐵路，到卡内基建立鋼鐵帝國，到Charles Flint成立IBM前身CTR，再到愛迪生的電氣革命，都有風險資本的影子。 進入二十世紀，洛克菲勒（Rockefeller）、惠特尼（Whitney）、範德堡（Vanderbilts）和菲普斯（Phipps）等美國富有家族，嘗試投資新興科技企業，不過這些都還隻是有錢人的業餘愛好（hobbies）和玩票性質。
二、哈佛與ARD：風投的搖籃
系統化的風險投資是從美國東部開始的。人們習慣将VC與矽谷畫上等号，這不過是錯覺！ 哈佛大學商學院（HBS）才是名副其實的“風投黃埔軍校”，“校長”則是喬治（George Doriot）教授，第一代風險投資家的共同導師。
喬治生于法國，22歲來到美國求學，本要入讀麻省理工學院（MIT），卻陰差陽錯去了哈佛商學院。畢業後，他先在華爾街厮混，1924年榮歸哈佛，在商學院（HBS）講授《制造學》。喬治教授特立獨行，摒棄案例教學法，課堂上總是從頭講到尾，但他長于研究産業，很受學生的歡迎，很快蹿升為大牌教授。
1930年代，“大蕭條”摧毀了新英格蘭的傳統經濟，紡織和服裝業開工嚴重不足，和我國傳統産業今天的處境極為相似。 以MIT校長康普頓（Karl Compton）為首的名流，希望以新技術改造當地産業，推動經濟轉型。喬治積極參與其中,他還和一位實體學家以“企業協會”（Enterprise Associate）名義，募了30萬美元資金，探索以全新金融形式扶持科技企業的可行性。
二戰爆發打斷了他們的計劃。喬治教授入伍，負責美國陸軍的補給規劃工作，官居軍需部計劃局司令，陸軍準将。戰争甫一結束，他即傳回哈佛，重執教鞭。
1946年，以康普頓為首，波士頓名流們重拾計劃，發起美國研究開發公司（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也就是ARD，推選喬治為公司總裁。喬治戰前為“企業協會”效力時，學到一個教訓：必須有足夠的資金，才能有足夠的掌控力。
是以ARD采取了新做法，通過發行股票，公開籌集到350萬美元，再投給初創科技企業。受到ARD眷顧的公司，最為出名的要數DEC（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ARD在1957年向DEC投資10萬美元，1963年公司上市，到ARD最終退出的時候，回報高達700倍。
ARD的創舉，曆史意義何在？
ARD的建立，可以說是VC行業的起點，發明了全新的金融模式，其成功帶來極大的示範效應，為初創企業尋求股權資金的支援開辟了新路，标志風險投資的真正誕生。
喬治經營ARD的同時，繼續在HBS講授《制造學》，布道産業與創新理念，培養了一大批風險投資新秀。教授的的門生成千上萬，很多人成為大型企業高管，也有人從事金融和投資。其中，羅克（Arthur Rock)和珀金斯（Tom Perkins）等不少人日後将繼承衣缽，成為風投巨擘，大放光芒。
幾乎ARD創立的同時，先鋒影業老闆惠特尼（Whitney）家族，也脫離原有的業餘玩法，設立惠特尼公司 (J.H. Whitney & Company)，注資500萬美元，開展更為系統化的風險投資。他們将這個新玩法，定義為“風險投資”（Venture Capital），這是VC一詞的正式由來。
雖然創業土壤日漸肥沃，風險投資業的成型尚需兩大基礎條件：錢和人。 喬治教授在東岸的實踐，培養了一批風險投資人士。但風險投資的資金來源，此前依賴個人和家族，難以規模化，直到政府的介入才由個人為主，轉向了機構為主。
三、政府初次介入VC
美蘇争霸是橫亘上個世紀的持久事件， “冷戰”對美國經濟和現代科技的影響，非常之大。
1957年，蘇聯發射了世界第一顆人造衛星，震動了美國。為了奪取科技和軍事優勢，全美從上到下扶持中小科技企業，舉國推動創新。
國會于1958年通過《小企業投資法案》（Small Business Investment Companies Act），聯邦政府核準設立一批小企業投資公司 (SBIC)，提供杠杆資金：SBIC每向符合特定要求的小企業每投1美元，政府即予配套3美元貸款。
美國政府早在二戰期間，就大力扶持民間科技創新，以解決軍需，主要面向大型企業與著名高校。SBIC機制是政策第一次大規模向私營中小企業傾斜，标志美國政府創新政策的重大調整。
其結果是SBIC數量劇增，到1961年有500多家之多。SBIC帶來不少創新成果，佼佼者如喬治的哈佛學生錢伯斯（Frank Chambers），他創辦 Continental，利用這個政策，投資了ROLM, American Microsystems和KLA三家公司，取得佳績。
SBIC機制，解決了風險資本的來源，但存在争議。SBIC的決策極其保守，政府主導的政策落地不順。在1966年至1967年間，就有200多家SBIC公司夭折。數十億美元打了水漂！
今日重新檢讨SBIC政策的得失，人們已較為從容。持正而論，SIBC的負面效果當為事實，然而其好處也很明顯：SBIC普及了創業和投資理念，為美國培養了一大批創業家和風險投資家。
這個政策其後不斷修訂，已和當初相去甚遠。其衍生的“中小企業政策”，作為美國政府刺激創新的手段，經曆半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仍在發揮作用。
矽谷的誕生，是個意外 ― 布什，特曼與斯坦福
灣區擁有溫暖的氣候，包容的文化，随着鐵路和港口興起，人才接踵而至。周邊斯坦福、伯克利等高校和科研機構林立，科技日漸發達，1930年代灣區無線電産業群初步成形。
但矽谷自由創新氛圍的形成，要歸功于特曼（Frederick Terman）。特曼從小在斯坦福校園長大，父親是斯坦福大學教授。特曼有濃厚的斯坦福情結，曾在這裡長期執教，并打造了斯坦福科技帶，被稱為“矽谷之父”，使斯坦福成為美國西部的創新策源地。
特曼少年時體弱多病，生病期間整日與無線電為伍，成為無線電業餘愛好者。 他大學就近入讀斯坦福大學，學習化學，讀研時遵從内心，改學無線電，在MIT取得電子工程博士學位。
特曼博士畢業後，本想留在MIT任教，不料回斯坦福校園探親時患上肺結核，被迫在加州修養一年，MIT教授夢成為泡影。 考慮到加州氣候溫暖，适宜養病，特曼決定留在斯坦福，1925年成為其"無線電工程學"教授。 若非此變，特曼就不可能日後成為“矽谷之父”了，也許矽谷根本不會存在。
對特曼影響至深的，是他的博士導師、MIT教授布什(Vannevar Bush，和布什總統無親戚關系)。布什教授是模拟計算機及美國科技管理體系的主要創始者，建立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布什熱衷政治，長期擔任政策制定和智囊工作，小羅斯福總統任命他為美國史上首個總統科學顧問。二戰期間，布什教授擔任美國研發局(Office of Scientific and Development, 簡稱OSRD）局長，統領美國戰時幾乎所有的軍事研究項目，管理6000多名美國頂級科學家，在無線電、雷達、計算機等前沿科技的研究工作，其中最著名的為“曼哈頓計劃”（原子彈研究項目代号）。
布什教授提倡大學不要隻做象牙塔，更要成為産品研究與開發中心。他建議美國政府提供經費，大力支援科學研究，讓大學和私營企業依照實力競争科研經費。二戰永久地改變了美國軍方和高校的關系，受布什的推動，OSRD将大量課題交由高校研究。
布什導師可不講情面，特曼和斯坦福大學在競争研究課題中失利。OSRD撥款給高效的４億５千萬美元經費中，MIT、加州理工、哈佛和哥倫比亞大學拿了大頭，斯坦福研究水準欠佳，是以隻分得區區５萬美元的零頭。特曼隻好離開斯坦福，到波士頓去上司哈佛無線電研究實驗室的研究工作，幫助盟軍進行電子對抗。
戰後，特曼回到斯坦福大學，擔任工程學院院長。他決心扭轉斯坦福大學科研落後的局面，改變政府的偏見。特曼首先把哈佛無線電研究實驗室的多位頂尖人才聘到斯坦福，建立斯坦福電子研究室(Electronic Research Lab, ERL），迅速提升了斯坦福工程學院的水準。實驗室成立不久就赢得軍方源源不斷的合同。從1955年到1965年，特曼擔任斯坦福大學教務長，大幅擴充科學與工程科系，獲得美國國防部來的重金資助，幫助斯坦福大學進一步提升了學術和研究地位。
特曼教授在斯坦福大力推動科研成果轉化，簡化學校科研成功的轉讓。與波士頓周邊的大學傳統不同，特曼鼓勵斯坦福工程學院的學生創業。由此，斯坦福大學孵化了一批高科技企業，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惠普。
惠普由特曼的學生休利特（Bill Hewlett）和帕卡德（David Packard）于1939年在車庫裡創辦。二人平分公司股份，命名公司時，Hewlett和Packard誰該放在名字的前面呢？ 這可難不倒他們兩！通過扔硬币這一古老的方式，休利特赢得優先命名權，公司于是命名為Hewlett Packard,中文譯為惠普。特曼教授幫助惠普獲得啟動資金貸款，還介紹客戶。公司從電子振蕩器起家，很快發展成首屈一指的新興測試儀表巨頭。
1951年，特曼還建立了斯坦福科技園,這是世界上第一個高校工業園，占地約600英畝。科技園吸引了許多高科技企業入住，包括惠普、柯達和洛克希德等，到1980年代雲集了數千家科技企業。這裡成為産學研結合的試驗田，奠定了矽谷電子業的基礎。以此為中心，矽谷逐漸形成全球矚目的科技産業區。
近二十年，中國不少高校效仿斯坦福，推進産學研結合和科研成功轉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其影響力同斯坦福大學還有很大的差距，糟糕的是有些地方走了樣，搞成了房地産。
受軍事和新興技術的帶動，電力、電子、半導體工業、軟體和網際網路行業，在灣區特别是矽谷地帶陸續崛起，風險投資在其中更是扮演了重要角色。
四、Arthur Rock：風險投資第一人
稱羅克（Arthur Rock，1926年- ）是VC第一人，應無異議。他是最早登上《時代》周刊封面（1984年）的風險投資家，投資成果包括仙童半導體、SDS、英特爾、蘋果，他在這些公司的創辦中極為關鍵。
羅克是俄國猶太移民的兒子，短暫從軍後，在雪城大學修讀政治學和金融，後來入讀哈佛商學院，是喬治教授的學生。羅克1951年從HBS畢業，前往紐約海登石投行（Hayden Stone）工作，憑借熱情、悟性和專注，成為科技領域的投行家。猶太人在創業與投資史上，比較活躍，占有獨特的地位，到處都有他們的影子。
1957年，是風險投資史上的一個大年！此年發生了兩件大事：（1）在美國東部，喬治推動ARD投資了DEC；（2）在美國西部，他的學生羅克撮合仙童家族資助八個科學家，創辦仙童半導體。
有了仙童半導體，矽谷才能成為真正的“矽谷”(Silicon Valley)。在仙童半導體之前，矽谷其實隻是“微波之谷”(Microwave Valley)，電子管和無線電才是當地核心科技産業。仙童半導體的重要性，在于其為“矽谷人才搖籃”，培養了一大批人才頂尖的技術、管理和投資人才，奠定了矽谷的日後産業和投資的基礎。
1.仙童半導體的接生婆
仙童半導體的誕生是個傳奇，它是羅克投資生涯的起點。一個偶然的機會，海登石投行收到一位客戶兒子的求職信,請求幫助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實驗室的七個科學家集體找份工作。寫信者名叫克萊納（Eugene Kleiner），來自加州，是七個科學家之一。
肖克利博士是半導體發明人，1956年榮膺諾貝爾實體獎之前，這個大孝子為了照顧生病的母親，離開貝爾實驗室，回到灣區組建肖克利實驗室，網羅一批科學家，專門研究半導體。可惜肖克利是個學閥，難以相處，實驗室的七位核心人員忍無可忍，決定集體跳槽，希望找到栖身之所，繼續他們的研究工作大約需要150萬美元。 投行将這個艱巨的任務,交由擅長科技領域的羅克完成。
叛逆八人幫:仙童半導體的創始人們
對客戶兒子的請求，羅克可不敢怠慢。他苦思冥想，蹦出一個好辦法：幹脆找人出錢，與幾位科學家設立全新的公司，一切問題可迎刃而解，海登石還能從中賺取一筆傭金。
找錢并不容易，他求了35家大公司，全吃了閉門羹。陷入絕望之際，第36個投資人買了單，照相機廠商仙童家族早年資助過IBM的建立，是IBM的最大個人股東，對科技投資有興趣。雙方一拍即合，仙童家族投入150萬美元，包括克萊納在内的七個科學家，連同半路加盟的諾伊斯（Robert Noyce），八人一起逃離肖克利實驗室，成立仙童半導體公司。雙方約定，仙童家族占股20%，科學家們每人占股10%，仙童未來有權以300萬美金價格将公司整體收購。
羞憤之餘，肖克利将八人稱作“叛逆八人幫”（The Traitorous Eight）。諾伊斯成為八人的頭兒，負責仙童半導體的經營管理。他很崇拜肖克利博士，本來沒想着要背叛，但其他七個科學家認為他具有管理才能，威逼利誘，差不多是裹挾他出走的。
仙童半導體一帆風順，那個年代晶片用量少，需要定制，美國軍方成為仙童的大客戶，公司很快就盈利了。随後，仙童執行了全資收購協定，八個科學家每人分得一筆錢，從股東變成公司雇員，純為仙童家族打工。
仙童半導體和母公司分别位于加州和紐約，溝通不暢，加上母公司控制欲日漸增強，雙方隔閡與沖突不斷。自由慣了科學家們，本已财務自由，于是紛紛再度走上逃離之路。
• 1961年，霍尼(Jean Hoerni)、 拉斯特(Jay Last), 羅伯茨(Sheldon Roberts)三人出走，創辦了Amelco，就是後來的Teledyne，從事半導體測試技術。羅克瞅準了這個機會，投了Teledyne一小筆，獲得了極大的成功。
• 1962年，克萊納也出走，創辦了Edex，轉行教育科技事業，在套現出售之後，創立KP，打造了矽谷最頂尖的創投基金。
• 公司總裁諾伊斯(Robert Noyce)與研發主管摩爾(Gordon Moore)堅持到1968年，終究一起離開，順道帶走了工藝專家格魯夫（Andy Grove），創辦英特爾。
• 不久，格林奇(Victor Grinich)和額布蘭克(Julius Blank)，也相繼離開。
既然創始人都已溜走，仙童的其他人也無意久留。1967年，仙童半導體銷售副總裁瓦倫丁（Don Valentine）追随仙童半導體營運總經理史波克（Charlie Sporck），跳槽到國民半導體（National Semiconductor）,随後創辦紅杉資本。瓦倫丁的手下人馬庫拉（Mike Markkula），日後成為蘋果投資人和聯合創始人。
兩年後，瓦倫丁的繼任者、仙童銷售主管桑德斯（Jerry Sanders）也離職，帶着七位同僚創辦AMD，成為前老闆諾伊斯和摩爾創立的英特爾的長期對手。AMD和英特爾的複雜關系，我們後來再談。
随着仙童半導體的人才不斷溢出，灣區半導體創業如雨後春筍一般。矽谷有一半的半導體公司，直接或間接源自仙童。據說1969年半導體工程師大會400位與會者中，隻有6%來自仙童之外！
羅克作為“叛逆八人幫”的伯樂，敏銳地意識到，加州的科技創新大有作為。他決心搬到加州，大展拳腳。
羅克(Arthur Rock)
2.創辦Davis & Rock，投資SDS
羅克在紐約時，和加州地産商Kern County Land接洽，結識了其副總裁戴維斯（Thomas Davis）。戴維斯畢業于哈佛大學法律系，二戰中因公負傷，在舊金山治療康複并留在灣區。
二人此後維持非正式的合作關系，無奈Kern County Land非常保守，戴維斯于是離開，轉而和羅克合夥創辦Davis & Rock公司，全力從事風險投資事業。募資工作并不難，羅克在東部的人脈幫了大忙，Davis & Rock一共募集了500萬美元。
這期基金實際隻投出300萬美金，總回報卻高達基金總額的20倍，SDS（Scientific Data System,科學資料系統公司）貢獻了絕大部分收益。基金對SDS的原始投入不到30萬美元（亦說100萬美金），占80%股份，羅克擔任SDS董事長。8年後施樂以10億美金天價收購SDS， Davis & Rock收益竟有兩百多倍。
SDS由派裡維斯基(Max Palevsky)為首的十多位計算機科學家建立，在全球最先采用內建電路和矽半導體，開發出大型計算機，産品性能優良，價格便宜。在美蘇太空競賽期間，SDS向美國國家宇航局（NASA）等軍事機構出售了高性能計算機。羅克在董事會上，多聽少說。派裡維斯基對羅克言聽計從，他将SDS的成功，歸于羅克“堅定的意志”(implacable will)和“必勝的信念”（a will that wont conceive of not winning）。
SDS有個特殊之處，它是首個給高管之外的普通員工發放期權的初創公司。
作為SDS的投資人，Davis & Rock公司也有個特别之處，他們收取基金收益的20%作為酬勞，這個比例成為VC行業标準，直到KP出現後才有所改變（KP收取30%）。1968年基金到期清盤，羅克和戴維斯分得的利潤高達1600萬美金之巨！
羅克和戴維斯二人性格相反，戴維斯開放，熱情，健談；羅克安靜，憂郁，沉默寡言。二人隻合作了一期基金，就分道揚镳了。發财後，兩人都想“休息一下”，卻也彼此都沒閑着。戴維斯與人合作創辦Mayfield基金。 羅克短暫和他人合夥創辦了Arthur & Associates，但回報一般，幹脆成為投資“個體戶”。接下來他投資了英特爾和蘋果，聲名大振，成為西海岸VC翹楚。
3.輕松投中英特爾
半導體和微處理器改變了世界，英特爾是此中先鋒。投資英特爾，是羅克的大手筆。
諾伊斯和摩爾在仙童半導體漸感厭煩，想要創辦自己的事業。他們認定半導體存儲大有可為，于是找到羅克，請他再次幫助籌集資金。羅克不假思索就答應下來，他撰寫的商業計劃書堪稱經典，隻有一頁半。羅克僅用一下午就從15個投資者手中募得250萬美金，其中包括他自己的30萬美元，Venrock也參與了投資。
羅克的Davis & Rock基金有個投資者，是磁存儲器專家，認為“半導體存儲沒有前途”，極力阻止羅克投資英特爾。羅克權當耳邊風，不加理會。羅克後來回憶說，出于對諾伊斯和摩爾夥伴的絕對信任，這是他投資生涯中，唯一在最初就有成功把握的項目！
英特爾的英文名稱Intel，取意“內建電子”（Integrated Electronics），這是摩爾想到的，符合他“好名字不超過5個英文字元”的标準，易記，響亮！英特爾是矽谷寵兒，其創新能力和精益求精成為矽谷象征。
諾伊斯和摩爾都是科學家，生産不是他們的特長。格魯夫成為英特爾第一個雇員，從仙童半導體跳槽英特爾。格魯夫原本是仙童半導體生産負責人，精通流片和生産工藝。多年後他繼任英特爾CEO，将公司轉型為處理器霸主。
與SDS派裡維斯基一樣，格魯夫總是将英特爾的成功，歸功于羅克。
4.完美錯過AMD
羅克錯過AMD，是他看走了眼。
AMD桑德斯建立AMD完全是白手起家。諾伊斯原本希望拉上桑德斯（Jerry Sanders）一起創辦英特爾，但不知為何遭摩爾反對而作罷。桑德斯很快在仙童半導體呆不下去了，新來的總裁将其解雇。失魂落魄的桑德斯，隻好帶着七個兄弟自尋出路，創辦了AMD。
AMD團隊遠沒有英特爾那般閃亮，融資談何容易？他們為投資人準備的70頁詳細商業計劃書，幾乎無人問津。桑德斯拜訪的第一個投資人就是羅克，羅克不看好這個強銷售、弱技術的團隊，拒絕幫助。
英特爾的諾伊斯這時善心大發，他和幾位仙童及英特爾同僚們一起，幫助桑德斯勉強湊足150萬美金，AMD終于成立了！這些信任他的人沒有失望，十多年後AMD上市，他們回報高達數十倍。
羅克投資的項目不多，卻很少失手。他的方法論很簡單，就是隻投人。羅克對技術一竅不通，他的口号是“投對人”（Back the right people）：注重創始人的人品、動機、市場能力、經驗技巧、财務能力和上司力。
在評價羅克的輝煌成就時，紅杉創始人、相當孤傲的瓦倫丁露出了尊敬:“他就是很牛，在我看來，無人能及！”
五、第一代其他風險投資家
喬治教授開創了現代風險投資業。美國第一代風險投資家，主要是喬治教授的哈佛門生、ARD職業經理人，及美國的富有家族組成，其中包括羅克。這些人互相之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1965年到1970年之間，美國東岸先後成立了灰鎖基金（Greylock）、Venrock、TA、茶思河（Charles River）等新基金，多數創始人來自ARD和哈佛商學院，和喬治教授有密切的聯系。
以灰鎖基金（Greylock）為例。灰鎖成立于1965年，由三個哈佛商學院的學生創辦，其中二人在ARD為喬治工作過。 領頭的艾法思（William Elfers），在很長時間内是ARD第二交椅，負責日常決策，活在喬治教授的陰影下。他很希望發出自己的光輝，是以創辦灰鎖。灰鎖基金創立至今，始終是首屈一指的VC，有近200個IPO退出和100多個并購退出。
1969年，洛克菲勒家族在紐約成立Venrock，步Whitney家族的後塵，以更加積極的态度開展系統化投資。Venrock取名于Venture & Rockefeller的縮寫，意思是洛克菲勒家族VC基金。基金由奎思普（Peter Crisp）擔綱大任，他畢業于哈佛商學院，和Arthur一樣也是喬治教授的學生。
Venrock業績輝煌，先後領投過英特爾、蘋果等。我國富有家族正在經曆第二代傳承，洛克菲勒家族的股權投資經驗，值得國内有錢人學習和借鑒。
西海岸的風險投資，起步雖比東部晚，活躍度卻遠超東部。活躍在西岸的，除了羅克和戴維斯，還有德雷珀(Bill Draper)父子、約翰遜（Pitch Johnson）、丹尼斯（Reid Dennis）、盧卡斯（Don Lucas）、布萊恩（John Bryan）、愛德華茲（Bill Edwards）等等，好幾位也是喬治的學生。
美國西岸第一家風險投資公司是DGA（Draper, Gaither & Anderson），1959年創立，三個創始人都有軍方背景，分别是華爾街銀行家、二戰軍官德雷珀（William Draper, Jr.），蘭德智庫創始人羅恩·蓋瑟（Rowan Gaither），以及退役的空軍将領安德遜（Frederick Anderson, Jr.），都在加州工作過，熟悉灣區的經濟環境。DGA的主要出資人事洛克菲勒家族。DGA三個大人物實在太忙，無暇顧及項目，不能在一線親力親為，運作幾年就清盤了。
DGA業績平平，曆史地位卻極為重要。DGA不僅開創了美國西海岸風險投資活動的，更是史上第一家有限合夥制的VC基金。羅克的Rock & Davis是第二家采用有限合夥制的VC基金。兩家公司奠定了今日風險投資的法律架構基礎。
公司解體後，DGA幾個年輕人自尋出路，創立各自的VC基金，包括德雷珀的兒子德雷珀三世，以及甲骨文公司的早期投資人盧卡斯（Don Lucas）, 在DGA盧卡斯投了國民半導體 。
德雷珀家族三代人都是風險投資家。DGA創辦人德雷珀（William Henry Draper Jr. ）的兒子德雷珀三世，和老布什總統是耶魯大學同學，參加過北韓戰争，哈佛商學院畢業後進入鋼鐵行業，1959年起跟随老爹在DGA學習投資。其後輾轉多次，成立賽特-希爾基金（Sutter Hill），開創了不少新玩法。德雷珀三世投資過Hotmail和百度等項目，他對Skype的250萬美元投資回報高達25億美元。
德雷珀三世年老後，喜歡拓展海外業務，他的兒子德雷珀四世（Tim Draper）則在1985年成立了德豐傑基金（DFJ）。DFJ和德雷珀在全球各地有不少分号，外界也分不清楚，容易産生混亂。
離開DGA後，盧卡斯也變成了單幹戶，投了晶片設計EDA工具企業Candence和Macromedia的前身Authorware。但他最出名的投資有兩個，一是幸運地在1977年投了甲骨文軟體（Oracle），捧紅了埃裡森（Larry Ellison），赢得盛名。埃裡森在節制、低調的矽谷，是臭名昭著的花花公子，不斷搞出桃色新聞，甲骨文業務卻蒸蒸日上，獨霸資料庫領域數十年，但是最近中國的裁員風波動靜極大，外資在華越來越不适應。
盧卡斯另一件出名的案子，是步德雷珀四世的後塵，投了血液檢測公司Theranos，竭力為其背書，卷入矽谷近年最大的創業神話醜聞，顔面掃盡！這起醜聞，被寫成新書《壞血》（Bad Blood）。
Theranos創始人霍姆斯（Elizabeth Holmes）從斯坦福大學辍學，創辦了Theranos。她宣稱找到一種黑科技，僅用指尖血就能完成無數項化驗。霍姆斯高鼻深眼，身着黑色高領衫，魅力四射，有“下一個喬布斯”的美譽，榮登《福布斯》和《财富》的封面。
在騙局被揭穿之前，公司融得數億美金，估值高達90億美元，獲得了大量政、商、學名流的追捧，投資人包括學術權威羅伯遜（Channing Robertson）、 前國務卿舒爾茨（George Shultz）、前國防部長馬蒂斯（James Mattis）、傳媒大亨默多克，以及矽谷如雷貫耳的投資家們。紙包不住火，Theranos的騙局終于被捅破，盧卡斯作為公司最早的投資人之一，十分難堪。
戴維斯和羅克分開之後，1969年和另一個“戴維斯”（Wally Davis，二人同姓但并無親戚關系）合作建立Mayfield基金，首期基金表現一般。但他堅持了下來，圍繞斯坦福大學投資科技企業，其輝煌的投資業績包括3Com、Amgen、雅達利(Atari)、康柏(Compaq)、基因泰克（Genentech）和閃迪（SanDisk）。
關于Mayfield基金，有必要多寫幾句，國内的金沙江創投（GSR）最早就是和Mayfield合作成立的，最初主要是丁健、林仁俊、伍伸俊和潘曉峰四位。
仔細分析，早年國内的美元系VC基金，多由海外“幹爹”撐腰。IDG、賽富、紅杉、GGV、DCM、光速、紅點、晨興，無一例外。今天國内第二代VC，起家方法有所不同，很多靠自身努力募集基金，已有幾匹“黑馬”跑成了“白馬”，更多人還在努力追趕中。
美國第一代風險投資家群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Arthur & Davis投了SDS, 羅克自己投了英特爾和蘋果；Draper & Johnson投了天騰（Tandem）；盧卡斯再造了國民半導體（National Semiconductor）,後來投了SDA（Cadence）和 Oracle；Venrock投了英特爾，蘋果和3Com；Mayfield也投了天騰，3Com和康柏電腦，等等。
相比今天的芸芸衆生，第一代風險投資家的數量極少，個個都是精英。1969年美國VC界在舊金山Mark Hopkins酒店舉辦行業聚會，差不多全美主要風險投資人士都到了場，也就20人上下。
進入1970年代，以KP和紅杉為代表，第二代風險投資家開始崛起。相比第一代投資家，KP和紅杉這些後來者更為機構化，互相之間合作少，競争多，還更加重視投後管理工作。
投資需要時代的機遇。第一代風險投資者，趕上了半導體和大型計算機的發展。天賜良機，KP和紅杉這一代人，遇到個人電腦時代和網際網路的崛起，取得了更為驕人的業績。
作者：王求樂 名川資本創始合夥人